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想通了吗？
　　我告诉过你我想不通了吗？汪奇嘻嘻地笑起来，我还不至于那么不结实。
　　白建生有些不知所措地站起来，走了。
　　我是不是特丢人？等他们都离开宿舍，汪奇对我说。
　　丢啥人？这有啥丢人的。我说，班长都说你不错了，我觉得你也不错。
　　我没想到自己连阅兵都参加不了。这两天我老在想我上军校是不是个错误。也可能我不是当兵的料。汪奇闷闷不乐地说。
　　我没想到汪奇会对这事这么在乎。我一直以为他会为此高兴，看来不是这样。我只得宽慰他，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就是那个短尺而我们只是那个长寸，但尺终究比寸长等等。说了半天，总算让他开心一点了。
　　方队不可能呆在走廊里，我们整天都回到操场上训练。细细的秋雨中，我们新发的唯一一套的确良夏常服常常处在潮湿的状态，只能等晚上挂在宿舍晾干，第二天再穿。为了让班长们看到摆臂和踢腿的动作，我们被要求把袖子和裤腿分别挽到肘和膝以上，“已凉天气未寒时”，夏天已经远去，我们已身处一九九二年的秋天。真快。我已经忘了闷热难耐的感觉，开始怀念温暖了。
　　九月三十号午饭后，赵铁花兴冲冲地抱着一个大塑料袋进来，放在靠窗的内务柜上。我们围上去，禁不住欢呼起来。
　　天蓝色镶着金边的肩章，长着金翼的五角星领花，松枝簇拥着八一军徽的大帽徽，一切都是崭新的、闪亮的、迷人的。这是我们一个月奋斗的结果，或者说，是我们一个月奋斗结果的物质表现形式。那个中午，我们激动地往衣服上缀钉这些标志服饰，兴奋得满脸通红。过了一会儿，我们八十一个新学员穿着帽徽、领花和肩章齐全的夏常服在俱乐部集合，面对着两个老学员举起的军旗，跟着教导员宣读军人誓词。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鲜血顶得头皮一跳一跳地，让我强烈眩晕。宣誓完毕，我们依次在一个红色硬壳的大本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标志着我们从此拥有了真正的军人身份，正式成为军队一员。那是种比听到我爱的姑娘亲口告诉我她也爱我更强烈的幸福感。
　　回到宿舍，我脱下军装，把它平放在床上仔细端详。即使是后来换发07式军装，我都再没有一九九二年的那种热烈的喜悦。那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不时常出现，也可能是时光磨掉了我灵魂柔嫩的触角，让它生出了老茧，不再轻易为什么事物喜怒哀乐。一九九二年初秋，我坐在小凳上凝视着缀上领花和五号肩章的夏常服，它看上去是那么生动美好、感人至深。我确信它找到了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