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心惶惶”背后的舆论生态
作者:范玉刚
“日记门”、“短信门”等“涉官”事件,受到网络的热炒,多与受贿、性丑闻相关。这类“门”事件所折射的政治文化含义是深刻的,网络传播的“汹涌”反映了广大网民的“政治无意识”和某种心理期待与诉求,有其积极的合理性。但在鱼目混珠的无序中,也会有人乘机借“势”,为自己的私利张目,混淆视听,这反映网络管理内容上的“失控”和监管的不到位,引起深思的是各种“门”事件的传播机制和社会心理以及网络的“失控”显示出的多重意味。我们看到网络时代,网络信息发布门槛低、成本低、速度快、效应大,但管理的成本与难度却很大。
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是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如何引导已成时代课题
随着我国传媒业特别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我们已进入“传媒社会”的新时代。新媒体引导下的时代是一个泛在的时代。泛在时代的传播特点,往往是点对点或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具有网状和弥散性特点,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传播速度呈“爆炸”式,极易迅速产生集聚与放大效应,形成网民情绪高密度的舆论场,这已然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
系列“门”事件显示,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可控,网络媒体的泛在传播方式具有不可控性,舆论场的形成具有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特点。当新媒体凭借技术强势遭遇新的民众心理期待时,就会发酵为新兴的能够引起极大震动的舆论场。这个舆论场以新媒介为平台,以BBS、博客、播客(视频分享)、微博(http://t.sina.com.cn)、手机短信等形式,以用户自己生产的媒体内容为重点,在虚拟空间中以网络意见领袖、公民记者、网络写手、隐性的匿名专家和广大网民互动为存在方式,以与传统媒体的互应,不断形成新的舆论热点,甚至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成为关注的焦点,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化消费。
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是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它已影响到社会现实的存在境遇,其中民间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如何引导其从芜杂的状态走向良性健全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代课题。新媒体并非传统媒体的简单延伸,而是在发展中形成了新的格局:与传统媒体并存、互动,其力量越来越强势。
其实,网上的各种“门”事件是现实问题、文化问题的“折射”和“投影”,是广大网民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态度的显现,体现了网民的愿望和诉求。另一方面,我们欣喜于现代民众越来越勇于和善于利用传媒监督和维护权益,实现公平诉求。但也有个人网民假借互联网的特点,制造虚假信息谋私利。一方面,现实文化的多元必然显现于网络文化消费趣味的多元,现实中的道德滑坡、价值失当和信仰真空必然显现于网上的无聊和价值混乱与平面化;这里既关乎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也关乎对官员的官德教育、素质教育,面对民意的反映和广大网民的监督,教育党员干部要有操守和责任;还关乎对名人的社会责任、伦理底线教育。说到底这些都是现实中的文化出了问题,价值导向出了问题或者说主流文化引导不力的网络显现。
我国现已成为全球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新媒体已成为当下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的重要平台,面对新媒体引导舆论形成的新格局,我们要持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熟悉、把握互联网的发展规律,积极应对、有效利用使之成为民情民意的健康、顺达的反映通道,同时积极加强内容的引导和监管,通过主流文化的力量引领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中融入应当的社会价值观,树立好的风尚,净化网络环境。
网络新媒体改变了舆论生态,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
网络文化并非“洪水猛兽”和“怪胎”,网上舆情、网络事件是现实问题的“放大”映射,网络文化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对于个别价值观扭曲的网络“门”事件、恶搞事件,要通过网络内容的引导来纠偏。网络引导是一种“软引导”,它不是某种辩护,而是以事实、以理性、以思想的力量发挥影响力,以提升素质和意识达成共识,不是传统媒体上的如何“指导”,但也不要无能为力地被网上舆情牵着走。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的生成有其积极意义,网络新媒体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填补了公民监督的空白,改变了舆论生态,成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达路径和方式,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新的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还有利于推动社会积极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人人都被置身网络监督之下,也有利于培育公民道德的自觉和洁身自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网络的芜杂和失序带来低俗、恶俗现象的蔓延,以及对社会主流价值理念的腐蚀和侵蚀。