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眺父辈坟茔(散文)

蒋九贞

一

我们这里称伯父为大爷，二大爷也就是二伯父。我二大爷是今年（2009年）早春去世的。那几天天气老是阴阴沉沉，风很大，有些倒春寒，要穿很厚的衣服，外面再罩上孝衣，鼓囊囊的雍容，我们这些晚辈越发显示出虔诚笃孝。出殡那天，却是风和日丽，春意融融，河边路旁，偶有花儿绽放，奇怪的是，竟都是些白花，正合了我们的心情，似乎草木也为之悲痛。

二大爷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我小时候从他或者别人的嘴里知道，他一出校门就是少校团长，但是也许他注定不能成为将军，第一仗就被日本侵略军打散了，后来做了“国军”的文职官员，在军报里工作，1948年淮海大战溃退四川，在四川投诚，后转业地方，在我们乡当文书。那时的文书很重要，是乡政府“三大员”（乡长、文书、乡队长）之一。可见，二大爷是很受重用的。在我的印象里，二大爷很和气，人很低调，即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得以“平反”，即使他带领村民查村干部的账，他对人也是非常的谦逊。可是，却也有人说他当乡文书的时候趾高气昂着哪。我爷爷种着他家几亩地，据说是我大爷爷、也就是二大爷的父亲几次求我爷爷代种的，大爷爷说他家里的儿子出外了，没有劳力，不种就废了，就没有粮食活命了，求我爷爷看在亲兄弟的面上，把地给代种了。爷爷种了两年，赶上二大爷回乡当文书，二大爷操着南腔北调，说，妈拉的，我的地怎么能让别人来种？二大爷没把我爷爷当叔父看，我爷爷很生气，把地给了他，不久就合作社了。这些是不是事实我不清楚，不过我宁肯信其无，二大爷对我一向很好的，我忘记不了。我的族名就是二大爷给起的。那时候二大爷已经不是乡文书了，他被清理出了乡政府，在生产队里做了社员，因为文化人少，庄上办小学校，他就做了老师。那天我去上学，二大爷问我家里给起大名没有，大名就是学名。我说我有名字，叫平心，平心凭良心。二大爷笑了，说，那是小名，乳名，我给你起一个吧，你是广字辈，就叫广慧吧，广大智慧，将来做国家栋梁。可见二大爷对我是很用心的，由对我的用心，推论他的为人，他怎会像人传言的那样呢？

现在的二大娘是二大爷后娶的，有文化，有见识，很疼我；而前一个二大娘也很疼我。听父母亲说，她喜欢抱我，乖乖儿的叫。她是南方人，大学生，心理细腻，温柔有加，由于不能生育，把她的母爱都给了我这个族里当时来说唯一的一个在乡土上的孙子了。她和二大爷离婚的日子里，更是视我为珍宝，每每给我买吃的，我吃着还要拿着，不然她就“生气”。我尽管不记得这些，可我直到现在仍很是想念她，不知她老人家是否还健在，她老年幸福吗？二大娘的行为应该就是二大爷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结果，这一切说明，二大爷是不会做出上边说的那种事情来的。传言和事实毕竟有区别，有距离，有时可能是相反的。

