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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小说分类 >> 社会心理 >> 中青冰点:凝固无声之痛
  • 中青冰点:凝固无声之痛
  •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无厘头 日期:2009/4/15 阅读:4523 次 【 】 A级授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她所教过的残疾学生,大多像雷海珍一样没有户口。他们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没人能从户口簿上找到他们。在这个国家数以十万、百万、千万计的统计口径中,他们不过是一个并不存在的“0”,再“阳光”的政策,也照耀不到他们

    无声的世界 (资料图)

     聋哑儿童 (资料图)

    过去的一年多,摄影师刘浚致力于拍摄中国聋哑儿童的生活。他的镜头里,记录了上百名聋儿的生存状态。

    这个28岁的年轻人,被父母责怪为没有一份“正经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唯一能表明他身份的,是名片上印着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方合作摄影师”。

    3月26日,T42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刘浚要赶去陕西“还债”。“债”是去年11月欠下的。几位西安网友给他发来一些聋哑学生的信息,并邀请他前去拍摄。但那恰好是他最穷的时候,“钱包里只有30块钱”,买不起一张到西安的火车票。他只好告诉网友,“眼下很忙,等等再说”。

    实际上,刘浚转身便去挣钱攒路费了。

    一个家庭有多脆弱

    在火车上安顿好,刘浚从马甲兜里掏出网友提供的失聪学生名单。这些学生大都就读于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红太阳学校。

    只是他还未来得及看名单,手机已收到短信息。发信息的人是西安美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的一名毕业生,邀请他去拍摄那里的失聪大学生。

    “跟他们交流时,尽量要说这个,不要直接说‘聋哑’俩字,不然他们可能会介意。”小伙子一脸严肃地指着“失聪”两个字,提醒记者。

    经过19个小时奔波,刘浚冒雨赶到了红太阳学校。校园不大,200多名健全学生和34名失聪孩子同处一个院子学习和生活。

    刘浚扔下行李,拿起相机,抓了一把糖果塞进马甲兜里,便直奔二楼的聋儿教室而去。眼前的学生,最小的6岁,最大的19岁,都趴在油漆斑驳的课桌上,挤在两个相互连着的小教室里。

    “我可以拍照吗?”他压低声音问正在上课的女教师高亚兰。

    “什么?你大声说,他们听不到,不会受影响。”高亚兰提醒道。

    近4个月没有直接和聋哑人打交道,经高亚兰一提醒,刘浚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他习惯性地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耳朵,发现“竟然没有一个戴助听器的”。

    “拍了那么多聋儿,这是我见到的最惨的!”在拍照的间隙,他一遍遍向身旁的网友感叹道。

    后来到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儿首先看的,还是学生们的耳朵。他发现全院90个学生,只有一个做了人工耳蜗(一种能使全聋患者恢复听觉的医学装置)手术。

    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那大概是他肩上背的摄影器材的价格。

    这是刘浚第一到西部拍摄,像这样一次次令他震惊的状况,一直伴随他的整个拍摄过程。

    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雷海珍”。不过,13岁的小女孩几天前患上感冒,已被母亲领回武功县薛固乡下雷村的家里,一直在打吊瓶。

    刘浚约上高亚兰,租车赶到雷家。刚刚病愈的雷海珍正在纺线。卧室又暗又小,土炕前勉强能摆下一架纺车。十几个纺锤上的红线与白线,是她和妈妈轮流纺出来的。雷海珍用手语告诉老师,这是在给姐姐织嫁妆。

    小海珍身上的衣服,全是网友捐的。透过鞋尖已经开裂的运动鞋,能够看见白色的袜子。见有陌生人来,她用力把脚趾往里面缩,想不让袜子露出来,同时把红肿的双手紧紧插在衣兜里。

    不过,看到老师让她很高兴,脸上便挂着笑容。这表情像是“傻笑”,高亚兰很熟悉。2007年春天,雷海珍来学校报名,高亚兰第一次见到她时,这个女孩就是冲老师傻笑了一下。那时,雷海珍穿着已经发白的红色外套和蓝色牛仔裤,脚上的运动鞋也开胶了。

