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校的四年间,我们时常会说起赵铁花。我们都说,赵铁花是个不错的人。他不像对面的五班长,喜欢翘兰花指,常常让手下的新学员长久地保持踢腿摆臂的正步分解动作,自己则站在树阴下抽烟,看着那一列短袖军装逐渐被汗水浸透;也不像隔壁的七班长,嗓音像铁锹在水泥地上拖行一样刺耳,总是用缠着绿色塑料胶带的竹质教鞭,微笑着击打那些没有绷紧的脚尖,锐痛的脚趾们龟缩在臭烘烘的军用胶鞋里,无法呻吟。与他们相比,赵铁花显得善良甚至有些慈爱,虽然他总是训斥我们。 汪奇说,那个女人肯定是赵铁花小时订下的娃娃亲,赵铁花想结束这桩包办婚姻,所以那女人就找上门来闹了。 任小俊则持另一观点,他说一定是赵铁花已经和那个女人上过床,后来又要甩掉人家,可不得跟赵铁花拼命。 肖明说,任小俊你少扯,那女的长得那么难看,赵班长怎么可能看得上,还是汪奇说的比较可信。 任小俊说,我说的怎么就不可信了,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人家长得虽然不怎么白,但好歹是个黄花闺女吧。 每次提起赵铁花,我们就会这么毫无意义地分析着。我也觉得汪奇说得有理,像那些久远年代的故事一样。然而再有道理,也只是猜测罢了,我们永远无法从赵铁花那里得到印证,而且,就算我们知道了真相,又有什么意义?那只是赵铁花的生活和命运,我们只能旁观,而无法介入或改变他的生活和命运。老实说,我们一点也不了解赵铁花,除了那一个月对我们的教导之外,我们不知道他的过去和未来,他的喜悦和伤悲。我们的生活轨迹只有一个月是重合的,如同他驾车载我们经过一段不长但重要的路,在某处把我们放下后,他又开着车离去了。我们不知道他将驶往何处。 薄暮之光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架墨绿色安二六军用飞机在关中平原上空缓慢飞行。机舱里坐着一位面容开阔目光深邃的空军中将。飞行的途中,他一直沉默不语,或许他在回忆当年在苏联红军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留学的时光,或者是发动机上的油污以及美好的红菜汤。当飞机飞至西安以东数十公里时,他突然指着舷窗外问,这是什么地方?随行的军官们急忙往下看。翼下一片被白雪覆盖的塬地从河谷平缓地上升并舒展开来,让人想起一条被微风吹拂的纱巾。 首长,一位手拿航图的少校报告说,这里叫西外。 学校就建在这吧,这地方不错。这位将军说完,又将嘴唇合拢到了威严的程度。 三个月后,我所在的这所军校成立了。 我记不清当年是谁告诉过我这段关于军校的历史,或许是我从哪本书上看来的,然后被我加了一些合理的想象。每次我们列队走过长长的水泥台阶,看到隐藏在树林里的那座首任校长曾住过的两层红砖小楼时,我会觉得这段历史更像是个迷人的传说,而我,居然每天都路过这个传说。 新训结束后,我们开始有机会去了解这所军校。那时我很喜欢站在位于山腰上的教学楼顶,和汪奇一边抽烟一边俯瞰这所我已经呆了一个多月、坐落在繁盛植被中的军校全貌,以及远处笼罩在灰白色雾霭中的田野和河流。那时我觉得自己意气风发,很想指点江山,汪奇则试图激扬文字。站在楼顶上,我极其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与众不同,我全身被呼之欲出的蓬勃感充盈,觉得自己注定会成为一个卓尔不群的人。我想汪奇也有同感,因为他有几次用力拍着楼顶平台的栏杆,一边极目远眺一边大声说“靠”,我分析他可能是想赋诗一首但赋不出来,何况一首诗往往不如一个“靠”字言简意赅又切中要害。那时我还不知道生命起源于遥远的星际尘埃,也没看过那部里面有一句“人之所长大是为了明白自己渺小”台词的电影。总之,我不知道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渺小的,没有谁能伟大到能够不被时间忽略不计。所以,如果有另一个意气风发并且不带望远镜的人站另一个山头往这边看,他压根不会发现我的存在。 新训刚刚结束,我就有点怀念起它来了。现在看来,那一个月的生活虽然离我最远,我却记得最清楚。记忆不可操纵,真正存在过的生命是那些未被遗忘的时光。四年军校生活,唯有新训一月完整清晰,余下的时间全都支离破碎凌乱模糊。回忆零乱存在并无不妥,只是叙述起来比较困难。回忆总是比叙述更真实和自由。回忆是自然主义的,不需要任何构思、灵感、伏笔和隐喻,可叙述不行。好比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哪本书在书架的哪个位置,但如果要让别人了解,我得像图书管理员一样为它们编制索引,把它们分门别类。这样虽然合理,却缺少了趣味。可我没别的什么好办法了。 新训一个月里,我的军装似乎总是湿的,汗和雨混合的液体终日浸泡着它们,早晨起床穿衣时那种冰凉黏腻的感觉至今仍留在我的皮肤上。顶住,顶住,一切都会结束的。那时我总是这么安慰自己。可当我终于穿上干燥的军装,坐在阳光充足的教室里听课或者冥想时,却又觉得有些失落。新训时的情绪潮水般退去,留下一片空旷寂寞的沙滩。 开始上课的那几天,每天上午第一节大课结束后,我总是困倦难当,渴望长睡不起。我想这是因为我的灵魂对不起我的肉体。新训一个月,我的肉体疲惫不堪,但绷紧的神经阻止了它的倒下,精神真是很有力量。然而当我不再需要一动不动地站上两个小时或者听到半夜哨响而起床狂奔时,我的精神力量顿时溃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