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中的身体书写实践

     中国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观念经历了一系列大的变化，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转折点，这其实与西方思潮的传入及中国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文学受当时中国国内的革命战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国内广泛传播所影响，文学作品普遍忽略了女性身体的书写，尽管有少部分作家的作品初步涉及到对女性身体欲望的书写，但还不够深入；而当代文学则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响应西苏所提出的身体书写号召，对女性身体进行了书写的实践，但后期偏离了颠覆男性身体话语霸权的主题，滑向消费主义及男权窥探的陷阱。

　　一  现代文学的文本实践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主义运动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运动出现的，是女性主义者为女性争取权力、针对男权制而发动的。而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却是伴随着中国的革命斗争而展开，是阶级解放战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女性的觉醒问题是随同人的觉醒这一命题一起提出的，是中国革命的伴生物。中国革命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展开的，是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问题将在阶级解放的革命运动中得到彻底的解决。女性并非生来就是受压迫的第二性，在原始社会，女性与男性在分工合作中建立的是相对平等的关系，只是当母系氏族社会完结之时才产生了阶级划分，建立了父权制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等社会制度。它要求婚姻、家庭要满足私人财产的合法拥有和继承而形成完善的制度，从而产生了一夫一妻制，妻子完全落入了丈夫的掌握之中。而国家机器的建立使私有财产制度、男权统治、父权制家庭合法化、神圣化，因而女性的从属地位的形成是革命性社会变革的结果，与其生理属性无关。只要推翻了压迫女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女性就会获得彻底的解放。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男女两性的关系上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坚信，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父权制也将彻底结束。

　　中国的女性主义者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把女性的解放斗争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融为一体，把追求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融为一体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许多女性作家在英、美、日等国留学归来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和中国革命的召唤走上文坛，创作出许多富有女性特色的作品。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她们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问题，其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更多着眼于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认为只有得到社会的解放妇女才能解放。因此，她们的创作多呈现出雄性或无性化的状态，把做人的目标定在“和男人一样”，女性自我失落了。“五四”运动所造就的一批成就卓越的女性作家，大胆地冲破封建观念的囹圄，把追求自主婚姻和幸福爱情放在创作的重要位置。庐隐书写其伤感、不幸的爱情经历，文字热烈奔放，体现了一个女性对幸福的向往及美好爱情理想幻灭后的悲痛心情。女性对爱情执着追求而不得的伤痛情绪贯穿全文，女性的生命体验显得异常真切。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像庐隐这样大胆书写爱情、歌唱恋爱自由的女作家很多，但她们的作品鲜有涉及女性身体本身的，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及传统男权观念的影响，她们在潜意识中认定只有精神上的爱恋才是高尚的，而女性的身体欲望是不足道甚至是低下的，因而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到这个话题，即使像丁玲这种具有浪漫气质的作家，也多次反省自己的创作是否脱离时代要求，而自觉地试图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她曾写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在当时最具性别意识的作品，但她最终摒弃了个人性的东西，而把自己融入到时代的洪流之中去，跟随男性的步伐，写反映时代面貌的宏大叙事作品。女性自我发自身体内部的声音被时代的强音吞没了，女性身体的权力失落了。然而，尽管如此，丁玲的个人化叙事的代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却没有被所谓的宏篇巨制所吞没，反而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仍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丁玲代表作之一。只要一提及丁玲，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想起《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用日记体的形式写成的小说，可见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个性化的作品，而不是那些追随强权的东西。

    《莎菲女士的日记》描写了一个凭借五四运动的洪流而获得个人自主权的都市年轻女性莎菲，她渴望享受生活，内心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她与两个男性的关系实际上是她的精神与肉体欲望矛盾冲突的产物。苇弟内心倾慕莎菲，对她言听计从，充满了真情。但他的爱恋却只能引起莎菲的反感与不屑，她肆意地捉弄着苇弟，从苇弟的痛苦中获得快意。苇弟的眼泪体现了他的懦弱的本性，他并不真正的了解莎菲，对于莎菲的捉弄他只能以眼泪来宣告内心的痛苦。莎菲对此并非无动于衷，她也曾愧疚，但却并没有真正反省，而是仍旧我行我素。凌士吉对莎菲的吸引实际上是一种肉体欲望的表现，莎菲清楚自己只是被他的外表所迷惑，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欲求。对于凌士吉美丽的外表，莎菲无法抗拒，但她的内心却矛盾重重，因为她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于人并没有损害的事，我只得忍耐着，低下头去，默默地念那名片上的字”。由此可见，莎菲是一个有欲望、有血有肉的女性，却仍然受到时代的局限，不能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欲望，只能在人前掩盖着内心真实的想法。而日记中的莎菲却热情又率真地表达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我简直癫了，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所要实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莎菲对凌士吉的迫切渴求使她不顾一切地搬到他居所附近来，她鄙夷那些封建的禁欲主义者，认为无须压制情人之间亲吻或拥抱爱人裸露的身体等爱的表现。而和凌士吉的交往过程中，莎菲一方面想要那种两性间“把肉体融化了的快乐”，一方面却又不敢放纵自己去表现出内心的这种赤裸裸的欲望。于是，她的种种表现就是矛盾的：她对凌士吉表面的抗拒却换来事后的无穷追悔，懊悔自己为什么要给人一些严厉、一些端庄呢？而当她知道凌士吉徒有美丽的外表，却一心只想挣钱和花钱的乐趣时，她感到万分失望，但又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欲望。她常常想“假使有那么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其实，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莎菲女士的日记》描写了一个有身体情欲的女性，她勇敢地为女性正常的生理需求高声呐喊，却无法掩盖内心深处的焦虑。丁玲的这一文本对女性身体欲望的赤裸裸的展示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大胆的，但却仍然囿于传统的观念而不敢进一步深入。女主人公的焦虑其实就是作者焦虑的真实体现，她一方面真切地感受到女性也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体，她有正常人的欲望和情爱需求，另一方面她又为这种正常的需求感到愧疚，背负着男权社会以及革命时代所赋予女性的一种特有的负罪感。于是，身体在丁玲的笔下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缺乏真正充实的内容，而她此后所写的小说如《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用革命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遮蔽了女性的身体，使女性的身体在革命男性的引导下获得拯救。在丁玲笔下，女性的身体权力失落在革命的洪流中，它只有进入国家、民族的意义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而“革命”一词隶属于男性宏观话语世界，对革命的拯救作用的宣扬就意味着宣扬了男性的价值观，女性的身体权力仍然失落乃至成为缄默的客体。

