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现实主义的抒写文本
　　
　　70后诗歌出现在一个商业气息甚为喧嚣的时代，广义的消费凸显了其特殊的价值，与朦胧诗，道德叙事，口语流等价值判断具有某种倾向性的作品不同。70后诗歌症候的广义的消费性，消解的正是过去那种一元论时代的价值对立原则，而走向价值诉求的扁平化。70后诗人通过对他们青春期时代（现正步如中年）的庸俗的日常化、消费性的生活场景的经验性描述，回避了各种主观的道德判断，从而使得政治的和反思政治的、批判的和反批判的两个时代的价值准则同时失效，这也是70后诗人诗歌文本异于其他如“朦胧诗”、“第三代”、“知识分子写作”、“口语流”的——消费作为一个更广泛的主题被凸显出来。既往的却处于同时代（但年龄存在差异）的诗人企图通过花样翻新的策略，如反思、反对、变形、夸张、拼贴、改头换面等具体的细节呈现，来证明对一种历史的修辞性想象，这在90年代确实被认为是有效的。然而，在这样一种被同时期却不同风格的诗人们的不断地变化、改装、颠覆的假象所遮蔽的情境下，70后诗人必须作出的却是妥协性的抉择，考虑了颠覆的意义，拒绝修辞性判断，秉持一种接近生活原态的原则，讲述他们个人的故事，以个人自身的历史细节来理解而不是消解历史。

　　显然，70后诗人对于两个时代的价值体系都保持了警惕性。这就是说，70后诗歌抒写文本对于本土消费现实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经验层面展开的。

　　广子的个人消费经验层面是享乐主义的色情，而沈浩波的个人消费经验层面是身体主义的色情。在“知识分子写作”的道德叙事层面上，色情被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对抗主题，欧阳江河在他不朽的经典理论批评《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对“色情”的精神性作了如此界定：“在当代中国，色情与理想、颓废、逃亡等写作中常见的主题一样，属于精神的范围，它是对制度压力、舆论操作、衰老和忘却作出反应的某种话语方式。”70后诗人不能也不可能再回到欧阳江河当初置身的某种意识形态语境中，那是89后的一种理想受挫的敏感语境。广子遭遇的是消费性日常生活的现实和焦虑，他对揶揄性赠与（一个避孕套）作出的反应是，“我是说，如果友情也是薄的/我将深深迷恋其中的一件赠品 ”（广子《礼物》）。沈浩波则“用胃思考”，他也是焦虑的，但和“理想、颓废、逃亡等写作中常见的主题”无关，他置身于肉欲的现实却残酷的考虑到了一个小女孩的未来，乳房这个隐喻在他的笔下难道不是一件消费品？犀利无比的语言事实上隐藏了他更深的某种担忧，但我不太赞成他这种粗糙的表达方式，“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儿/一把抱到胸前/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嗨，我说女人/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着/这回盯住的/是她女儿/那张俏俏的小脸/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 沈浩波《一把好乳》）既然“死抱着60年代大腿不放”，“知识分子写作”和“口语流”可以传授给70后诗人各种性交姿势和做爱技巧，但坠入情网是不可能被别人教会的，这得靠70后诗人自己的情商和悟性。没有扭扭捏捏的饶舌和调情，只有一针见血的粗暴。朵渔的色情则充满了狡黠，他是居心叵测的观察家，善于把控节奏，现实的戏剧性（喜剧性）在他那里春意盎然，“阳台在左边/身后是一大堆零乱的书籍/扇动着黑色翅膀的封面/我的女人/光裸着身体  吃她的晚餐/黯淡的阴部时隐时现/几天来的争吵与奔波/我有些累了/当我躺下/眼前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是刚下过小雨的天空/有白鸽子轻盈地飞翔/心底的厌倦随食物涌上来/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积聚的胃液/我突然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想在绝望的高潮中突然消失/我的女人/在她的晚餐中呆得太久了/一阵小风吹过/我把她的屁股稍稍抬起/轻轻地  操她”。（朵渔《现实一种》）这时候的70后诗人绕过了“对制度压力、舆论操作、衰老和忘却作出反应的某种话语方式”，更像是一群厌倦了修辞性想象的优雅的暴徒，在貌似流氓的盛宴中饕餮。

　　本土消费现实的另一个个人经验层面是对细节性日常生活（包括具体的琐屑）的反应。王家新的修辞性想象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他总是在细节性日常生活中呈现历史，他的忧郁和谓叹，他的沉重的责任感，他在向一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致敬呢，你会身同感受一种对某种权力谴责的冰冷的氛围，“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广子的琐屑而庸俗的生活在一辆夜行的中巴车上，他在行往某地的途中，和面目各异的人们进入了疲倦不堪的恍惚梦境，“那么缓慢的秋天。一辆中巴车/行驶在笔直的夜色中，歪斜的旅行者/睡姿各异，梦境不同/我是说/我和他们一样，临时来到世上/迷失了方向和目的。在同一辆中巴车上//成为肉体请来的客人。我们前行/朝着黑暗、寂静和某种诱惑/一伙儿要闯入未知世界的不速之客/把夜色搅乱，将曙光推迟/我是说，这并非和我们预谋的一样//缓慢的中巴车，缓慢的秋天/以及更加缓慢的夜色和旅程/像是指示我体内的钟表停止摆动/加入它们的节奏，成为缓慢本身/我是说，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在一辆/夜行的中巴车上，我清醒地睡着/不需要秋天和这缓慢的旅程。这时/可是这时有人不小心按响了打火机/我是说，我是说：一束光亮”。（ 广子《在夜行中巴车上》）这是一首被影子文本包围的诗作，琐屑而不饶舌，节奏缓慢，具有催眠效果，生活的细节在一个逼仄的空间中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灵魂。他和王家新虽然都在公共汽车上探讨了灵魂的问题，王家新关注的是内心的风暴，是怀念和致敬；广子自言自语的却是某个时刻的一种发现，是即将到来的预言性质的历史。