对网络媒体新格局我们要有清醒的认知,在洞悉特性的基础上积极引导网民的有序参与,善于倾听网民的心声和民情,坚决抵制和批判失实、低俗信息的传播,使网络空间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传播和弘扬的场域,使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形成良性互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资料链接
“触媒”时代:走向善治的契机
陈传伟 李少华
网络是一个虚拟社会,具备社会的一般特征。公共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治理本身并不排斥管理,它超越的是作为“唯一”的“管理”。
网络是现实的影子,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多发,网民对财富和权力分配问题敏感,必然会通过网络发泄。道德、情感、利益敏感的事件最易传播,有了网络这一“触媒”,“如同干柴遇上烈火”,一点就着。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建立网络舆情收集民智、民意,使公众的意愿通过合法渠道转化为国家意志,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涉及群众利益、公共权力的使用、社会良俗维护等问题上,要具备政治敏锐性,做到未雨绸缪,防止使“案件变成事件”。
网络民意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网络表达与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网民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未共建与共治的领域。以公共治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有助于社会的互动与和谐,培养网民参与社会管理,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网络时代带来的并不是洪水猛兽,或许是走向善治的一个契机。 (作者单位:岳阳市委党校)
网络“高压阀”的政治价值
作者:马庆钰
系列公权机关和官员个人的丑闻事件,如“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周久耕事件以及2009年的官员“雷人”话语等,都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内外部管理形成了巨大冲击波。
“网络曝光”已经成为高压阀和约束工具
“网络曝光”和“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普通人民群众针对党委和政府机关改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作风与质量的高压阀和约束工具,成为整治官场作风腐败的有力推手。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网络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秉持基本的伦理道德,真正是出于忧国忧民、利国利民和为人为己的正当利益追求,网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网络平台,充分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监政的重要作用。
就网络的特性而言,其虚拟性和空间的穿透性,简直就是一个人获得丛林自由的通行证,它可以隐去自己的真实情况,可以绕过现实当中的重重障碍,让人无所顾虑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发表内心的看法,一个人只要想,他几乎就可以进入个体100%的意志表现状态,少了现实世界的许多干扰。
这当然是一把双刃剑:其消极方面是,如果一个人缺乏伦理道德,缺少行为规范和法规意识,他可能会在网上说出不负责任的话语,做出损人利己甚至是损人不利己的恶行,他会破坏应当存在的隐私世界的神圣性和完整性,“人肉搜索”会把每一个人的家底搞得让他人一览无余;而其积极方面是,网络平台的虚拟化,网络的快捷、透明和信息的全角度和全空间传播,可以提供给网民社会一个参政、议政、监政的强大工具,让每一个网民都有机会成为忠实于自己意志的真实“代表”。
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借助于这种监督,来建立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与成堆的党政监督文件和监督手段的效率低成本高形成对照,网络的发展和网络的特点,正在把过去说易行难的权力监督变成掌握在普通群众手中的工具。尽管公权力作为强大的一方,有不少方法进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博弈,但是互联网还是给公民们留下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作为空间,更遑论党中央和国务院是支持和期待网民在反腐廉政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也正是为此,有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患上“信息公开恐惧症”。
