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什么”到“怎么写” ——关于三十年青年作家的创作状态

【作者】谢有顺

    再过50年，当那一代的读者或研究者读今天的作品时，他会出现一个幻觉，觉得这一代人都在喝咖啡、吃哈根达斯、游历世界、穿名牌。这是一种新的文学执迷。新一代写作者要警诫一种经验对另外一种经验的消灭。

    很多人都留意到一个现象:中国作家普遍面临“中年困境”。从现代文学开始，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期写的，进入中年后，有些人不写了，有些人即便还写，作品在其个人写作史上可能也没有标志性意义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青年作家的文学实际上代表着当代文学，或者说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三十年中，中国当代文学的每一次变化，几乎都是由青年作家发动、并且最终完成的。他们在进入创作时，一直有一种变革的，或者说解放的渴望。就是通过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的变革，文学在处理一些题材时，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可能性。

    新时期初期，朦胧诗人和小说家的崛起，改变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他们甚至也改变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然后，先锋文学兴起，那样一批20来岁，甚至比现在的“80后”都要年轻的作家，改变了文学和语言的关系，所谓的形式、语言、实验，成了当时的主题词。再往下，“新写实”小说家改变了文学如何处理经验的方式。之后70年代作家改变了文学处理欲望和身体的方式。到了“80后”，这种断裂感，有了更加本质、更大的变化。

    从这些表述里可以看出，这三十年来，青年作家的创作一直围绕着一个主题:从“写什么”到“怎么写”。朦胧诗开始时，一方面是写法上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写什么”方面确实也有变化。他们写植物，写橡树、木棉花等，不仅仅是符号的变化，还包括着一种文学观念的变化。当“写什么”的问题泛滥后，“怎么写”的问题可能又一次被提出来。但是近些年，“80后”作家的兴起，从根本意义上颠覆了很多前面的文学观念。他们不但在写法上有变化、“写什么”上有变化，连作家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都和以前完全不同。

    以前的作家，基本上是依靠杂志、评论家、文学史这几个要素塑造出来的，但现在这批最年轻的作家却没有谁是通过杂志走向文坛的。他们不太在乎评论家怎么说他们，同时也不关心文学史会怎么写他们。他们不太在意学术刊物是不是研究了自己的作品，却可能非常在意记者，包括网络媒体会怎么推介它，会怎么评价它。在他们的视野里，出版社、读者见面会、新闻发布会和媒体构成了新的三位一体的生存环境，这和前面几代作家被塑造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的写作和阅读趣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出版家调查过，现在阅读、购买书籍的人群基本上是年轻人，浅阅读，碎片式、感觉式，反深度的阅读等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在年轻的写作者和阅读者中都非常明显。我们持守的经典的文学观念、经典的文学传播方式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影响现在更年轻一代的作者？我个人深有疑虑。

    现在，最年轻一代的作家拥有很大的读者群，他们有自己的经验范围、话语方式以及写作特点，但文学可能也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传承下去的，他们也有需要面对的问题。

    第一，他们写作的内容普遍集中在都市的时尚生活上，这是他们写作经验的边界和领域。但这样的写作其实包含着一种危机，它意味着有更多无名的、匿名的生活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一代作家的笔下。大多数人都在写一种时尚的都市生活，可能过一段时间，文学里就找不到农村里的、流水线上的生活的踪影了。再过50年，当那一代的读者或研究者读今天的作品时，他会出现一个幻觉，觉得这一代人都在喝咖啡、吃哈根达斯、游历世界、穿名牌。这是一种新的文学执迷。新一代的写作者要警诫一种经验对另外一种经验的消灭。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为什么比较看重郑小琼等人的诗歌，正是因为他们提供除了锦衣玉食之外的另外一种生活的声音，虽然这种声音在目前非常微弱。

    第二，他们在精神上基本都是孤愤的。他们对时代的不满、反抗，也显示出这一代人的局限性，就是缺乏温暖的东西，缺乏对当代生活更公正的眼光。第三，他们的话语方式很有个性，但现在这种所谓的诙谐的、插科打诨的话语方式已经占了主流。就现实而言，中国社会已经变得不幽默，如果我们都用一种幽默的、搞笑的方式来描述这一时代的现实，可能会过于表面。文学如果都是插科打诨，也会缺乏庄重的力量。像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也是一种诙谐的话语方式，但骨子里还是可以摸到沉重、庄严的东西。在这些方面，年轻作家还是比较匮乏的。

 
【原载】 《文学报》2008-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