如今二大爷走了，他虽然活了近百岁，可仍然不该走，如果不是四五年前的那个意外，相信他依然精神矍铄，村里的街头田边还会有他不高不低清清晰晰的说话声，有他干练瘦削然不失健壮的身影。那个意外是车祸。那天他在村后的公路上散步，——二大爷晚年很享福，二大娘对他的体贴照管无微不至，他的长寿其实就是二大娘的杰作，二大娘使他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晚饭都是早早吃的，这在乡下，在偏僻如我们小村庄，是绝无仅有的，吃罢晚饭，都要在村后的公路上溜达，二大娘年轻，二大娘陪着，想着法儿让他高兴。在离村子一里许的小桥上，突然就有几辆自行车闯来，他们是一群中学生，放了学从镇上中学匆匆往家赶。其中一个有些慌张，车把没掌握好，撞了靠栏杆的二大爷。二大爷被撞倒了，顿时失去知觉。可是他很快清醒过来，醒来的第一句话却问，孩子咋样？他是担心那个学生掉桥下去，有个好歹。二大娘说，孩子没事，你，救护车来了，快去医院吧！二大爷听说孩子没事，舒了一口气，想动动腿，就怎么也动不了啦。二大爷的腿被撞断了，二大爷不要人家的钱，说人家一个庄户人家，哪来的钱？咱还有国家给的工资，再说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腿断了吗，腿断了我才落得清闲，“告老还乡”，好好养老。二大爷就此卧床不起了。二大娘寸步不离，吃喝拉撒，精心服侍。二大爷好转了，二大娘又背进背出，晒太阳，到花树丛中呼吸新鲜空气。之后买了轮椅，二大娘几乎每天都推着他村前村后的转，有时还去镇上。二大爷走了，二大娘很悲伤，一把一把地抹泪，她对我说，你二大爷没有受罪，一天也没有受罪，他走的很平静。果然，我看二大爷时，他的眼闭着，脸是红润润的，笑眯眯的，像睡着了一般。

二大爷的坟子选在村南的麦地里，是他家的责任田。从村里的十字路口一直南走，有一条路通到煤矿，二大爷就在路西找到了他永远的归宿。

葬了二大爷，我脱去孝衣，向二大爷的坟子磕了三个头，站起身默默地走开。我又往南走了一段路，站在一条田埂上，回望二大爷安息的地方。麦苗儿正要返青，腐朽了的稻茬子似乎在矮化着自己，甘心化作麦苗儿的肥料，供麦苗儿茁壮成长。它们知道逝去的总将要逝去，能让麦苗儿繁茂就是尽了自己最后的责任。麦苗儿十分理解，于是把理解变成奋发，努力用“长高些再长高些”报答稻茬子的无私，践行“后浪推前浪”的时空之约，实现“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美好愿景。不是吗，我甚至能够看见它们抖动的肩膀，听见它们舒展骨节发出的声音，麦苗儿确实在生长着。西斜的太阳照耀着大地，村庄，树木，田野，偶或的牛羊，还有那几个一锹一锹筑坟子的人，都像在一幅水墨画里。这一幅画很悲壮。其实，死就预示着生，活着的人为死了的人“安家”，活着人的心灵也就有了“家”，有了“家”的活人就有了生气，筑坟子的锹就可以开天辟地、兴家立业了。

我慢慢移开视线，下意识地就看见了父亲的坟。

二

父亲的坟子在东边，和二大爷的坟子一路之隔。父亲的坟子上有黑乎乎的痕迹，那一准是因为坟子上长满了草，坟子所在的责任田主人为方便便烧尽了上面的草，留下了灰烬。父亲的坟子孤零零地躺着，坟子往东有一条南北小河，河东岸是路，路上有个人匆匆而行。父亲的坟子是那样的不堪入目了，我有些心寒。而西边二大爷的坟子正在一寸一寸的长高，有人在坟顶插上了纸幡，插了纸幡的坟子使人恐惧，也使人敬畏，很容易让人联想坟子里人的音容笑貌。父亲去世的早，他自然会被人遗忘；二大爷刚刚下葬，他还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父亲的坟子已没有了阴森感，所以人们想怎么糟蹋它都无所畏惧；二大爷的坟子在人们的心里是一个新的领域，活着的人还会保护它，或者敬而远之，畏而避之。

但它们都是单坟，都是远离老坟的孤立的坟茔。我不知道我的族人为什么不把他们葬入老坟。其实，我爷爷奶奶葬的就是单坟，二大爷的父母也没有入老坟。嗨，一定是什么迷信妨碍了他们入老坟，剥夺了他们死后与先人团聚的权利。我忽然想，是不是与父亲和二大爷的信仰不同有关呢？

父亲是共产党员，二大爷是国民党员；父亲是革命干部，二大爷曾经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虽然父亲的“革命干部”也没有“红”多久，但历史却给他们、给他们的周围留下黑厚的阴影。我爷爷奶奶去世时，我大爷爷大奶奶去世时，一定是“泾渭分明”的年代，族人为了平衡两家的关系，才一概不让入老坟。由是，到了父亲去世，到了二大爷去世，“依例而行”，就都单独埋葬了。

