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这些聋哑学生还是乐意跟本院同学一起玩。女生们喜欢在一起追捧韩国帅哥明星，男生们则聚在一起在网上看成龙的动作电影，看足球比赛。为了争论曼联队和利物浦队谁是英超最牛的球队，他们会把一枝笔夺来夺去，把记者面前的一张A4纸写得密密麻麻。

同样也是在一张A4纸上，记者问雷海珍：“你几岁了？”

“13。”她写道。

“在哪里上学？”

小姑娘看着纸上的字，摇了摇头。她看了看妈妈，试图寻求帮助，但妈妈不会手语，只是重复地大声对她喊道：“你在哪儿上学？”

她认真地一遍遍看妈妈的口型，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咬着手指头，有些难为情地笑了。我们的交流，也只能到此结束。雷海珍低头去逗脚边一黑一白两只小狗。她妈妈说，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帮妈妈做完家务后，她喜欢到巷道和村头走走。除了同村另一个聋哑女孩，她很少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见到邻居，也只是点点头。

一个“喜喜”字有多辛苦

“现在我算知道聋儿家庭能惨到什么地步了。”在雷海珍家进进出出拍照时，刘浚一再重复这句话。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像他这样直面这种惨状。这一点，他很清楚。

在刘浚从事摄影的第10个年头，他准备拍点有意义的东西时，一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告诉他，“据2006年不完全统计，在全国的8000多万残疾人中，聋哑人有2000多万，其中5％左右是先天性残疾，7岁以下的聋儿达80万”。他被这组数据震惊了，于是开始拍摄聋儿群体。

他原本在一家文物研究院上班，每天的任务是为文物拍照，突然间却三天两头到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同仁医院跟一些聋儿家庭接触。

2008年春节一上班，领导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在研究院待着，要么辞职。他选择了后者。与此同时，在银行工作的女友提出分手，并丢给他一句话，“整天到处瞎跑，不正经工作不正经生活”。

2008年4月，在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等有关机构支持下，刘浚的摄影展“天爱——关注失聪儿童”得以举办。事后，他到北京一所高校办了第一次讲座，在该校第二大的电教室里，只分散坐着6个听众。而为联系这事儿跑前跑后的志愿者，就有7个。

“当时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特有意义，但那会儿发现，不过如此。”刘浚一边说，一边把因为摇头叹息而下滑的眼镜，扶回到原来的位置。

尽管这样，当晚他还是从19∶30准时开讲，直到22时“有些悲壮地结束”。

而拍摄的过程也常常并不顺利。不少聋儿的父母，并不愿意自己和孩子被拍。“拍了这照片，你要是出了名，我顶不住压力。我可以在村里丢人，但不能在全中国丢人。”这些父母有他们的道理。

4月2日是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招生报名的日子。一个衣着时尚的女子，带着一个聋哑女孩来报名，却始终躲在招生现场的茶色玻璃背后，直到两小时后，招生老师到场，她们才走出来。

深圳那个富豪老人，一开始也拒绝了刘浚。“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被拍，就永远没有人会关注聋儿这个群体。”再次通电话时，刘浚这句开门见山的话，让他获得了拍摄机会。

只是这些照片，至今只能存在刘浚的电脑里。老人担心一旦这些照片发表或展出，以后孩子知道了，会影响他的成长。

“伤口只有长在自己身上时，才知道痛。”老人告诉刘浚，以前当地残联找上门来募捐时，他每年“也就意思意思”。而现在，他已经跟家人交待，“等我死了，把我的财产全部用来成立一个聋儿基金会。”

然而，哪怕是些微的帮助，在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看来，都是那么稀缺。他们的工作，至今均无着落。

“他们说宁愿要女娃也不要我们（聋哑男生）。”杨峰在纸上写道。

“他们都是骗人的，为了减税而来的。”另一个学生写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聘用残疾人达到一定比例，企业可以减税。这些毕业生去过很多次招聘会，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有学生跟刘浚抱怨，学院不关心他们的就业。作为学院的负责人，秦东对此也颇为头痛。“健全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已经很严峻，至于聋哑学生，靠学校的力量根本解决不了。”他边说边挠头。

曾经有企业想在学院招几个学生，不过企业领导告诉秦东“这些学生最好是配成对儿来”，因为在解决完工作之后，聋哑人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婚姻和家庭。

由于手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跟健全人的语法不大一样，在与健全人交往时，聋哑学生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秦东收到的请假条上，写的是：“秦老师，我应该请假了。”而类似这样“别扭”的短信，他经常收到。

秦东面前的两个柜子里，5个隔层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奖杯和获奖证书。但这些荣誉，并没有给学生们带来就业机会。

“不公平，不平等！”刘珍写得更为直接。

聋哑学生的求职简历和健全人唯一不同的是，在手机号后面，他们需要加一个括号，写上“发短信”三个字。而这，往往意味着他们收不到回音。

这些经历，对雷海珍来说，还很遥远。甚至上大学，她也根本都没想过。放假在家时，她喜欢看电视，尽管不大知道电视里发生了什么，但看电视里的人哭她也哭，人家笑她也笑。看电视里的人结婚了，她会跟妈妈打手势，然后在地上写一个“喜喜”字。

这个正在给姐姐织嫁妆的小女孩，还不知道对一个聋哑女子来说，要给自己写这样一个“喜喜”字将会多么辛苦。其中的滋味，刘珍清楚。

刘珍的男友是健全人，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为此，秦东还曾给刘珍做思想工作，劝她最好找个聋哑人，这样会“少很多事情”。但刘珍告诉领导，自己喜欢健全人，要像健全人那样恋爱结婚。

如今，经过3年恋爱，他们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遭到男友父母的反对。

“我为他父母做什么事情都行！”刘珍写道，她一心想说服男友父母同意男友和自己结婚。她想给他们看自己的个人简历：她曾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并作为中国残疾人代表团的代表上台接受主办方的祝贺和问候，她还参加过残奥会开幕式演出。

然而被问到有没有信心时，她摇头写道：“不知道。”

一束光能照多远

拍完最后一个聋儿家庭，刘浚在天黑前返回了武功县城。

晚饭时，刘浚告诉高亚兰，自己第一次拍摄的聋儿，是河南省洛阳市的一个弃婴。这个女婴被好心人收留。收养她的人，给她做了耳蜗手术，还把捡到她的那一天，作为她的生日。

听到这些，高亚兰突然眼圈一红，在饭桌上掉起了眼泪。在下午家访的过程中，她无意中得知自己曾教过的一个脑瘫学生，在去年夏天退学后，被家人托人带到广东扔了。

“他身体那么差，能活三天就不错了。”高亚兰很担心，甚至绝望。

她所教过的残疾学生，大多像雷海珍一样没有户口。他们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没人能从户口簿上找到他们。在这个国家数以十万、百万、千万计的统计口径中，他们不过是一个并不存在的“0”，再“阳光”的政策，也照耀不到他们。

有一次，高亚兰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资助学生的网友，当她告知对方要资助的学生是聋哑孩子时，对方立即就放弃了。

“现在唯一支撑着他们的，只有他们贫困的家庭。”高亚兰在博客里写道。而刘浚相信，用镜头对准他们，至少会有一束光，使他们无声的世界不至于一片黑暗。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