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评《通县志》

梁滨久

    评论新编志书，可有多种角度：一是进行总体评价，按评审志书的质量标准，就其思想观点、内容体例、编写方法、语言文字、特点体现等进行全面剖析。二是就某一方面进行评论，如评论概述之编写、地方特色之体现、体裁之运用等。笔者评论各种志书达百部，上述评法都采用过，对《通县志》，想取一个新的角度加以评论。

    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做学术讲座，讲《红楼梦》“是一部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作品”。他说：“中华文化的两大命脉，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才情。讲道德，就是讲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关系，也就是待人、对己的问题。这一条大脉络以孔孟为代表，所讲的道德概念：仁、义、忠、孝等等都是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是实际发生了极大的文化作用影响的那一面：才、情。”这“是每一个中华真正有文化教养、修养的人都具备的两大方面。”他还说：“翻开《红楼梦》一读，你看看曹雪芹整个是才华横溢。中华人、文化人、知识分子，有文化教养的人，如缺少这两方面之一，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那一面要讲才，要讲情。”“所有《红楼梦》的女子都有德、有才。这个‘才’包括文才，也包括处理事物的才干。”（见任继愈主编的《文津讲演录》[之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8页）

    地方志是中华先进文化的载体，和中华文化两大命脉的联系，德不去说了，因为地方志不是伦理学教科书或专著，不能去分析当地的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但“才情”与地方志的关系却很密切，不能不说。地方志的编写者必须要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要有对家乡的赤诚的爱心，还要有才华，包括有明晰的识见，渊博的学问，和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并且要恰如其分地把才情在志书里表现出来。

   “才情”在《通县志》里表现得如何，我看表现得相当不错。

    一、见识

    《通县志·凡例》中提出“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绝非套话、虚言，而是实在地体现在编写过程和整本志书中。编者在叙事中把握住了全面、辩证的思想观点，不偏颇。如党派团体编，记重大政治活动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既指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全县大发扬，一心为公的精神得到提倡，以及10年间全县人民以大寨的创业精神所取得的大规模治河、旱涝碱综合治理、平整土地、打井、建扬水站、发展农业机械、开展多种多样的科学实验活动，提高了农业生产总体水平的实绩，也指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也存在一些“左”的做法，如学大寨评工记分，把劳动表现与政治表现挂钩，视“定额管理”为工分挂帅加以批判，强调“以粮为纲”，车马归队，劳力归田，把自留地和发展副业生产当成搞资本主义等，致使很多队粮食增产，收入下降，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不足一角钱，这样的记述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

    再如政权政协编记述旧政权的县衙、州署，并非一斥其旧，而是指出其所具有的保境安民、祭孔兴教、修河济漕、劝导农桑、征粮课税、赈济抗灾、审冤断案、应承上命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对于有劣行的官吏，也毫不留情地记其丑行，以儆后世。如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一路烧杀，兵临通州城，知州萧履中向外敌摇尾乞怜，以物资资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逼临通州，知州孙寿臣弃城先遁，州城遭敌践踏一年之久。这样记述体现出鲜明的立场、观点。

    不仅是政治性较强的内容观点正确，对其它方面的内容也能实事求是地予以记述。如专记《漕运》，记漕运与通州的关系，一方面指出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促进了古通州的发展，使通州成为京东行政、经济、商贸、文化中心城镇，全国性的物资交流中心。另一方面也指出，明清时期，朝廷为保障通漕严禁运河沿岸兴修农田水利，农业受到制约，手工业只是应漕运所需的行业得到发展，商业服务业发展畸形等。利弊相伴，这是辩证的观点。

    二、叙事

   《通县志》材料丰富、翔实，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如节日习俗记二月初一为太阳过生日，给太阳供一张烙饼、一块豆腐、一棵白菜和一碗凉水。这是独特的习俗。编者还善于将材料组织起来，表现出较高的著述水平。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基本写作方法掌握得很好。如记抗美援朝运动，只是平实铺叙史实：各界24万人参加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条约签名和反对武装日本投票，23万人参加五一示威大游行。订立爱国条约1439份。全县万余名青年报名参军，4575人入伍；选送125名优秀青年到军校学习，26名青年参加后方医院工作。121人在朝鲜牺牲。1951年11月，全县捐献22亿元，超额完成计划。全县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发放优抚粮，解决1412名魂烈属生活困难；各区农民为1622户军烈属代耕；医院、学校、商店设立对烈军属优待项目。到1953年末，全县（含通州镇）捐献26.7亿元（旧币），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寄发慰问信35052封、慰问袋407个。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寄来感谢信100封，朝鲜人民军5封来信被翻印3000份，一并分发全县城乡。虽然大都是史实数字，却充分表现出通县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

    而几则专记，则是运用大量考证材料的史实叙述文章。面对大量史料，爬梳整理，分析论证，颇为不易，更见编者的写作功底。如《漕运》，事涉辽以前隋、唐、五代及辽、金、元、明、清及现当代，内容有海运、河运、漕制、仓储、河务等数十项，整理脉络清晰，结构谨严，3万余字的长文，非大手笔所不能为。由此也可见编者对各种体裁的把握能力均较强。

    三、语言

   《通县志》语言朴实、平志、典雅，以能把地情记述清楚为要，但适应于不同的叙事对象和体裁，也不乏运笔用词的老道之处，足见对语言文字运用的灵活、纯熟。如“概述”写：“自古以来，京畿凡重大战事多涉通县。明清两朝交替，近、现代三次外敌入侵，镝锋均经通县而薄京师。狂飚巨澜，淬砺了通州人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用了京畿、涉、镝锋、薄、淬砺等文言语词，显得干练、文雅，适于表现历史氛围。还有“运河蜿蜒，势若游龙，南控津海，连通江淮。河上千樯万艘，陆路冠盖交驰，城内肆坊林立，弦歌相闻……”连用了排比句式，气势磅礴，且韵味十足。而记生活杂俗则是另一种语言风格：“农家自制黄酱（豆瓣酱与豆面酱）、自磨豆腐、吃打糊饼（葱花糊饼、馅糊饼）、轧饸饹（一种面条）、拍尜尜（玉米面小方块下锅煮食），打袼褙纳底自做鞋，自做茶壶帽子保温，婴儿穿屁帘儿，中老年妇女梳纂儿，姑娘留单辫、双辫儿，男人剃光头、理发，出门骑驴，编铺墩儿，火绳熏蚊子，糊冷布（棉丝窗纱）傍晚逮蚊子，抢肩抬杠，随份子，赶集，暖房，起乳名、外号，抽签，抓阄儿，喝酒划拳，撅甜棒，搂柴禾，打秋拔草，炒香料面，铡草（割挠），糊顶棚，吊顶子，褡裢，打鸟，斗蛐蛐，养蝈蝈，够榆钱儿，打尜儿，弹球儿，溜制钱儿，扇毛人儿，踢毽儿，捉迷藏，看连环画儿（小人书），养鸽子，养狗、猫，求雨，炒豆，串门儿，斗纸牌，护堤堆土牛儿，清明上坟、吃清明会，吹树笛儿，打滑擦儿，挖野菜……运用一些散句、口语词，儿化韵，似说家常，不事雕饰，几近白描，但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给人以亲切感。

           （作者为编审、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黑龙江省《史志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