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取缔

三河市卫生局执法人员一走，患者们半夜就把机器拉跑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生存机会。一台透析机一天最多能透析三个人，还得24小时运转。

在燕郊的出租房内，两台透析机在以最大负荷工作。王新阳已经去了北京市透析，这里还有5名患者。除了四名机主，两名新成员是：来自承德的刘福忠，和一名刚刚上大学的学生康建波。

机主们免去了新成员的购买机器费用，然而，即便是200多元一次（现在降为100多元）的透析成本价，很多人也交不起。刘福忠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到小院，但他没有钱。他希望先做透析，等他卖了房再付款。看着对方痛苦的样子，王新阳同意了。

一个月后，刘福忠实在拿不出钱，自己也不好意思，一家便回去。5天后的早晨，陈炳志接到刘福忠妻子的电话：“他五天没透了，快不行了。能不能再让他透一次，等卖了房一定给钱。”

“别说这个了，赶紧来吧。”陈炳志说。

几个小时后，电话又来了：“人没了，一站起来就不行了。”

2005年夏天，当地医院向三河市卫生局举报，执法人员赶来没收透析机时，遭到了病人的激烈抗争。魏强打开火机，准备点燃液化气罐，“把机器拿走，就等于不让我们活了。”

僵持了5个小时后，执法人员退让了，没有没收机器，但要求他们搬离三河。

三河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王振亚说，从情理上，我们很同情这些患者，但如果不取缔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就是失职。

魏强回忆说，“那时跟这回不一样，这回有媒体，那时一出事，我们赶快琢磨着要撂了，当天晚上，他们一走，我们半夜就把机器拉跑了。”

惊心动魄的一夜过后，康建波回到了医院，不到一个月，花光了所有费用，回家后活活憋死了。自助透析室的成员又只剩四个人。

王新阳将透析机搬到了一桥之隔的通州白庙大堤下面，这里四周果园环绕，尚属偏僻。而在燕郊的医院里，依然有病人在打听透析室的下落。

白庙的秘密

“哪怕我们再馋、再渴，也不会去偷（当地人家）一个果子……就这样，我们在这个村里平平静静度过了三年”

搬到白庙大堤后，透析室经历了两件事：一是张伟东的出走；二是重新搬家。

2006年秋天，张伟东想回家。家里有妻儿老小。他找到王新阳，支支吾吾：“我想带机器走……”

王新阳犹豫了一下，说：“拉走！”

机器是王新阳和张伟东每人花了5万多元合买的，王新阳有了医疗报销后，有人愿意出6万元转他的股份。他正在考虑当中，但既然张伟东要走，他也打消了转手的意愿。

此后，小院里只剩一台透析机。

到了年底，嗡鸣的机器声影响了周边的邻居，房东接到投诉后，决定不再续租了。2007年五一当天，王新阳们只好又搬到了不到500米的现在的这座小院里。

搬家后没几天，它突然失灵了。陈炳志正在机上做透析，只能暂停。

这次故障给魏强提了个醒。一台机器，一旦出大问题，就是性命攸关的事。最好能有两台，甚至三台机器。这样才比较保险。

这时候，又陆续新加入了几个患者。山西姑娘李丽丹进来的时候，魏强正在为买透析机的资金发愁。拿到了她预先垫付的两万块后，买了两台二手透析机。买机子花费了5万块，回来修理，又花了3万。跟两年前相比，这两台机子，是完全已经淘汰了的机子。但修理一下，还是可以转动。

小院里便有了3台透析机，可以轮换使用，遇到故障也不用担心。

这期间，潘学峰和他的8个三河籍老乡也加入了，最多时有17人，分别来自北京、内蒙古、山西、河北、安徽、黑龙江、吉林……魏强算了一下成本，一人出两万，基本上收支可以持平，“一共收回24万，花了23万多。”

机器买回来了，魏强想着对17个人的管理问题，“我们也知道透析很危险，假如一个人死了，整个集体都会解散，必须有个约定，”他说。

他连夜制定了《入股合同书》。除了规定两万元的股金，还注明了：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一切问题（包括死亡），都与合伙人无关，一切自行负责。

王新阳在日记里写道：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住的白庙村，家家都有果园。到结果子的时候，树枝挂满果子，都能垂到外边来。有的过路人口渴了，都会停下来，摘个果子解解渴，只要不被发现就行。可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已经住了三年多，从来没有摘过。我们想，本来就是外地的，又有病，村里人本来就不欢迎我们，我们再做坏事，人家怎么看我们？非得把我们赶走不可。所以哪怕我们再馋、再渴也不会去偷一个果子……就这样，我们在这个村里平平静静度过了三年。

夏天过后，秋天一到，果子挂满枝头，香飘四溢，病人们有时会出去走走，“累了，在阴凉的果树下躺一会，闭上眼睛，如果不去想这病，这样的生活也很幸福。”陈炳志说。

去留风波

卫生局官员指责自助透析室“危险、肮脏”，但患者说，没有它，6年前就死了

3月4日，负责向透析机供纯净水的水处理机最核心的水泵烧了。没有净化水，血液透析就无法进行。那天，原本有4个人要透析，但剩下的水只够一人使用。大家自觉地让最难受的赵春香用完这最后一点存水。

所幸的是，当地一家教会闻讯后，捐助了1万块钱，把水泵修好了，才得以化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