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只要以起广泛的共鸣，即使是伪作，照样能千古流传，甚至有人千方百计为之辨伪。托名岳飞的《满江红》早就被指为伪作，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证据是相当充分的。制造“靖康耻”和“臣子憾”的对象是金人，可以称之为“胡虏”，比之为“匈奴”，却与“贺兰山”无关，这是伪作最大的漏洞。但由于明清以来屡次出现与岳飞时代相似的形势，很多人产生了与《满江红》所寄托的共同的感情，至于这些词句是否岳飞所作已无关紧要。

有人认为，诗歌的衰落是因为缺乏创作的自由。且不说现在创作诗歌的自由有多大，够不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不朽的诗篇恰恰是在最不自由的时候产生的。远的不说，就是在最近几十年间，有的诗不仅被禁，还曾被作为“反革命”而追查，结果越追越传，越查越火。现在传播手段那么发达，要真有人能写出一首好诗，自然会不胫而走，瞬间遍传全球，任何人也无法禁止，更不可能全部删除。

其实，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以往诗歌中很多几乎是永恒的主题，如今已不复存在，或者已经达不到当初那种动天地、泣鬼神，回肠荡气，缠绵俳侧的程度了。再这么写，读者不仅会毫无兴致，反感厌恶，当作无病呻吟，匪夷所思，甚至会当作人格分裂，精神失常。而真正的原因，居然是社会的变迁、科学的发达和技术的进步。

有一首小诗形容人生的四种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人觉得不够淋漓尽致，在每句前分别加了两个字——十年久旱逢甘雨，千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秀才金榜题名时。但放在今天，除了第一句还有意义外，其他都已已算不上什么喜事、奇事，自然无诗意可言了。

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在于偶然性和突然性，由于古代交通运输艰难，一般人不愿也不可能外出，在外地、特别是千里外的外要遇见相识者的机会极少，要遇到故知更难。而且由于没有经常性的联系手段，更难及时精确，这类相遇几乎都要到最后一刻方能成为现实，给人的意外和惊喜不言而喻。事后想来，还会觉得是天赐良机，因为偶然因素太多，稍纵即逝，这自然会引发无限诗兴。作品问世后，会引起多少游子的企盼和哀伤！记得幼时某日放学回家，意外发现在上海谋生的父亲坐在家中，还带回一些绝迹已久的熟猪油，为之狂喜雀跃。现在到外国去，往往能偶遇多年未见的旧友，虽仍不失愉快，却不会再有多少激情。因为相互间并非一无所知，彼此的情况也没有太多的意外，不像文革过后，往往有隔世之感。手机和互连网的普及以至滥用，更将本来就不多的惊喜也消除了。与故知的相遇，无论是千里还是万里之外，不仅预先有了周密的安排，还交换了信息，包括音频或视频，而且还不断消解已经有限的悬念——“正在下飞机”，“乘上出租车了”，“到你楼下了”。“出地铁站了”，“正过马路”，“看见你了”。要是苏轼、苏辙兄弟之间有手机可联系，无论相隔多久、相距多远，无论是清明还是中秋，随时可以互通音信，互诉衷情，或许就写不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了。

乡愁曾经是诗歌长盛不衰的主题之一，如今也几乎销声匿迹了。再看当代某些人的乡愁诗文，非但引不起共鸣，还会觉得虚伪可笑。乡愁的前提是有家难归——或因贫困，或因战乱，或因病弱，或因情感，或因敌对，回不了乡才有无限思念，才产生生离死别。当这些因素不复存在，还有什么乡愁可言？年轻一代理解不了著名的乡愁诗实属正常。中国开放之初，两岸隔绝已久，国际旅费还是天文数字，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话，越洋话费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签证困难且无把握，乡愁在海外华人、留学生中流行，由此产生乡愁文学自然有深厚的基础。但到了廉价往返机票不过数百美元，10美元的电话卡可通话200分钟，音像设备普及，互连网已无所不能，装在家中的探头可以同步传输亲人实况，政治阻隔已限于个案，再说有多少乡愁，不但赢不得同情，反而令人作呕。

当年轻男女的性观念发生变化，对初夜的期盼早已在洞房花烛夜之前实现。对以找到“熟女”“熟男”为幸，惯于同居、“一夜情”、“试婚”的人来说，洞房花烛早已成了多余。在“奉子成婚”者心目中，洞房花烛不过是一项公关或应酬。即使是和尚，只要他愿意，洞房花烛夜也并非不可能，且不说职业化的和尚，脱下僧服就可西装革履，洞房花烛完全正常，就是一般僧人，只要“在寺守佛法”，就能“在家遵国法”，完全可以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举人“金榜题名”已属三生有幸，秀才能有此殊遇更属喜登龙门。但随着大学毛入学率大幅度提高，大学生已由精英走向大众，硕士如过江之鲫，博士车载斗量，“金榜题名”的光彩已逐渐暗淡。至于那些博士帽子送上门，教授、院长争相聘，专著论文有人写的高官、富豪、名流，或靠抄袭剽窃暴得大名的人，“金榜题名”实在太容易不过，岂会为此而大发诗兴？就是趋炎附势的下属也敢对这种千夫所指的劣行歌颂一番。

唯有“久旱逢甘雨”仍属幸事，可惜有切身体验的人越来越少，其中或许根本就没有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