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刘仁艳原本在广东顺德一家电子工厂当文员，但“5·12”地震中，她17岁的妹妹刘仁春不幸遇难，为了陪伴孤独的父母，她辞去工作回到四川，开始了网上创业生涯。店内的“业余”时装照，出自一位名叫傅拥军的专业摄影师之手。

刘仁艳在天台上拍摄的时装照

刘仁艳在天台上拍摄的时装照

刘仁艳在天台上拍摄的时装照

中国青年报8月19日报道 在淘宝网不计其数的网上服装店里，刘仁艳的店铺并不起眼。从今年5月12日开张以来，这个名叫“北川羌族小妹”的服装店，至今一共只做成了98单生意，平均一天还不到一单。很多时候，甚至两三天没有一个顾客上门。

但来过这里的许多人，都会被店铺里那些真人模特的照片吸引。这是一组特别的照片——地点是一处简陋的天台，在并不晴朗的天空下，店主刘仁艳站在一把鲜艳的红凳子上，摆出各种各样看上去不那么专业的姿势，展示着自己身上待售的服装。

这些“业余”的时装照，出自一位名叫傅拥军的专业摄影师之手。浙江省《都市快报》的这位摄影部主任，此前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他的镜头对准的大多是突发性的新闻事件。2009年，这个在国内已小有名气的摄影记者，还获得了国际摄影记者的最高奖项荷赛奖。

但这一次，他的镜头不是用于纪录，而是想为这个22岁的北川羌族女孩做点什么。她原本在广东顺德一家电子工厂当文员，但“5·12”地震中，她17岁的妹妹刘仁春不幸遇难，为了陪伴孤独的父母，她辞去工作回到四川，开始了网上创业生涯。

“这些照片和新闻没有什么关系。”傅拥军说，“它们讲述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孩在庞大而不可捉摸的命运面前，顽强寻找自己生命出路的普通故事。但我相信，会有人从这些照片里，读出我想要传达的东西——力量、勇气和爱。”

1

所有的故事，都要从北川中学废墟上一本带血的笔记本说起。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5天，傅拥军来到北川中学的废墟上，那时候，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摄影记者看到，许多救援的大型设备车辆依旧在废墟上忙碌着，脚边散落着许多再也找不到主人的物件——敞开的书包、满是尘土的书本和笔、还有一些纪录着年轻面孔的照片。

在震耳欲聋的机械轰鸣声中，这个38岁的男人噙着眼泪，边走边翻捡着脚边的遗物。不知道过了多久，一本带着触目惊心的血迹的日记本，突然进入了他的视线。

笔记本的封面上，贴着两张大头照。中间最显眼的那张，是一对情侣的合影。右下角还有一张单人照，一个小姑娘对着镜头，打着V字形手势，露出俏皮的微笑。不过，原本乳白色的封面，已经被血液浸透了，粘在一起，现出灰暗的颜色。

傅拥军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翻开，扉页上写着主人的名字“刘仁春”。他一页页地翻着，在笔记本的最后，他发现了6个电话号码，分别写着：爸爸、妈妈、姐姐、老师，还有两个同学的名字。

这个摄影记者原本想把笔记本带走，但他又觉得，“也许把它留在这里，是最好的归宿”。于是，他拿起相机，拍下了这6个电话号码，然后又把笔记本轻轻放回了原处。

但这成了这个摄影记者从业8年来最为后悔的一件事。

当天晚上，傅拥军回到了绵阳的宾馆。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因为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拿起电话，决定试着拨一下这6个号码。他一个接一个地拨，前几个都无法接通。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拨打了“姐姐”的号码，这次，话筒那边竟然传来了通畅的拨号音，一个女孩接通了电话。

傅拥军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是刘仁春的姐姐吗？”

“你有我妹妹的消息吗？！”话筒那头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2

这是地震之后，刘仁艳第一次听到有关妹妹的消息。

那些天，远在广东的她不断地拨打家人的电话，却怎么也拨不通。她心急如焚地赶回了四川，但通往北川的道路已被封锁，万幸的是，她从一个逃出来的老乡那儿，知道了父母平安的消息。

可妹妹呢？

这本是北川县开坪乡里一个普通的羌族家庭。父母务农，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但镇上人少，生意一直不太好，每天能赚个十多块钱，也就够家里人的温饱。

在北川民族中学读初中的时候，刘仁艳的成绩一直都保持班上前五名，按照老师的推测，她高中考上北川中学没什么问题。但家里实在太穷了，如果她要继续读书，那妹妹的学费就成了大问题。姐妹俩从小的感情就很好，妹妹刘仁春的性格像个男孩子，力气也比姐姐大很多，刘仁艳至今还记得，小时候两人一起上山去捡柴火，妹妹总让她背树枝，自己背更重的树棍。家里穷，姐妹俩有时也会“抢”一些东西，刘仁春最不高兴的事情，就是她总要穿姐姐换下来的旧衣服。

不过，在姐妹俩究竟谁上学的问题上，姐姐还是作出了牺牲。2003年初中毕业后，16岁的刘仁艳就离开了家乡北川，去广东顺德的一家美资电子工厂打工，家里三口人一起赚钱，供妹妹上学。

在外打工的那些日子里，妹妹每个星期都要和刘仁艳通上几次电话，有时候，她还会和姐姐分享自己的小秘密，比如，她不喜欢班上的某个女生，或者是班上某个男生偷偷给她写来了情书。她最喜欢问姐姐的就是：“就要过节了，你给我买什么礼物啊？”

2008年5月11日那天晚上7点多，在学校寄宿的妹妹，又给刘仁艳打来了电话。当时刘仁艳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自考，所以只和妹妹聊了不到5分钟。不过，刘仁艳告诉妹妹，自己刚给家里寄去了几件新衣服，其中有一件是给她买的。

