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作《我们夫妇之间》

    50年代初期，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登了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作者署名萧也牧。作品表现的是进城初期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跟自己战争环境里结合的工农出身的妻子，发生了某些矛盾，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小说或许有缺点，如对生活提炼不够，个别语言粗俗。再说得重点，个别细节容易造成像是出工农分子的"洋相"这样的效果。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或善意的提醒的。但一年后在全国范围批评电影《武训传》，大家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的背景下，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急骤升级，个别描写上的缺点变成整体的"玩弄人民"、"不诚实"、"新的低级趣味"、"倾向问题"......而作者萧也牧则被咒骂为"高等华人"、"洋场少年"式的人物、"癞皮狗"。这些都出自权威刊物、权威批评家之口，不容讨论，不容争议，好像从此铁板钉钉子似的定了性。于是就造成这样的后果，萧也牧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从此搁笔，不再创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率先批评萧也牧作品"倾向问题"的丁玲、冯雪峰两位，数年后也遭厄运。而他们以往的作品随之也遭受粗暴批评，如同当年他们批评萧也牧那样。

    我第一次见到萧也牧是在1956年。那时他已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数年，当编辑。他向他的朋友秦兆阳诉说自己的苦恼，即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些人在背后叽叽喳喳，甚至直戳他的脊梁骨："看，这就是萧也牧，高等华人......"甚至还说些更加难听的侮辱性的话。可见已经"定格"的舆论之厉害。

    那么，萧也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印象以及听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介绍的情况，简直跟当年对他的批评相去甚远，可以说是搭不着界。

    他是一个朴实的人，又是一个热情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有南方人(他原籍浙江)的机灵，又有北方人(抗战军兴，他一直在北方)的拙诚。

    他和一位出身农村的工厂劳动模范结婚，一直情爱深笃。

    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同辈好友康濯、孙犁、秦兆阳、马烽等都是作家)，他放弃了心爱的创作，在分配给他的编辑岗位上甘当无名英雄，十数年如一日，忍辱负重，为促使文学创作繁荣而努力贡献。举其大者，他参加创办并主持编辑发行量很大的《红旗飘飘》丛刊；五六十年代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的出版，作为深谙创作的编辑，萧也牧其功不可没；此外，还有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作)、《太阳从东方升起》(曾秀苍作)、《朝阳花》(马忆湘作)、《高玉宝》等；还有一批青年作家如林斤澜、浩然、胡万春、阿凤、万国儒、滕洪涛等最初出版的作品专集。

    为了编好《红旗飘飘》丛刊，1958年，他到处宣讲革命传统和革命故事，而他自己在本单位却仍被补划为"右派"，这自然跟他七八年前发表"坏作品"的"前科"分不开。被错划后，萧也牧并没有因再次给他的不公正待遇而从此消极下来，"事不关己，不闻不问"。他的同事们说，他有一颗"别不住"的心，爱才、爱事业。王蒙不会忘记，在他最倒霉，被"发配"边疆的时刻，是萧也牧全家代表他的出版社去火车站送他。秦兆阳不会忘记，他当了"右派"，被送往广西劳改，数年后在一家刊物发表作品，是萧也牧第一个关注他，出版社亲自派人下去找他。在编辑岗位上，萧也牧还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一批年轻编辑。"文化大革命"浩劫，萧也牧再也挺不住了，以病弱之躯，饱受摧残之后，1970年殁于农村，终年52岁。死前数天，还在参加劳动。没有亲见林彪、"四人帮"倒台，是他的不幸。

    萧也牧在50年代因一篇小说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评，其不幸绵延到70年代他生命的终了。然在几十年的坎坷际遇中，他的心仍然是热的、活跃的，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应该了解他，不应忘记他。

    文章摘自《五十年文坛亲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