    那年海珍11岁了,才开始上一年级。高亚兰带她去和班里同学见面时,雷海珍也是朝大家咧嘴笑了一下,然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从粉红色的旧书包里,掏出一个本子和半截铅笔。除此之外,她再无其他文具。

    如今雷海珍也是傻笑着,到门口迎接老师和客人。她身后的门洞上,垂挂着塑料和旧布条,下面依次摆着一个陶缸、几个大小不一的铝盆和塑料盆。屋檐上的雨水沿着塑料和旧布条,有一滴没一滴地滴着。陶缸里略显浑浊的水中,能看见一些小虫子在蠕动。

    雷海珍的妈妈解释说,这雨水要用来洗菜和洗手洗脚。自家井上的水泵坏了很长时间了,没钱买新的,吃水只好从邻居的井里提。这赶上雨天,接点雨水,少从邻居那里提点水,也就少讨人嫌。

    由于家里欠人家4000块钱,雷海珍的爸爸已在十几天前出去躲债了。在孩子们上学需要用钱时,这个男人常常会“失踪”。门楣上贴的一小张红色剪纸,在微微颤动。她家过年没钱买对联,就贴了这剪纸。

    在邻居眼里,这个家现在已经不像个家了。从他们七嘴八舌的介绍中,刘浚得知,雷海珍的爸爸是当地技术最好的电焊工之一,脑子挺灵。1988年,雷海珍的姐姐出生。3年后,雷家盼来了一个儿子,却发现是先天性残疾。1996年,在雷海珍出生前,家人都希望生下的是个健康的儿子。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为避免被工作队的人发现,刚生下的女孩儿被整天捂在炕上。悲剧最终在雷海珍7个月大的时候发生。她的耳朵开始流脓流血,她妈妈向婆婆要钱给孩子看病,却遭到了失望老人的拒绝。几经拖延,雷海珍最终失聪。

    不仅如此,这个不怎么受家人待见的小女儿,也没有给上户口。一岁半时,她被送给甘肃的一户人家。几十天后,对方发现孩子对声音没反应,就又送了回来。

    刘浚试图问雷海珍一些问题,但因为她所学的手语有限,小姑娘只能表现出一脸茫然,紧张地靠在墙上,用手不断抠墙上的小孔。

    在她哥哥看来,正是自己的残疾和妹妹的聋哑,使得“整个家庭的幸福和信心,都在瞬间破碎了”。

    “我爸爸对我们这个家没有信心了,没负起责任。”18岁的小伙子说道。他的神情有些忧郁,甚至带着一丝冷漠。

    他成绩优异,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妹妹这些年的遭遇,他很清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妹妹过上好日子!”在与刘浚道别时,他郑重地说了这句话。

    一张“全家福”有多难

    这样的话,刘浚已经听了不下百次。

    2008年9月,他到深圳拍摄一个聋儿。孩子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身家以亿计。一下飞机,刘浚便被一辆奔驰车接到了别墅里。当晚,平时不怎么沾酒的老爷子多喝了几杯,之后跟这个年轻人几乎倒了一晚上苦水。

    老爷子当初立下规矩,如果儿媳能生个孙子,便大加奖励。最终孙子生了,却发现先天失聪,“一家人的心顿时一紧”。

    “只要能把孙子的耳朵治好,花多少钱都行。”老爷子几乎逢人便是这句话。他花钱为孙子做了耳蜗手术,把孩子送到香港最好的语训学校,家里还专门请了一个语训老师。在老爷子看来,只有这样把钱花到了,心里才稍微觉得安慰。

    有一天,孙子终于开口喊了声“爷爷”,尽管听上去有些大舌头的感觉,但这让老爷子高兴了好几天。

    “你知道吗,叫这一声‘爷爷’,花了四五万块钱。”老爷子告诉刘浚。但他转瞬又强调:“如果孙子正常,我宁愿住筒子楼!”

