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响的炮仗》是由解志熙教授辑校考证的汪曾祺先生早期作品，从中已可看到汪老80年代小说风格的影子。

    小说开篇即强调“孟老板这一趟走出巷口跟那一趟都不大同”，后来又两次重复。以这句话为纲，牵连起当下与过往的差异，而小说处处以对比手法将今昔两种不同境遇加以比较：昔日孟家炮仗铺红红火火，而今关门冷落；昔日孟老板是古月楼的常客，甚至有自己固定的位子，而今他对古月楼已感陌生；昔日孟老板为人和善，而今他禁不住要骂大街；昔日孟老板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要力出力，要钱出钱，是个“顾面子”的士绅，而今却顾不得体面，将女儿嫁给保安队的一个班长。在详略安排上，昔日的红火着墨多，今日的衰败则写得少，但用意既是写当下，过去的荣光遂都成衬托，越是写得热闹非凡，越见出眼下的困窘与凄楚。那被重复了三次的句子，于是不再是简单的陈述，而写出了人物的处境与心理，变成一句挽歌般的咏叹。

    若将小说中两个重要的场面进行对照，那种挽歌的意味就更加明显。一是对城中大庙会的描写，作家在这里对烟花炮仗这一道具作了充分的铺陈，令我们不但在视觉上，尤其在听觉上感受到当年地方的繁荣、孟家的红火和孟和年轻气盛的精神状态。而笔锋转到现在，孟老板嫁女，本当也是件喜庆事儿，但我们在这段场面描写中没有看到一丁点欢乐和热烈。心情很糟的孟老板在家里时脾气出奇得好，这是对女儿的歉疚和无可奈何的写照。而在嫁女的过程中，整个家庭都是无声的，连小孩子都悄无声息。“一切都似乎给什么冻住了”。这一个“冻”字道出了孟家的压抑与悲凉。小说结尾处，已成保安队班长老泰山的孟老板放响的三个炮仗，除了与当年庙会的众声喧哗相对照，格外渲染出那种无力回天的寂寥悲怆，更包含某种富有反抗意味的愤恨。

    小说对血腥和苦难等内容不作过多渲染，而点到为止，或尽量含蓄处理：孟老板被烟火废去左眼，是何等惨烈的场面，却只一笔带过；而孟老板忍辱嫁女的巨大痛苦，虽弥漫于整篇小说，却不正面突出，而蕴藉在看似琐碎的世态描写当中。——风俗画般对世态人情予以描摹，自然也是与汪老晚年作品的风格特征。无论是对情绪强度和戏剧冲突的淡化处理，还是对风俗人情的细致描绘，根本上都与汪老的小说观有关。汪老从很早就自觉到短篇小说文体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歌，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短篇小说的本质》，1947年5月31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43期）汪老的这一观点似乎不无偏颇之处：提倡小说散文化，似乎不必以否定小说化小说为前提。断然判定小说不像小说，就必然死灭，并无道理可言。何况如果没有小说化的小说，小说的散文化又从何谈起呢？不过观点虽然偏颇，毕竟成就了汪老小说的独特风景。

    汪老的小说特别注意语言的力量，在晚年的多种创作谈中都专门地谈这个问题。这使得他的小说常有小品美文的情致韵味，这篇早期作品中其独特文风格已初见萌芽，只是还有造作的痕迹，未能如晚年《受戒》等作品那样流畅老到。

    （《最响的炮仗》，短篇，《十月》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