父亲也是淮海战役的“遣散者”，不过他不是被打跑的“国军”，而是一名因打摆子无法参战的解放军战士。父亲被遣返原籍，父亲是奄奄一息时被人抬着送回来的，他的嘴干得裂了口子，有殷殷的血结了疤。我爷爷看到这情形，慌了神，只说没救了。据说那时我大爷在河南，是发了誓不混出人样子不回老家的，远游的儿子等于不是儿子，老二回来了却是这样子，老人家如何不痛心？爷爷怀疑他得的是伤寒病，这种病到了这个程度哪还有希望！不料父亲的嘴唇动了动，若有若无地说“渴”，又说要喝冷水。爷爷知道伤寒病喝冷水那就是喝毒药，不给。父亲后来竟能动弹了，能动弹的父亲自己爬着，趁爷爷和家里人不注意，爬到水缸旁，扒水缸支起身子，咕嘟咕嘟喝了一阵子。他心里兴许不热了，回到地铺上，静静地睡下。父亲奇迹般的好了，身子骨恢复得很快。

父亲当了革命干部，父亲的职务也是乡里“三大员”之一：乡队长。乡队长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很有权力，相当于现在的乡派出所长、武装部长、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民兵团长甚至法庭庭长等集于一身。父亲的工作是不要命的，是把脑袋背在肩膀上时刻有丢掉危险的差事，因为那时特务遍地，土匪横行，国民党军队的小股武装时常骚扰，共产党的政权刚刚建立，立足未稳，不断有干部被杀害，许多人不敢出来工作。

父亲在乡队长位子上和以后到任的乡文书二大爷有多少冲突，我不清楚，也没有人谈起过。然而，我想冲突肯定存在。关于我父亲和我二大爷的复杂关系我也许以后会谈，而现在还是讲讲我父亲的故事吧。

父亲有一天差一点儿遭了黑枪。那天他从县里开会回来，到家已是小半夜。在没进家之前，穿过一条黑咕隆咚的小巷时，突然有个人影一闪，就听“噗刺”一声，无声手枪打过来。幸亏父亲警惕性高，他偏身一躲，隐在了墙角，然后掏出枪来，“乒！”朝天一枪（为什么要朝天放枪？父亲的解释是，因为是在庄里，他怕伤及无辜，那个放黑枪的家伙又是猴子一样，不好瞄准，所以没有横扫，也没有直射），那家伙路挺熟，三拐两拐没了踪迹。父亲怀疑是本村人，可究竟是谁，他始终不知道，到死也不知道。

有一种人官越做越大，还有一种人官越做越小。我父亲属于后一种。

随着时间推移，天下逐渐安宁，乡队长的角色就不需要了。父亲个性特强，做事认真，只要上级布置的，他都不折不扣。但是他也“抗上”，不论多大的领导，他认为不对的，都与之“理论”，有些按照组织原则执行了，事实证明领导布置有误的，他就直言不讳，他说那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却不这么认为，领导认为是他有意让领导难看，是给领导“下别腿”，是“目无组织”、“不尊重领导”，不和领导保持一致。比如，他就和当时的县长干上了，这样的下级哪个愿意使用？乡队长的角色不需要了，乡队长的职能被几个职务分担了，以常理，父亲不升迁也就罢了，至少要担当其中的一个职务吧。可是，父亲被撸下来了，被派到了我们村所在的那个片，让他组织合作社，美其名曰“艰苦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是领导信任你”。父亲无怨无悔。他如何会有怨有悔呀？他相信领导，相信章程上的话，相信报告里的语言，他是一个心眼，只信仰共产主义。父亲开辟了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当了社长，后来转了高级社，他还是社长。这时要是回乡政府还是有可能的，我父亲却不想回去，也有人不愿意他回去，那就在社里呆着吧。人民公社化的风一吹，乡政府成了公社，高级社改作生产大队，父亲成了大队干部，吃不上“定量”了，又逢上固定供给制，体制分全民和集体所有，父亲就被给“集体”住了，彻底变成了一个农民。父亲在大队干部任上的时候，大跃进汹涌澎湃，“放卫星”铺天盖地，他不会吹牛，没能把亩产说成一万斤，便被内定“右倾”，暂时停职。