    花钱买安慰这样的事情,对武功县彭家底村的彭永发来说,实在太过奢侈了。这个66岁的乡村医生,是名单上的学生彭仪的爷爷。随着两个聋哑儿子的出生,他的幸福生活似乎也突然消失了。

    好在老人名声不错,两个儿子最终都娶妻生子。但老人心里的那根“弦”从没敢松,直到大儿子生下一对健康的孩子,他终于喘了一口气。

    但这口气并没喘太久。2003年10月,小孙女彭仪出生,孩子像她妈妈一样,仅仅残存一点听力。不仅如此,在发现女儿也聋哑之后,彭仪的妈妈丢下女儿和丈夫,在2005年春节离家出走。

    找回妻子,成了彭仪的爸爸这些年唯一做的事。“这4年多,他一直在外面,有时候一年回家一次,有时候整年不归。”彭永发苦笑着告诉刘浚。

    每当彭仪问起妈妈怎么还不回来,老人一如既往地告诉孩子“妈妈在外面打工忙”。须发花白的老人,不得不亲自将年幼的彭仪拉扯大。而彭仪叫得最清晰的,也是“爷爷”这个称呼。

    作为医生,老人原本不信神信鬼。但在孙女出生后,有人说是彭家的祖坟埋得不好。这个一度只信科学的老人,第一次动了自家祖坟。他甚至还请来巫婆作法。

    “没有办法,就当是为娃们积德积福吧。”老人摸着彭仪的头,无奈地说。

    2008年6月,刘浚在安徽农村时,也有聋儿的爷爷拉着他哭诉:“我们家祖上八辈都是贫农,没有为富不仁,没干什么不积德的事啊!”

    27岁的刘珍从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临时留校工作。她至今还记得24年前自己因注射青霉素过量而失聪时,妈妈带着自己四处求医的情景。“那时我妈妈非常痛苦,差点不想活了。”她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道。

    刘珍聪明漂亮,2008年曾参加残奥会开幕式表演。在学院里,她是学生们的老师和“青春榜样”。正是父母的苦苦支撑,才使得她一步步完成了大学教育。

    到聋儿家拍照时,刘浚无一例外会给每家都拍一张全家福。

    这个习惯来自他在吉林白城的一次经历。那个聋儿家庭,装不起防冻玻璃,虽是中午,但家里的墙壁上凝着霜,窗台上结着冰。家里两个孩子唯一可玩的东西,是一副扑克牌。哥哥站在炕上一把将牌在空中撒开,口中喊“下雪了”,失聪的弟弟则从地上把牌一张张拾起来,交给哥哥。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玩这个游戏。

    刘浚在一旁拍下这个场面后,孩子的父亲开口了。他请刘浚给他们拍张全家福,理由很简单——“等我死了,孩子看到照片,还知道我长什么样。”

    拍完这张全家福,刘浚说,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聋儿幸福不幸福,首先在于全家人怎样呵护。”

    如今,他有了更鲜活的解释:“你看看刘珍,如果不是她爸妈和家人一心想救她,她绝对没有今天。”

    当然,他更忘不了的是在北京聋校昌平分校看到的一幕。时值新年,学校给孩子们分蛋糕吃。蛋糕刚刚切好,有个孩子便冲过来抢了最大的一块,扭头便走。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刘浚心想。但后来他发现,抢到蛋糕的孩子,自己并没有吃,而是径直拿着蛋糕到了另一间教室,找到了另一个孩子。

    刘浚记住了这个“自私”的孩子,并和在聋校附近租住的聋儿家长们聊起这事。有家长告诉他,那两个孩子是兄弟俩,都是聋儿。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只能给一个孩子做耳蜗手术,另一个戴助听器。父母原本决定让兄弟俩抓阄,但哥哥知道后,把做耳蜗手术的机会留给了弟弟。那个抢蛋糕的孩子正是弟弟,他要把好东西给他哥哥。

    只是,这次在陕西拍的这两张“全家福”,让刘浚觉得不是滋味。在照片里,6岁的彭仪看不到她的父母,13岁的雷海珍也找不到她爸爸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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