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生就业困局

2008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压在白杨树的树冠上，一夜间把陶家沟中学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劈成了两半。陶家沟中学的师生们吓了一跳：这地方，每年都会有一场大雪，20厘米左右，但从来没见过冷到能把树劈开的。

“实在太冷了！”2008年12月15日9时，刚刚从兰州市区的家里回到学校的常钰香开始了她新一周的第一节英语课。教室里燃着炉子，不过要把手放在炉桶上才能感觉出一丝热气。常钰香穿着棉衣、围着围巾，在讲台上搓着手不停地走来走去，“老师上课是不能戴手套的。”

陶家沟的冬天让她受不了。上班第一年的冬天，她就被冻回了家。“冷得我肚子疼！逃回了家。”从那时候起，她的脚就患上了冻疮，一到冬天就犯。

常钰香，地道的城里人，2003年8月，被分配到了这所偏僻的中学。作为第一波扩招后的毕业生，常钰香选择了服从分配，“那时候找工作已经不太容易了”。

渴望上北大的乡村教师

“以前我也很娇气，但是现在不了。”常钰香承认，这几年乡下的学生教给了她许多东西。“我小时候在城里上学，天气太冷了就不愿意去了。但现在看到那么多学生都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怎能不去上课？”

不住校的学生上学大都要走上40分钟的山路，远一点的要一个多小时。“天冷的时候，这些学生披星戴月地走进教室，头发上都是冰渣子，眉毛上挂着霜。”

6年的乡村教师生涯，让常钰香这个生长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习惯了陶家沟的一切。“城市当然好，但是农村也不可怕。”

陶家沟中学在兰州市七里河区最偏僻的乡下，今年夏天之前，这里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车愿意上山来—至今，只要下雨、下雪，依旧没有车能从大坡上爬上来。“每周回一趟家，走40多分钟到山下，才能坐上车；而每次上山，就需要1个小时。”每次从家里回来，她还要背上这一周的蔬菜、米面。

出了校门，除了沟对面的一家农户，这个学校被完全孤立到了大山深处。2003年的夏天，到达陶家沟一周后，常钰香回到兰州的家里，哭着不愿意再回去。

“这里安静得害怕。”全校只有一台电视，并且仅能收到《甘肃文化频道》一个台，更没有网络。“我们接收外界信息都是靠听广播。我不会聊Q，被一起长大的同学笑坏了。”

“晚上批作业、备完课就到9点多了，然后看看书，和同宿舍的聊聊天，听听广播，就到睡觉的时候。”

全校21位教师，20位住校。因为4间宿舍给了住校的学生，20名老师只能挤在6间宿舍里。“轮流打扫卫生、生炉子……我们的生活和学生时代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这半学期的变化都让我们这些老师感觉不适应了。”常钰香笑着说。今年，山顶上建了一座手机信号塔，他们的手机终于不再只是一个“玩具”。柏油路也铺过了学校门前，光滑的路面让老师和学生都很兴奋，他们将运动会开到了公路上。曲曲折折的路上，起点一端老师一边开着手机一边发令，终点一端的老师则通过手机听发令枪响并且按下秒表。而剩下的老师就在公路的两端堵住来往的车辆。

“我们还有福利呢？”说到福利，所有在场的老师们都笑了起来。学校种了两块地，全部种上了土豆，每年每一间宿舍和办公室都能分到2袋子，今年，一块地上建起了教室，于是他们每间的福利也只剩下了1袋土豆。土豆丰收后，休息的老师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在炉子里烤土豆。“下课了，每位老师能分到半个！”

“19岁到25岁，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6年，就在这里度过了。”这6年中，常钰香拒绝家里人到学校去看她。“怕家里人看到了心酸。”

2008年12月13日，常钰香在她的二姨家里度过，她的二姨家位于兰州市最繁华的张掖路步行街旁。每次行走在这条街上，她都会感慨：“距离本来不远，而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这位25岁的姑娘很喜欢逛街，在张掖路步行街疯逛了一整天之后，第二天，她又去了兰州市的另外一个闹市中心西站去“买点东西”。她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在山上还花不掉100元。

