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一种实证精神

　
　　第二点，要有一种实证精神。刚才说了，小说是对物质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还原，这种还原对作家是有要求的，它要求作家在虚构的同时，也得做一点笨工作，花一点笨功夫。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愿意做笨工作和会花笨功夫的小说家，真是太少了。虽然有的小说家坐在书斋里瞎想，可能也能写出不错的小说，但是深究下去，这小说在生活器物、人情风俗、情理逻辑等方面却可能漏洞百出。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里所说的秘史，必然包含一个民族的文化、风俗、人情，你若不做基本的调查研究，要写好它是很难的。为何我特别强调实证精神、笨功夫，就是要让读者看出作家对自己所写的生活是禁得起推敲的，是有质感的。但凡大作家写的生活，往往是可以被还原的，这种可还原性就为小说的真实感提供了值得信任的依据。而信任正是小说和读者之间不可或缺的契约。当我读某些小说时，我会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是不该穿那样的衣服，他那钟身份的人不应该那样说话，也不应该用那样的词，或者小说里面写到的器物，不应该出现那个时代，等等，这些小问题不注意，有时会瓦解我们对小说的基本信任。
　　看中国当代电影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为什么我们在看某些所谓的大片时总是那么失望，有时还会忍俊不禁地在笑，这并不是在笑导演没有表达出伟大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而是笑导演在很多本不应该忽略的细部出了洋相。一个年代的人说的话，穿的衣服，吃的东西，都是有讲究的，如果你以庄严的形式复现一段历史，你就得在这段历史上花笨功夫，这样才能复现那段历史的基本面貌，恢复那一时期的生活质感。你要写某个久远时代的生活，你就必须先做一些笨工作，至少要读上几十部地方史、地方志、野史、传说，要对那个年代的一些基本情况作调查和研究，你才不会在细节问题上出大的漏洞。但这一二十年来，作家们都过度地迷信虚构了，认为虚构就是自己的胡编乱造。其实不然。你一定要记得，如果小说的材料是不真实的，经不起推敲的，那么，再伟大的灵魂也无从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我看李安的电影《色·戒》时是很有感触的。看完《色·戒》，我深感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和李安是差得太远了。《色·戒》其实是一篇不好的小说，至少张爱玲没有说清楚她想说的问题，我很诧异，何以李安如此精确地理解了张爱玲的内心世界。他不单理解了张爱玲，他在拍这部电影时，还最大限度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生活质感。我并不是说这部电影没有问题，但至少表明李安愿意做笨工作。我看过他和龙应台的对话，他说电影里的电车是按当年的尺寸建造的，汽车后面车牌的尺寸也是按当年的尺寸造的。龙应台问他：那道路两边的梧桐树呢？他说：梧桐树是我一棵一棵种下去的，连易先生家里那张打麻将的桌子，也是我花了三个月时间从两岸三地好不容易找到的，是那年代的东西，就连桌子后面的那个钟馗相，也是那个年代的产品。一个大导演认真在做这些看起来没有多少智慧含量的工作时，就表明他是一个不藐视细节的导演。这样的专业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因此，《色·戒》里的人物每一次细微的心灵转折，都交代得很详尽，并和那个时代的氛围结合在了一起。这部电影在专业精神的讲究上，比张艺谋他们耗费几个亿的制作，要认真得多。李安这种讲注重实证的敬业精神，就是在小说界也是很罕见的了。
　　前几天，我和格非在广州吃饭聊天时还说到，科波拉那个年代的人看他的《教父》，不是只看《教父》的故事，而是通过《教父》看那个年代生活的种种事象，在这部电影里面，连码头都是科波拉按照当年的尺寸建造出来的。福楼拜小说里的东西，如房间的摆设，柜子在哪里、床在哪里、钟在哪里，包括街道的转角，都是能被还原的，它们甚至像钟表的刻度那样精确。在当今这个过度迷信虚构的年代，这种物质的精确、细节的实证，还有意义吗？我是觉得太有意义了。实证带来信任。而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可信的物质外表，可能也就没有可信的灵魂和精神。王安忆曾说，她试图了解年轻一代写的小说，但她读完那些小说后，却产生了疑问。