父亲一生中“最伟大的壮举”莫过于“逃跑”“闯关东”。父亲被停职以后，老天不给“积极分子”作美，降下自然灾害，吃饭成了问题，虽说办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可是没有粮食也免不了挨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一天吃一两，饿不死炊事长”，不是炊事员、炊事长的怎么办？父亲不愿等死，他对我母亲说，他要“逃跑”，闯出一条活路来，然后再把我们娘儿三个（爷爷奶奶都已经过世，那时父母还只有我和大妹妹两个孩子）带走。当时的政策是不准人外出的，抓回来就当地富反坏右斗争。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个月黑天，父亲抱抱我，又抱抱大妹妹，然后摇了几摇头，轻轻拉开门，就消失在黑暗中了。父亲跑到黑龙江，混得不错，由于他本身的素质，显示了他的修养，黑龙江某单位看出他的“实力”，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父亲当然不能承认。父亲不承认，人家却默认，让他当了车间主任，还准备委以重任。父亲却“动摇”了，他怕自己的党员“露馅儿”，到头来落个党纪处分，一年后不辞而别，悄悄回到村里。

父亲回来后，组织上鉴于他一贯的忠诚，没有深究。其时的大小队干部粗暴、武断，不顾惜群众利益，公社领导又把我父亲请出了山，不过没有安排主要职务，而是协助大队书记工作，实职是大队副主任。这样的职务叫我父亲怎么发挥作用？职务是大队三把手，大队出了问题却拿我父亲是问，这不分明是给我父亲设陷阱吗？父亲还是无怨无悔，任凭上级领导把他搞得“三起三落”，他对自己的信仰依然坚信不疑。

三

父亲那一年退下来，说是“退”，其实没有退休金。父亲没有福，假如再多活几年，他一定会拿到工资补助的，他是乡队长，政府承认了这个职务的历史存在，于是也承认了这部分人的退休权利。二大爷曾经对我说，你爹亏，你一家人都跟着亏。二大娘也说，该去找，至少你娘能享受。可是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没有这个“找”的习惯，我们不想给任何人或部门增加麻烦，我们生活的还可以，我们不需要谁的照顾。

父亲一辈子为他的理想和信仰奋斗，“退”下来也闲不住。村里要搞个复合肥厂，支书请我父亲操办筹建，我父亲夜以继日，把他的老命交给了这个集体企业。父亲在“退”下来和接手筹建复合肥厂之间，盘下了矿门口的一个小商店。本来生意做得好好的，而且越来越红火，却一听说村里有企业要他负责筹备，撂了，不做自己的了，我母亲那个唠叨，可想而知。可是父亲不管不顾，“一意孤行”，好像集体才是他的家。

父亲死在村复合肥厂试运行的前一天。

先是，父母因了父亲的“集体高于一切”而不和，父亲从家里搬出来，住在盘来的小店里。小店四面透风，父亲怕冷，就生了煤球炉，结果，中了煤毒。我闻讯赶来，把他送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痊愈了。我们不懂，我们不知道煤气中毒很容易复发，只要一触及煤气源，就会中毒。一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父亲第二次煤气中毒，我们又把他送到医院，也好了。我们以为父亲定是有其他毛病，让他多在医院住几天，一次又一次给他体检，没有查出什么，我们都放心了。

