伴随着文学内容的大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也必须而且确实获得了大解放。白话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在“诗体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诗，并且明显地摆脱了旧诗体式的束缚。继《新青年》之后，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白话文越出纯文学的范围，几乎在整个文化领域内形成了席卷一切之势。自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一些本来为旧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不得不自次年起逐渐改用白话。到一九二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了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着二千余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在“五四”时期短短几年内，即受到致命的打击，其阵地大部分被攻占。这个事实固然表明封建事物本身的衰朽，却更清楚地显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所特有的威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先驱者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已经远远越出单纯的进化观念，而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当着封建文人讥笑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一哂”，称它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注：见林纾《致察鹤卿太史书》，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的时候，鲁迅曾直认不讳地回答道：“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注：《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显然，对于文学工具问题，鲁迅是从“四万万中国人”——广大人民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也表明，“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起点，已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最初的倾向和意义。
文学主张、文学观念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也有新的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取得优势。从这种思想出发，《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对黑幕派小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改革旧戏问题也在这时开始提出，一些人发展到偏激地称旧戏为“百兽率舞”而加以全盘的否定。与些同时，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得出了“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的结论。他们坚信新文学的远大前途，同时力图对它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出新的说明。针对着胡适等人积极宣扬的所谓“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之类的主张，李大钊撰写了《什么是新文学》(注：《星期日》“社会问题号”，1920年1月4日。)一文，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他尖锐批评某些新文学作者存在的“好名”心理，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为此，“作者的心理中”必须清除“科举的(指封建的——引者)、商贾的(指资本主义的——引者)旧毒新毒”。李大钊正面主张：新文学如求“花木长得美茂”，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正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展开以后不久；可以认为，李大钊这里所要求的“坚信的主义”，正是为胡适所竭力反对而为他自己所坚决保卫的马克思主义。文中把“博爱的精神”与“坚信的主义”同时并提，这自然反映了作者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还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所谓“博爱精神”或“博爱心”，是作为个人主义“好名心”的对立语来使用的，其真正含义已与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有了不同。《什么是新文学》虽然只是一篇短文，其中有些说法还嫌模糊，但从实际内容考察起来，却已初步地触及新文学运动到底沿着革命还是改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路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运动的一种积极的号召。
网 络 连 接 世 界
网址：http://www.chinanwa.com
电子邮箱： 
1009068986@qq.com
网络作家网
『 中网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