“那你和我说说啊，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小姑娘在电话里兴奋地问姐姐。

“要保密。你回家就能看到了啊。”刘仁艳笑着回答。

这却是姐妹俩的最后一次通话。第二天地震了，被掩埋在校舍废墟中的刘仁春，再也不能看到姐姐给自己买的新衣服了。

3

不过，在接到傅拥军的电话时，刘仁艳依旧对妹妹的生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她迫不及待地问起傅拥军事情的原由。

电话里，傅拥军讲述了自己捡到日记本的经过，他还告诉刘仁艳，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都集中在绵阳的长虹影院。两人约定，第二天早上在那里碰头，一起寻找刘仁春。

那天早上8点半，刘仁艳带着妹妹的照片，在长虹影院的门口和傅拥军碰面。她在剧院门口的幸存学生名单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刘仁春”三个字，而妹妹所在的高一(7)班，只有7个人在幸存名单上。

值班的教师为刘仁艳叫来一名头裹纱布的男生，他是刘仁春的同班同学，可地震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刘仁春。接下来，刘仁艳便听到了她难以承受的消息。一个被救援者从废墟中救出来的女学生说，她和刘仁春刚逃了几步，楼就塌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废墟下，她喊着刘仁春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她摸到了边上的那双手，手已经凉了。

从一个专业摄影记者的眼光来看，2008年5月18日的这个早上，刘仁艳寻找妹妹的过程，将会是一组很好的新闻摄影作品，但作为一个人，一直陪着刘仁艳寻找妹妹的傅拥军，却实在不忍心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后来，他甚至关掉了机器，一心一意地帮助刘仁艳打听刘仁春的下落。

即使是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刘仁艳在人群中穿梭着，手拿着妹妹的照片，泪流满面，焦急地向身边每个人打听消息的那幅场景，依然能在这个38岁男人的脑海中清晰地回放。

“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拍下这些照片，作为一个人，我问心无愧。”他说，“但我真的很后悔，没有把那本日记本捡回来，毕竟，这是刘仁春能够留给她家人的最后一点记忆。”

是的，这一年多来，刘仁艳和父母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祭拜她的地方。日记本早已不知所踪。如今的北川中学原址，已经是一片被铁丝网包围着的瓦砾场，这个17岁女孩所在的那座教学楼，也成了一片永隔阴阳的黄土。

4

可生活却不会因为悲伤而停止。

如果留在广东，刘仁艳无疑有着更好的发展。这是个上进的女孩，在枯燥的配件车间干了两年后，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主管的赏识，调到了管理部门做文员。这几年，她一直在读深圳大学自考大专的物流管理专业，地震之前，自考的16门课程，她已经考过了15门。

2008年年底，那家工厂准备提拔她当工会主席助理，这就意味着她能从一个普通文员晋升为工厂的中层管理。但让大多数工友感到意外的是，她却决定辞职回到四川。

妹妹死后，父母终日思念，身体越来越不好，尤其是母亲李秀琼，原本就有严重的支气管炎，这一年中，又得了慢性鼻炎，不断地咳嗽，吃任何东西都尝不出味道。

“其实我是很矛盾的。”刘仁艳解释说，“但没有办法，妹妹已经不在了，父母就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她四处寻找工作，然而正赶上金融危机，许多工厂都在裁员，刘仁艳连连碰壁之后，最终在成都一家服装批发市场当起了导购员。每天凌晨3点来钟，她就要起床，接待那些一大早来“批货”的主顾们，一直要忙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休息，每个月拿到手的，也不过1000块钱出头。

而从地震灾区采访回去后，傅拥军又慢慢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轨道里——出差、采访、拍照，这个摄影记者重新开始了他忙碌的工作。

但总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和刘仁艳联系，问问这个让他挂念的姑娘的近况。尽管此后很久都没再见面，但他却一直想着这个北川女孩和她的家人，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帮助刘仁艳开网店的念头，是突然间钻进傅拥军脑子里的。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傅拥军接触过很多开网店的年轻人，他们生意大多做得很不错，而且杭州又是国内服装业最为发达的省份，如果他能帮助找到货源，那么刘仁艳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可是刘仁艳对网上开店几乎一无所知。在此之前，她对网络的了解仅限于QQ聊天，连电子邮件都不会用，更别提网上开店“这么专业的事情”了。

于是傅拥军为她物色了“辅导老师”。那是他一个开网上服装店的朋友，叫王芳，是个和善的女人，在地震的时候，她曾经捐过一些钱物，也一直想着，能够帮助灾区的人。

傅拥军给刘仁艳买了到杭州的往返机票，这个羌族姑娘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旅游城市。可她并没有时间游玩，在王芳的店里，她呆了整整五天，学习网上开店的全过程。

在王芳的眼中，这是个文静有礼貌的姑娘，总是把“谢谢你”挂在嘴上。而刘仁艳的聪明劲也让王芳感到吃惊，很多很复杂的程序，只要教上一遍，她就马上学会，操作起来，甚至比店里的很多熟练工都要轻松。

但在那五天里，王芳似乎没有见过她“真正高兴的样子”。有时候，刘仁艳也会笑，但眉头却一直锁着，在吃饭的时候，也经常一个人沉默不语。

在杭州的最后一天，傅拥军带着《都市快报》摄影部的同事们，在一家KTV给刘仁艳送行。那天，刘仁艳显得特别高兴，她喝了几口酒，还给人们跳起了羌族的传统舞蹈，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小会儿。

可现在，回忆起这一幕，刘仁艳却有些内疚起来。因为那段羌族舞蹈，是过去妹妹还在的时候，她们两个经常一起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