她说这些人把笔下的人物写得那么奢华，那么时尚，那么中产阶级，但这些人物的生计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也就是说，保证他们过上奢华生活的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作家如果不能解释清楚他笔下人物的生计问题，那么笔下所写的灵魂也不值得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写的小说里，人物都是穿名牌，出入大酒店，游历世界，过着奢侈的生活，但这些年轻的作家却没有想过，那些人物的身份和收入够不够支付他过这种奢华的生活。如果作家不能好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笔下的灵魂恐怕就是假的。你的写作，不能为了时尚而时尚，它必须合乎人物的身份。否则，过度虚构会产生阅读上的不可信。一部小说之所以能让人看了之后感动，在于小说家和读者之间是有一个契约的，这个契约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是读者首先要觉得他所读的小说是真实的。如果这个契约被瓦解了，那么小说所塑造的所有生活、精神就都成了不可信的。所以王安忆说，《红楼梦》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用考虑生计问题，是因为小说为他们设立了一个前提——他们出生在富贵家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不必考虑生计问题，而可以专心写诗、专心谈恋爱。王朔笔下的痞子也不用考虑生计问题，因为王朔为他们设立的前提是他们可能继承了一笔遗产。如果小说中的人物既没有继承遗产又没有出生在富贵家庭，但他却过着富贵的生活，那么这种富贵生活就是假的，而这种生活背后的人性和感情也是假的。这就是小说写作必须遵循的实证精神。
　　一部小说没有实证精神，读者对它的信任感一旦丧失，小说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例如家具到了家具专家的那里，很快就能判断出它是哪个年代的，什么质地的，丝绸一过丝绸专家的手，就知道它的质地和产地。这就表明，这些专家对这些事物有了常识。小说家也应该是生活的专家，应该精通生活的各个方面，你读《红楼梦》，你会觉得曹雪芹无论是对平民生活还是贵族生活中的烟、酒、茶、婚礼、葬礼、聘礼，等等，事事写起来无不精细、传神，到现在都还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推敲。这就表明作者对他所写的那种生活是有常识、有专业精神的，他所写的，能经得起考据和还原。你也可以聪明地写作，讨巧地写作，但那些花笨功夫的人更有可能写出大作。与其写三部、五部毫无影响的作品，还不如把那些时间调动起来，实实在在地研究一段生活或者一群人，真正把你所写的生活写细，写透，把它写得经得起任何一个实证主义者的推敲，从坚实处做出大东西来。我曾经问过一些作家，你真觉得你写的那些小情小调、小情小爱真的有意思吗？你打算一辈子就写这么点的事吗？你真觉得你写的东西有那么的重要，值得你耗费你的智慧、才情吗？这样一问，很多作家都哑然了。我知道，很多作家都有对写作意义的自我追问。确实，时代已经不同了，小情小调的东西已经不希奇了，现在只要打开某个网站，里面尽是青年男女的情爱，而且很多年轻写手写得比很多作家都要精彩，要大胆。你和他们比什么？比胆量？比经历？我看都没有优势。惟独在比笨功夫上，年轻写手可能没有你有耐心，可能也没你有时间，这是你的优势。其实我一直认为，大作家身上一定要有笨拙、拙扑的东西，好小说要像大动物，貌似平静却积蓄着惊人的力量。在这个时代，前进也可能是一种后退，笨也可能是一种智慧。
　　在中国，不缺写作题材，也不缺能讲故事的人，真正缺乏的反而是那种愿意在这样的题材上面下功夫的人。中国有很多人在写历史，但真正对历史下过功夫的人却很少。我读过二月河的小说，他的历史可能是值得商榷的，但你必须承认，这个人对清朝的历史是下过研究功夫的。现在很多人写历史小说，动不动就让他的主人公带几千两银子上路，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几千两银子有多重、能不能带得动，也根本不知道凭着那个人物的家境和身份，家里出不出得起这几千两银子，更不用说每个朝代银子的切割、交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要回到历史的细节，你就可以发现很多作品都存有不可忽视的漏洞，一个作家的贫乏也就在这里显露无遗可。