“逛街只是一时的开心，最让我自豪的还是学生们喜欢我。”她不断地想通过学生来证明自己。去年她的一名学生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得了甘肃赛区的第三名。2008年12月14日，她的另一位学生禄海棠也顺利进入了决赛，常钰香亲自带着学生到兰州市区参加考试。“只有学生才能让我骄傲！”她喜滋滋地说。原本教语文的她因为学校缺少英语老师而改教英语。“边自学边教学生。”

在学校，耿雪冬老师和史校长是夫妻，其他已婚老师的家属都在山下。耿雪冬和史校长是2000年毕业来校任教的，2006年他们结为了夫妻。

常钰香说她学不了耿雪冬老师。“现在的青年老师中没有合适的。”常钰香认为自己已经年龄够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在这两年中，经过别人介绍，她接触了十五六位男士。“人家一听我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就不再和我接触了。”

常钰香有自己的梦想：考上北大的研究生，到北大的图书馆去遨游书海。为此，她还在继续努力着。

人满为患的乡村学校

城里长大的学生艰难地适应着农村生活，但毕竟过着稳定的生活。2008年这场经济危机的到来，似乎与乡村生活的关联并不那么直接，但师范生张莉却明显地感到压力重重。

“从乡下来的，又要回到乡下？”作为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研究生，张莉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为了离开偏僻的乡村，她已经努力了近20年。即使在繁华的广州找不到归属感，她还是宁愿继续忍受煎熬。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一向乐观的她已经开始感叹物是人非。“人不顺利了就被别人看不起，现在我已经和朋友很少联系了。”

拿着研究生的文凭，张莉却只能赋闲在家。“无数次面试，总是不能够互相满意。”

“以我现在的学历，到西北的县城做一名中学教师正好合适。”虽然不愿意去，但是张莉还是在给自己寻找最后的退路。她的两位中学朋友至今不愿意回到农村、甚至远离了西北，一位从福州大学毕业之后，至今飘荡在北京、没有工作，另外一位本来在兰州的郊区有正当工作，但还是远走深圳打工。“我是不可能回到西北去的。”张莉说。

2008年2月15日一觉醒来，张莉的老乡，毕业生李凯躺在床上，茫然地望着屋顶，不知道自己的退路在哪里。为了找一份工作，他早已焦头烂额，跑了无数场人才交流会，投了数不清的简历。“很多单位根本就不让我留下简历。”

刚刚从兰州商学院毕业的时候，他是死活不愿到乡下教书的，而如今，他愿意去了，却没有学校要他。3个月前，他就到原籍甘肃会宁县询问了相关的分配情况，教育局的一位领导说：今年不招人，学校教师都是人满为患，会宁已经取消了今年教师的招聘计划；一个月前，他又托人询问甘肃最偏僻的定西市漳县，当地一位校长说，现在进一名老师，只有县长亲自批准签字才行，即使漳县本地回来的大学生也希望渺茫，外市的根本没有可能。

县城中小学人满为患的同时，乡村老师却显得越来越多。会宁县梁堡小学最多的时候有学生400多人，如今这个学校只有120名学生，并且一年比一年少。“过了今年这一届，明年就会低于100名。”校长柴富贵说。他们已经将空出来的几间教室改成了乒乓球室，村子里的老人们会经常来打球。

“120位学生，12位教师，不缺老师。”由于计划生育，相邻村舍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这让柴富贵“教师多了”的压力越来越重。

李凯每个月的生活费达到千元。但是他不愿意回到乡下的家里，他和张莉一样不敢面对乡亲们的询问。为了填补生活开支，最近李凯通过互联网做了两次牛仔裤的生意，第一次赚了600多元，第二次被骗。“现在只要有人要，我哪里都愿意去工作。” (本文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