父亲再次复发是在这年深冬，这一次就没有好，不给抢救的余地，他与世长辞了。

复合肥厂建成了，明天就要试生产，父亲很高兴。晚上支书来检查准备情况，弄了酒席，父亲因为身体缘故，没有喝酒，但是陪着聊天，聊到十几点。父亲说困了，就回到小店。母亲还没有走，看我父亲来了，又开始了她循环往复地唠叨，唠叨到半夜多，她回了家。父亲给煤球炉压了火，提到一边去，他已经闻不得煤气了，一闻就头晕，喘不过起来。然后父亲睡觉了。父亲有很多心思，有兴奋，也有烦恼，有憧憬，也有懊悔，有远见，也有短视，有恩也有怨。父亲却累了，无论兴奋与烦恼，无论憧憬与懊悔，无论远见与短视，无论恩与怨，他最后都抛到了脑后，渐渐地睡去了。他睡得很吃力，很难受，他必是梦魇连连，没有笑容，有的只是眉头紧皱。他抽搐，脑子一片模糊，浑身从头到脚大汗淋淋，几近虚脱。他想喊，却叫不出声音，想爬出店门，却瘫软难支。他还是坚持住了。待到雄鸡啼明，东方发亮，有人从小店旁边经过，发现了里面的异常，通知了我们，我和妻子和母亲把我父亲抬到车上，到了镇医院，所有的医生都提前上班，我们架着父亲，给他做了透视。医师说，太异常了，太异常了，肺里竟看不到任何东西！医生马上组织抢救，可是不幸的是，医术高明的院长居然慌乱得忘了开启氧气阀门，父亲的呼吸停止了。

父亲就这样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他的集体事业。

二大爷几乎第一时间来到我家，看着逝去的我父亲，不住摇头叹气。二大爷说，他怎么该去呢？他怎么该去呢？我不知道二大爷的这个“去”指的是什么，是逝去，还是去筹建复合肥厂？抑或是在暗暗抱怨什么？父亲去了，父亲真的去了，我们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就不愿意把我的父亲停尸时间太长，第四天上，就既隆重又简朴地办了丧事。这期间，年长我父亲十多岁的二大爷一直守在丧屋，没有眼泪，没有话语，只抱头坐着，苦凄着脸。他心里一定也不好受，他想的恐怕比我们想的还要多。

掩埋了父亲，我筋疲力尽，颓丧地拖着几不欲动的身子，回到一片狼藉的老屋。望着没有父亲的旧居，望着空寂无比的院落，望着屋内面貌全非的陈设，望着一个个仿佛陌生了的家人，我再一次流下长长的泪水，趴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痛哭不已。

不知过了多久，二大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二大爷说，平心哪，你爹死了，死了就死了吧，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死了他的理想就达到了，死了他的信仰也坚持住了，死了就可以盖棺定论了，一死百了，和世间的一切也就完结了。唉！

我抬起头，看见二大爷不说了，只大把大把地抹泪。娘坐在一边，弟弟、弟媳和妹妹、妹夫们或坐或蹲或站，分列两旁。我一时弄不清二大爷话的意思，疑惑地看他一眼。我看见娘也看他，看他的时候眼里就有无名的烈火几乎腾地燃烧。屋里的空气有些凝固。

平心的娘，还有你们。二大爷停了一会儿又说，不要以为我说话刺耳，这个时候，我能说刺耳的话吗？我说的是真话，人死不能复生，还得考虑一家人的今后啊，还有恁娘的养老问题。我和恁爹是兄弟，永远都是兄弟，他死了我们也是兄弟，我也死了我们还是兄弟。他对我家的孩子，我对你们家的孩子，都是一个样儿待的，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我和恁爹小时候没有啥，我大他十来岁，我带他玩，他也听我的，他就是脾气不成脾气，有时候火爆起来翻脸不认人。谁没有个脾气哪？心里总是明净的，有自己做人的标准。他为啥给你起名叫平心？平心凭良心，还有要有一颗平常心，平静心，平和心，平等心，一碗水端平的心，平心两个字他想的好啊！我和他有距离，但没有矛盾。我那时候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怎么好和我接触呢？他想接触我我也不能让他接触，那样不毁了他吗？嗨，他这一生，本该做更大的事的，他是一心一意的呀！可是世间的事情就那么简单吗？事与愿违啊！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不知道省得心烦，心不烦才见天高兴，见天高兴才能过好日子哪。就是这么个理儿！

二大爷的话似乎不着边际，可我听了隐隐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有一种慰藉，我们对我父亲确实不了解，我们现在看来不如我二大爷了解得多，二大爷更理解我父亲，二大爷还知道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故事，二大爷真的是我们的亲人，永远是我们的亲人，血脉相连的亲人啊！