　　细节是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你不能藐视它的作用。有时候，一个细节的漏洞就会让人对整部小说的信任完全崩溃。你们回想自己读小说的过程，当你读到一个不合理的细节，就会有不想往下读的感觉，这就像人们看电影时只要看到一些明显的漏洞，就会丧失对这部电影的信任一样。所以阅读是有契约精神的，要一直维持这一契约，并不容易，有时，很小的细节所带来的破坏，往往比整体性的破坏更可怕。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和他做幼儿园老师的女朋友分手原因，就是有一次他去她的学校找她，看到她在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她的裙子上挂了串钥匙，和她说了，她也不愿把钥匙从裙子上摘下来，他就再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女朋友了——她裙子上带着串钥匙跳舞的场面没办法从他的脑海里抹去，如此小的问题都可能被带到感情中去，甚至瓦解感情，可见，小说写作的细节问题也是不能轻忽的。为什么中国的推理小说和侦探小说一直不发达？其实就是在实证上出了大问题，作者没办法使小说的逻辑和情节精密得经得起读者的推敲。读过《达芬奇密码》的人都知道，这部小说肯定是虚构的，但是小说中的每个关键细节都是真实的，包括里面所用的道具、人物、历史的时间都是真实的，它是由真实细节构建起来的虚拟小说。一部小说可以是虚拟的，但它所用的材料必须是真实的。卡夫卡的小说里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是整部小说却是假的，人物也是假的。人变成甲虫，这当然是非常简陋的写法，但小说里的细节，如肚子太大被子滑下去，别人看她的眼神等，都是真实的。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有能力把假的写成真的，而拙劣的作家却往往把真的写成了假的。卡夫卡是把假的证明为真的，让你觉得那只甲虫和那只在地洞里听着外面动静的小动物是多么真实的。他通过一系列真实的细节建构起了一个更大的精神真实。相反，有一些作家写的是一段真实的生活，但你读完之后却觉得那是假的，因为这些小说里可能人物是真的，历史也是真的，但是细节是假的。只要细节是假的，年代和历史的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就是笨功夫的重要意义。细节问题，可以看出作家究竟在他所写的小说里花了多少功夫、花了多少心力。像前面说的王安忆提到的生计问题，就是一个不能胡乱交代的问题。读《阿Q正传》，你会发现鲁迅先生对于阿Q的生计是交代得清清楚楚——他有没有钱，他住在哪里，他当棉袄、当裤子，到最后没有什么可以当了，他又去偷萝卜……你必须一步一步把他的生计问题交待清楚，像他这种人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记得我说过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我说现在很多作家已经不会写风景了。当代小说里真的很少有人会写风景了，读者没有耐心读，作家可能也没有耐心写。这固然是由于时代阅读趣味的变化，但也可能是因为很多作家没有写风景的能力了——而不会写风景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观察过风景。鲁迅笔下的风景描绘，几句话就能让一幅苍凉的风景画横在我们面前，沈从文也有这种能力，这两个作家是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写风景写得最好的，都对风景、人物有精细的刻写能力。现在很多作家写风景，都是写空话套话，他们缺少对风景的真实的观察。其实不仅是风景描写，在别的方面，风俗的，人情的，心灵逻辑上的，漏洞百出的事也是常有的。我看过一部小说，作者为了表达一位诗人愤怒，表达他与时代的决裂，跟文坛的不共戴天，他写这个诗人，每天要收到很多报纸和杂志，他看都不看就扔到马桶里冲走了。但问题是，谁能找到一个能把报纸、杂志都冲走的马桶呢？你不能光顾着写愤怒，而忽视了这愤怒是不是能用这种方式表达。看完这个小说，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诗人是愤怒的，而只是觉得作家过于草率可笑，居然如此武断地对待他的读者。不仅小说如此，很多电影更是如此，像《无极》、《太阳照常升起》，导演对里面的细节处理清一色都专断、随意，明明已经被啃过一口的馒头，到最后拿出来又是完整的，这决非小事，因为从这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出这部电影的制作者是如何藐视他的观众，他根本没把观众当回事。如果有专业精神和实证精神的导演，肯定不会在这样重要的细节上出问题。因此，现在是一个应该强调专业精神和实证精神的写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