     与丁玲放弃了艺术家的浪漫气质而追求政治化的创作道路相比，张爱玲显得与政治化的时代格格不入，她无意于写宏观题材的大作品，却热衷于反映日常生活中普罗大众的情爱世界。对于女性的身体情欲，她有充分自觉的认识。在她笔下，女性的身体权力得到了彰显，而男性则成为被阉割去势的无能者呈现在人们面前。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本是一个单纯的一心追求学问的新女性，她自尊心强，重视自己的声誉，以为一个女孩子家，平白地搅在浑水里，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后来却一步步地走进姑妈预设的圈套，成了姑妈用来引诱年轻男子的诱饵。她与乔琪结婚后，走上了卖淫养夫的道路。这个时候的葛薇龙，她唯一的资本就是身体，身体成为她反击男性在家庭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工具，是对传统贞操观的背叛。乔琪身为丈夫，却只能靠妻子出卖肉体来维持其挥霍无度的生活，其在家庭中的权威已消失殆尽。《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不幸地嫁给了一个残疾人，尽管丰衣足食，却仍无法满足自身情欲的需求。她得不到正常夫妻间的情爱，还受尽家人的奚落，偶尔想与三少爷调情也不能如愿。到后来丈夫死了，又担心姜季泽是想谋取她的家财而不敢轻易与之相恋。在长期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她成了一个心理变态、毫无母性的女人，亲手毁灭了儿子的家庭和女儿的婚姻。张爱玲借这个文本述说了女人身体欲望之被剥夺所带来的人性扭曲的故事，鞭笞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压抑，她笔下的男性都是形体残疾或精神委琐的被去势者，但却对健全的女性身体进行残酷的控制乃至摧毁。张爱玲的作品对女性身体情欲的描写正是其反抗男权社会身体霸权的有力工具，男性身体的残障正反映出男权世界的残缺不全，彰显了女性身体的权力。

     尽管张爱玲对女性身体情欲的描写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却仍仅限于描摹情爱心理的阶段，对其具体的表现缺乏恰当的表述。就拿她的长篇作品《十八春》与《半生缘》来说，虽然她描写出曼桢在面对世钧的爱情时细腻的心理变化过程，却并没有把具体的身体感觉纳入其中。而对曼桢遭受鸿才身体暴力的那一个重要的部分仅仅一笔带过，粗心的人甚至没能察觉出来。在《十八春》中，作者通过鸿才之口把事情轻描淡写地说出来：“真没见过这样的女人。会咬人的！简直像野兽一样！”就把造成曼桢痛苦根源的这一重要细节忽略过去。在《半生缘》里，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鸿才的话后又增添了一小段性暴力场面的描写：“他被她拖着从床上滚下来，一跤掼得不清，差点压不住，让她跑了，只觉得鼻尖底下一阵子热，鼻血涔涔地流下来。被她狂叫得心慌意乱，自己也被她咬得叫出声来，结果还是发狠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一颗头在地板上下死劲磕了几下，才把她砸昏了过去。当时在黑暗中也不知道她可是死了，死了也要了他这番心愿。事后开灯一看，还有口气，乘着还没醒过来，抱上床去脱光了衣服，像个艳尸似的，这回让他玩个够，恨不得死在她身上，料想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一夜。”这样的描写也还是略嫌简单，不足以把曼桢所遭受的身体暴力完全表现到位，也没有写出曼桢在遭受男性暴力对待时的具体生理感受，而只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去描写男性色情凝视下的女性身体，难以让人产生对践踏女性身体的祝鸿才的强烈痛恨感觉，但已比《十八春》的轻描淡写有了很大的改进。其实，《十八春》是张爱玲受政治话语影响的作品，在这个作品里，她像其他作家一样，把故事背景放在宏大的国家、民族视野之下，使这个爱情故事多了革命性的色彩。陈子善在《专家荐言》中认为，《半生缘》是“张爱玲对自己当初的历史视野、国家民族观念、世界地缘想象的反思和修正，是大时代论述的背景化消退；也是张爱玲通过对书中人物命运的重新安排展示她回归《传奇》时代、恢复注重小我尊严的一贯的美学追求，是张爱玲式‘倾城之恋美学’的前景化重现。”5可见，张爱玲也曾在大时代革命话语的影响下迷失过自己，一度放弃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只是后来才对此作出了修正。连崇尚小我叙事的张爱玲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女性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