以后我从我二大爷的零零碎碎的谈话里，知道父亲死的前一天晚上，支书带了一班人马，浩浩荡荡开进复合肥厂。支书宣布了复合肥厂的领导班子，宣布了厂里的大小组成人员，包括普通工人，二大爷也在场，二大爷是保管兼看大门，所有的人员里没有父亲的名字，父亲就沉默。父亲不想再干什么职务，父亲已经是“退”下来的人啦，他只想给集体多出一些力，为群众多做一些事。但是，父亲有气，村里不该这样待他，村里应该对他这个有功之臣有些安抚，村里却一句话都没有，他辛辛苦苦建起的复合肥厂明天，不，即刻起，就与他无缘了，他再宽容，他再伟大，他也不会没有想法。他受伤的心抖抖索索地来到小店，母亲不懂得安慰，母亲的唠叨使他雪上加霜，可恨的煤气适时地舞出了魔杖，恶毒地鞭打着父亲。父亲再也坚持不住了，父亲曾经对天长号，父亲最后毫不犹豫地走向地狱，实现了他生前常说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誓言。

四

至于我父亲和我二大爷的恩恩怨怨，我说不清，也不想去翻那些陈年老账，历史的痕迹只是历史这个顽童吹泡泡吹出的飞沫，所有的伤痕都会被时间的砂轮磨平。

我从来没有把二大爷当外人，我结婚的时候很希望他能来，可是他没有到场，他只在头一天夜里派我二大娘偷偷地到我家，塞给我母亲一条被单和十块钱。有一次我在村后见了二大爷，他只说，你结婚了，结的早了些，才不到十八岁吧？会影响你的前途的。也不知你爹是咋想的！那时候还在“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形势使他不敢和我家来往，我家也不敢和他家沾边，父亲虽然不十分在乎，可他是共产党员，他不能敌我不分，不能丧失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能给共产党组织抹黑。

不过，父亲好像不相信我二大爷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有一次他就对我说，你二大爷不是历史反革命，他是投诚过来的，算有功之臣，正式转业的复转干部。我问父亲，他怎么和四类分子一起劳动改造的呢？父亲说，就是啊，没有听说什么时候定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就莫名其妙地当了历史反革命，是拿他充数吧？充长了就成了真的啦。我问，那是咋回事？父亲回答，谁知道！大队里谁先喊的他，谁又叫喊的他，把他归到四类分子堆里，说不上来，反正他就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了。

嗨，这是儿戏吗？这是随便拿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啊！

二大爷终于得见天日，是他步入老年之后。那天，父亲电话告诉我，你二大爷的问题甄别了，他白戴了几十年的“帽子”，他哪里是历史反革命？没影儿的事，真的没影儿，没有人给他戴过。我说，这不成了冤案了？父亲叹一口气，冤什么案啊？他没有“帽子”，就没有冤案，档案里为准的。我不在家，对这些都不甚了了，可就是觉得二大爷冤，是冤案的国家有补偿，二大爷算什么呀？他早年就丢了职务，受了那么多罪，到头来什么都不是，想当冤案都不成，真叫人哭笑不得。我说，那二大爷不是白白吃了几十年的苦？父亲苦笑着，没说话。

其实父亲何尝不是啊？父亲有什么错误，竟被撸到最底层，那么的使用他，又那么的抛弃他。

我可怜可叹可悲可赞的父辈啊！

但是，二大爷似乎并不在意，还很满足。鉴别过的二大爷心情舒畅，精神抖擞，热情百倍，好像生命才刚刚开始似的。他说，我是国民党员，脱党几十年了，早就不算是了，我从来都相信共产党光明磊落，说话算数，我的事例就是证明，我清白了，我还是好人。

