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料不及的是，见报后，通州区卫生局便向“自助透析室”下达了“予以取缔”的公告。

这份公告，至今还在透析室门口，上面写着：“经查实魏强等10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许可，从事血液透析的活动。上述活动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取缔。”

宁静的生活从此打破。每天，几十拨记者和好心人打听着来到这里。找遍每个角落，探访每间房间，打听每个故事。政府部门也会不时上门调查。

3月29日，上午9点多钟，已经来过一拨人了，当地公安局的警察，态度温良，连措辞都很讲究，问了两句就走了。11点多，绿色斑驳的铁门又被敲开。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于鲁明、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李扬带着通州区相关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自助透析室调查。

李扬说：“我刚看完，你们在这么危险、这么肮脏的地方透析是不行的。”

“如果有钱，我可以去大医院，我也会找条件好的地方，我为什么不去？您得知道这个。这里肮脏、条件不达标，我都承认。但依靠这些东西，我活六年了，要是没有这东西，我六年前就已经死了。”魏强高声说。

2004年来北京后，魏强只在去年回了一次家。回家前，透析一次，熬了三天，在老家又透析一次，然后赶紧回北京。

那一次，他花了2000多块钱，心疼的不行。回家发现，母亲炒菜，连酱油都舍不得用。

报销难题

三河市出台新政，患者每年只承担1万元，而经济不好的大厂县，每人每年最多报销3000元

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说，民间透析室的出现是民政、卫生、劳动保障各部门之间衔接不当造成的。没有医保报销或报销比例太低是患者选择自助透析的主要原因。

在卫生局和10名尿毒症患者为去留问题争执不休，专家学者们也提出各种方案设想时，来自三河市的患者潘学峰正躺在燕郊人民医院血透室内，享受免费透析带来的欣慰。

他在白庙大堤的院子里透析一年后，去年8月1日，当地政府出台了《三河市减免慢性肾病患者透析费用的实施方案》。方案称：具有三河本市正式户口的低保人员、优抚对象及持一、二、三级残疾证的慢性肾病患者免除透析费用。具有本市户口的其他慢性肾病患者减除50%的透析费用。减免标准为每人每周不超过2次的单纯性透析费用。

“超出部分及其他费用还可以通过新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报销。这些患者每年需承担的费用只有1万元左右。”三河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王振亚说。

根据这项政策，潘学峰和自助透析室的其他8名三河市病人都离开了白庙大堤，前往正规医院透析。

在以往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和其他疾病一样，尿毒症的报销限额为40%、80%不等，除了起付线，各地又根据不同情况对报销额度设了限制。比如2009年的三河市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尿毒症被列入13种特殊门诊补偿，可报销80%，最高额度为1万元。但在2007年之前，只能报销45%，最高额度为3000元。

“如果只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治疗尿毒症的费用仍入不敷出，尿毒症不仅给病人带来痛苦，也会拖垮一个家庭。”三河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人说，必须制定特殊的解决方案。

三河市目前已有104名尿毒症患者享受了此项救助，仅减免透析费用一项，政府每年补贴390万元。三河市民政局副局长贾连军说，三河市政府每年各种民政救助费用高达6000多万。

这些令人艳羡的优惠政策是不可复制的，三河市在河北省有着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去年财政收入高达28个亿，“除了为民办实事的心，我们还有这个经济实力。”贾连军说。

与之相对比的是，三河市的邻县———大厂县，去年财政收入仅为4个多亿，大厂县的尿毒症患者，每年最多能报销3000元。

央视报道称，2009年新医改方案公布在即。据专家介绍，尿毒症患者透析将被纳入医保范畴，治疗将由社区卫生机构负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燕绥教授说，按新医改方案，患者无论从参保范围还是服务项目，都在保障范围内。

人来人往

更多的患者前来求助，但政府加强管理，患者们的念想是，“政府不会不管我们的”

3月30日午后，徐永红到院子最南端的房间收拾东西，这个高挑的石家庄姑娘，2006年卫校毕业后，在当地医院透析室实习，之后被介绍到这里当护士，整整一年。

玻璃窗外，尿毒症患者和记者们在春日午后的天空下，懒洋洋晒着太阳，“他们也是一群可怜的人，”徐永红说，“好不容易活了几年，谁知道呢？”

三天前，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来下达取缔通知时，一名警察说，“你应该去考资格证，没有资格证是要犯法的。”

他们走后，徐永红向魏强提出辞职回家。

结算好上个月的工资，总共2200元。车子已经在门外等了。

最小的病人李丽丹说，“姐姐，你要来看我们啊。”

徐永红匆忙跳上出租车，头也没回，“走啦，走啦。”

护士走后，院子出奇安静。陈炳志拿着记者的相机在拍照，而记者则当了他的模特。

徐永红走后不到半小时，一名老人带着患有尿毒症的儿子从宁夏赶来，在此后的两天里，共有5名尿毒症患者家属找来求助。

政府也担心事态进一步不受控制，4月1日下午，三名工作人员赶来说：“就你们10个人。新来的人不要再接收。最新的医改政策正在研究中，看看根据新出台的政策能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夜晚，大风从河堤上刮起，卷起灰尘，从果林的西边吹来，沙粒撞到了铁皮门上，发出“哐哐”声响。

院子里，下午刚透析回来的王新阳感叹说：“活着就好，能活着就好。”

到昨天晚上，院子里所有机器都被卫生局拿走后，他不再说这句话，而是———“政府不会不管我们的”。

死亡档案

刘福忠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到小院。但他没有钱。他希望先做透析，等他卖了房再付款。看着对方痛苦的样子，王新阳同意了。

一个月后，刘福忠实在拿不出钱，自己也不好意思，一家便回去。5天后的早晨，陈炳志接到刘福忠妻子的电话：“他五天没透了，快不行了。能不能再让他透一次，等卖了房一定给钱。”

“别说这个了，赶紧来吧。”陈炳志说。

几个小时后，电话又来了：“人没了，一站起来就不行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龙志)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沈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