新兴媒体和信息技术的空前发展,让部分站在时代对立面和公共利益对立面的政治经济权力和保守的意识形态权力,必然去阻挠新兴网络媒体的成长,设法逃避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地位,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明暗兼有地玩起“躲猫猫”也不在少数,甚至收买网络公司和通过专职网络人员来监视、跟踪和混淆网民所曝光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实际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真正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的服务型政府,是不会惧怕网络和网络监督的。正好相反,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借助于这种监督,来建立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比如,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创建网络环境下政府与民众信息交互模式,健全和完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机制;可以加大政府信息网上公开力度,让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通过信息公开来主动接受网络的监督;可以强化政策法规与敏感事项的网上征求民意程序,让民众拥有更多的参与权,根据各种意见认真完善方案,提高执政者和政府管理者的公众支持度;可以建立发帖、跟帖、定期上网对话的机制,创造让民众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的条件,通过网络与民众直接交流,化解矛盾,促进官民之间的和谐;还可以制定及时分析处理网民意见的法规和程序以及办法,与网民监督建立内外应答、官民呼应,相互配合,促进廉政的健康机制。只有这样,网络参政、网络议政和网络监督才不会被当做异己甚至是敌对因素,而成为帮助执政党提高执政水平和促进政府提高管理质量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网络“围观”的社会心态
作者:秦露
局长日记门、局长财产“公示”门……为何各种“门”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好像没有停止的迹象?为何围观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观察和理解中国互联网现象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互联网带来了信息化社会,同时也带来了两股看似相互矛盾的浪潮:一股是全球化浪潮,它似乎要抹平一切差异,使世界变得同质化、扁平化;但是另一方面,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挟和吞没的每个人、群体、乃至于民族国家又面临着失去自我的焦虑,不甘于这样的结果,于是开始拼命寻找新的自我身份的认同:如果大家都一样了,那么“我”是谁?“我们”又是谁?正是这种寻找自我的愿望幻化为各种形式并成为现在的热门话题,比如知识产权、隐私权、国家利益、公平正义等等,以多元化的价值与声音表达出来,并失去了判断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只有同时看到价值全球化与身份认同碎片化的并存,看到两者此消彼长、相互渗透所形成的社会与价值地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个时代。世界从总体上看似乎是平的,但仔细一看却布满了深深的鸿沟与裂痕。这是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互联网现象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当我们的身份认同无法从正面获得建立的时候,就只好采用了“否定的逻辑”
这种矛盾的趋势与中国特殊的文化社会现状叠加在一起,使中国的互联网显现出别样的景观。
我们同处全球化潮流之中,也要寻找自己的价值认同,但是人们在社会高速发展与变革中失去了可以凭借的心理依托,找不到一叶可以在疾风巨浪中安身立命的价值小舟,只好伸手去抓那些漂流在身边的任何一根脆弱的稻草聊以喘息。
总体上看,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宗教基础、纲常伦理也在各种冲击之下风雨飘摇、政治价值又无法一下子回应和解决所有巨变中产生的问题,因此,当我们的身份认同无法从正面获得建立的时候,就只好采用了“否定的逻辑”:既然无法从“我们赞同什么”中找到自我,只好从“我们反对什么”中去寻找。
因此,中国互联网上的价值与身份认同,在“舆论监督”的面纱之下,以不断寻找否定与批判对象的形式建立起来。当对外的敌人出现,这种认同就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而没有外在敌人的时候,就以批判时事政治、伦理道德、官员行为的面目出现,就像临时抓起的救命稻草,由于不具有稳定性,需要不断地去抓,反而会不断加深自我的不安全感。就像用于止痛的药物,每一次药效过去,下一次都只能使用更大的剂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从公款旅游、高价烟酒名表,到强奸嫖宿、日记艳照,越来越火爆、刺激、不堪入目。不是这些事情从前就没有,只是现在,只有这样的事情才能与人们心理不断提高的兴奋点合上拍,从而浮出人们的视线。
对于林林总总的互联网现象,把它看作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空间,或是现实危机的来源皆不可取,互联网不过是现实社会与公众心理的延伸、拓展、承载与反映。只有社会为人们提供了足以安身立命的建设性的正面价值,互联网才不会成为单纯的破坏性与否定性价值的载体;只有社会的现实机制理顺了,人们拥有了正常的问题反映与解决途径,互联网才不会成为赌博般吸引眼球的话题引爆点;只有现实中的法律规范有效延伸与适用于互联网,每个人才会在互联网上如同生活中一般检点和规范自己的言行。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