　　无论广子，朵渔，还是沈浩波，他们都需要给自己的诗歌配称一个起某种作用的词，这个词可以决定一首诗的明暗、重量、体积或气味，犹如帕斯对词语的那种抑制不住亢奋的呼唤，“尖叫吧，婊子们。”广子需要“一束光亮”的配称，朵渔需要“操她” 的配称，沈浩波需要“一把好乳” 的配称，否则消费现实的戏剧性无从谈起，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行文中详细谈到。

　　70后诗歌大面积呈现的其实正是它的抒写主题的丰富性。“在时代的钟座上/没有什么比磨灭端坐得更久”，安石榴的几乎所有的文本好象只为一个主题服务：怀念过去。他的童年和乡村，他的光怪陆离的地理志，他的滑稽而不失朴素的日常性，他的沉闷的游历，他的辗转生活；黄礼孩的纯粹、简洁、质朴和平实，他更像是一个患有洁癖的歌者，精心打磨他嗓子里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他的诗是对柔软物质的歌颂性篇章；孙磊的诗是思考和时间的产物，阅读和引文的结果，克制，幽雅，精致，激烈和安静的转换，“我是永远过时的异端”，《演奏》《谈话》《朗诵》《远景》《碑文》《航行》等诗篇均具有优良的朗诵品质；胡续冬是具有知识分子写作背景的诗人，但他讨论问题的方式却是插科打诨，他一直在试图消解那些存在着严肃性的东西，反讽、戏仿、拼贴，善于利用方言表达的效果，出其不意的用典；梦亦非的带有巫术表演性的前期诗歌可以被称作“伪史诗”，未被驯服的野性在他的诗中发出粗重的喘息声，但太过于杂乱、粗糙，技术上的不成熟掩盖了他庞大的写作抱负……

　　写到这里,我想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消费现实主义作为70后诗歌的意识形态？

　　其一，诗人身份的隐退和淡出。这个重要的发现出现在安石榴的一篇关于70后诗人的文章《七十年代：诗人身份的退隐和诗歌的出场》，安石榴最早强调了70年代出生的诗人首先置入了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历史语境：“70年代出生诗人的首要不幸在于他们所面对的时代已经不再是诗歌的时代，跟‘第三代’诗人相比较，无疑缺乏与之俱来的激情。商品经济从根本意义上促使了诗人身份的退隐，因而70年代出生诗人已由不得已到平静地转入‘地下’状态。”就是说，假定拥有诗人身份的70后诗人一觉醒来，惊讶的发现自己的诗人身份被一种庞然大物裹胁而去，这个具有裹胁力量的庞然大物就是无所不在的消费主义，它无孔不入的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称之为消费现实主义。置身于奢侈品、电子消费品、快速消费品、卡通、娱乐充斥的时代，诗人的身份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安石榴变成了房地产策划人，沈浩波变成了书商，广子变成了餐饮业的职业经理人，尹丽川变成了电影导演，蒋浩变成了平面设计师，吕叶现在还为他的企业能否在纳斯达克上市发愁。这种身份的转变诡异的显示出了时代的残酷性，在70后诗人之前，诗人简直就是一种专业性质的职业，郭沫若、艾青、北岛、海子、王家新、西川、于坚、伊沙，等等,你能说出他们除了诗人还有别的识别标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自70后诗人起，消费现实主义粗暴的宣布消灭了所有诗人的身份？而事实上，我坚信人类最后的一个职业必是诗人。

　　其二，诗歌的商品属性。现代汉语诗歌自发轫，它的属性一直是精神的，并对物质性的东西表现出了强大的蔑视。即使是在上世纪90年代，诗歌也是精神性的，解构主义也未能动摇现代汉语诗歌的纯粹性、责任感和道德承担使命。但在70后诗歌里，消费现实主义的强力意识形态将诗歌的属性变得模糊不清了，70后诗人至少部分的放弃了诗歌的精神性属性，而使诗歌具有了商品的价值，诗歌至少有一部分是用来交换的，交换非阅读性的阅读，交换趣味，赞赏及其它非诗的等价的东西，诗人深度迷恋自己，出于某种炫耀的需要站在了诗歌的前面。这种越来越物质化的取向和帕斯对诗人的看法正好相反，“……我欣赏那些消失在自己作品后面的诗人。他们是真正的大师。的确，任何作品中都有自恋倾向。我们每人身上都有一个那喀索斯。我欣赏打破镜子的那喀索斯。“

　　其三、商品进入文本，取代了精神性质的词，使词的属性发生了改变。鲍德里亚观察到，在消费主义居主导的时代里，物品和话语“构成了一个全面、任意、缜密的符号系统、一个文化系统，它用需求及享受取代了偶然世界，用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在70后诗歌里，词很多时候不再承担隐喻的功能，它是分类的直接表达的结果，写什么是什么，词就置放在它需要置放的地方，表达的是它本身，词的精神性减弱了，物质性加强了，而不像之前的诗人们，词后面隐藏着更丰富的信息，历史，重量，体积，材料，气味，等等，大话崇拜里，“太阳”不是“太阳”的意思，解构叙事里，“黄河”也不是“黄河”的意思，柏桦发现“鲁迅”有可能正是“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