有一件事情使我觉得我父亲是真心实意实实在在为我二大爷着想的。那是在我父亲筹建复合肥厂时，我父亲虽然名之曰“负责筹建”，所有花钱的事情他都不过问，村里有人专管。复合肥是农民的宝贝，村民很乐意建这样一个厂子，村里集资，大家都响应，一时集了很多钱。但是不久，就有人对这笔钱的开支有了疑问，“露头青”们起哄了。二大爷是个“愤老”，他觉得钱确实去路不明，就起而带头闹事，找村里查账，向乡里反映问题。我父亲捏了一把汗，他并不是为自己，因为他清楚他自己没见过那些钱，他是为二大爷，他害怕二大爷刚刚直起腰来做人再受挫，人心奸诈啊，世事难料啊，“倒”过几十年的人不能再“倒”了。我父亲找到我二大爷，对他说，你别掺和这事儿。二大爷问，为什么？父亲说，不好。二大爷问，为什么不好。父亲没吱声。二大爷又问，有你的事吗？父亲回答，没有，我不摸钱。二大爷说，即使有你我也得问，这是老百姓的利益！父亲说，你信不过我吗？二大爷说，信得过，你不会贪不会占不会同流合污，你才没有官运。父亲说，那你就别闹腾了，咱家族灾难够多了。二大爷说，这不是你的性格，你的耿直哪去了？你的父老乡亲的良心哪去了？我父亲说服不了我二大爷，二大爷也“一意孤行”，非查账到底不可。

父亲没有办法，只在暗暗担忧我二大爷，他对我说，有些事宁可我去做，也不想你二大爷出头露面，他受的罪太大了！

我母亲也说，你二大爷为啥呀，查出来又有他多少？如今的干部不是你憨爹那个时候了，弄不好会有人要他的命。

二大爷的命硬，别人尅不过他，他不但没有栽跟头，反而被村里委以“重任”，管着复合肥厂财产的安全大权。而我父亲，却在我二大爷“任职”的那个后半夜中了煤毒。

一切好像都在冥冥中，一切好像都有谁特意安排，社会的车轮那样的滚着，人生的轨迹那样的划着，一代一代的人过去了，又有一代一代的人跟上来，富贵贫贱，亦荣亦耻，因果轮回，如此而已。

二大爷如今也去了，他去得很平静，可能还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躺在停尸床上凝固的微笑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二大爷的这副遗容，我是很欣慰的，二大爷没有多少遗憾了，正如二大娘所说，你二大爷没有受罪，一天也没有受罪。到老死“没有受罪”的人还有什么遗憾呢？

不过，二大娘是否忘记了我二大爷曾经的受罪？我不得而知。

五

太阳渐渐落下，暮色马上笼罩。远远地看我父亲和我二大爷的坟子，一个大些，一个小些，一个明些，一个暗些，一个新些，一个旧些，一个纸幡飘摇，一个灰蝶飞尽。无论怎样的不同，却都是一个结局，他们去了，永远地去了，他们的人变成了灰，他们的骨灰也将乌有。都说“物质不灭”，我却怎么也看不见他们在何处复活了，他们真的会不灭吗？

我就要回城了，二大娘拉着我的手，说，平心，你爹给你起名平心是对的，你二大爷常常说，你爹是对的，平心凭良心，平平和和待人的心。你爹死了，你二大爷也死了，他们都死了，这是他们同归的路。他们没有亏谁，他们都会在天堂里永生，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我信。

二大娘又说，叫你娘在老家过些时候吧，我们来日都不多了，我们想好好相处相处，亲亲热热到老死。

二大娘说，恁家都搬走了，搬到城里了，可心里不要有什么气，跟谁赌气呀？我明白恁都搬走就是有气，有人对你家不公啊！可是邻里百姓眼里有杆秤，对你家都是好的嘛。都是乡里乡亲的，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大不了几十年也得烟消云散。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都是一个样儿啊！

二大娘的话流露出一种无奈的悲哀，和一种哲理的真挚。我看着她，眼泪又哗哗哗流淌出来。

车子启动了，我将回我移居的城里去，开辟不同于父辈的生活，用新的方式来实现活着的人的意义和价值。走出好远，我禁不住回头张望，我看见二大娘依旧站在渐黑的田间，她的身后，模模糊糊的，是那两座各自孤单的坟茔……

作者简介：

蒋九贞，本名蒋广会，又名蒋岚宇，其他常用笔名兰宇、山风、何威、蒋也谈等，1950年代生人，大专文化，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1970年代正式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各地各类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报告文学以及文史研究等数十万字，出版有小说集《绿鸟》、《乡村记忆》以及长篇小说《博弈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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