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月，我们头顶的天

——张果珍《那个年月》解读

刘福田

从小喝大运河水长大，深受运河文化氛围的影响和熏陶，但我却好像是大运河的一个“逆子”，一直反对所谓的“乡土文学”。通州区文学界倡导乡土写作，这源于大运河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深受刘绍棠、浩然、王梓夫、张宝玺等一批著名作家的影响。这种文化历史的沉积，确实支撑过几代人的辉煌，为通州区赢得了“全国文学之乡”的美誉，但是这种底蕴已经被挖掘殆尽，我们的辉煌究竟还能维持多久？靠着祖宗留下的东西过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今日的辉煌也许正是明天没落的端倪！人说富不过三代，我总是隐隐地感觉到一种危机，因此观念上有些逆反，对“乡土文学”的提法更是针锋相对，因此被我的老师孟宪良训斥：“你小子要欺师灭祖？”
　　欺师灭祖的事我当然不敢做，但是观念上总是转不过来，人为的收敛反而造成了思维的极端，一看是乡土的东西就莫名地反感，因此有关的文字看得不多。这次《运河文库》中有一本张果珍老师的《那个年月》，一看名字就知道又是有关“乡土文学”，我却是一拿回来就打开看了，而且一看就是从头到尾认真看完。这样看书在我并不多见。所以想要看看这本书，其实原因很简单，只因为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已经听张老师讲过创作原型，那是在我儿时就已经知名的一个人物。因为好奇而想看，但是能够看下去，却是因为张老师这本书写得很有文学上的真实感。
　　还是先介绍张老师其人。我在观念上反对“乡土文学”，身边的师长和朋友却大多是本乡本土，而且大多是乡土文学的实践者，尤其是一些文学前辈，比如张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家。我这个人是可以把理性和感觉分开的，因此观念的冲突，并不影响我对前辈们的尊重，所以在圈子里和师长朋友都相处得很好，大家并不因为我“出口不逊”计较。孟老师骂我“欺师灭祖”，那也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呵护，我是他引荐到这个圈子的，所以说我有时候半认真半玩笑，并不是真的斥责我。关于通州区文学前辈对我的提携，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我的文学老师》，发表在《运河》杂志上，张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之一，她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已经知道了主人公的原型。
　　因为这个原因我有了阅读的欲望，看的过程却被书中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了，它甚至改变了我对“乡土文学”的观念，起码因此修正了我观念上的极端。或许因为那个年代曾经是我儿时的经历？或许那个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断层？抑或是张老师真实生动的文笔？总之一看进去，我就仿佛又回到了儿时，那个浑浑噩噩的动荡年代……张老师描述的场景，很多都可以在我的眼前动起来，它唤起了我儿时的许多记忆。那时候我还弄不明白什么道理，只是感动过人们的精神，也感受过人们心中的苦闷，那是一个怎样的年月啊！
　　那个年月，人们头顶上也有一片天，但是那时的天却是那样的沉重，沉重得好像紧压在人们的头顶，使人喘不过气来，连当时小小年纪的我都可以感觉到，只因为我记事开始已经在这片天下，所以当时以为天本来就是这样。后来的天才渐渐地高了，我却是从天塌下来的感觉开始。儿时的我没有进过城市，以为出生的村子就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头顶的天已经够大了，大到构成生存的全部。其实当时的农村人，不论年龄大小，又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感觉呢？一个耿占鳌，那就是沙洼子一村人的天了！《那个年月》耿占鳌是主角，一村的书记说一不二，真的就像个土皇帝，生杀予夺几乎不在话下，这是真实的描述。
　　不过土皇帝毕竟是土皇帝，他们一样不能随心所欲，在大风大浪风口浪尖上，他们一样可能翻船，甚至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因为他们头顶压着更重的天。确实很难用好人还是坏人来定性他们，比如耿占鳌救过被打倒的干部，也是真心在为村民们做好事，那时的许多农村干部都是这样，但是他们独断专行简单粗暴，行为有时甚至丧失人性和理智，耿占鳌几次差点逼出人命，也差点弄得自己家破人亡，那么他究竟应该算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没有人说得清楚，一个时代的畸形生存状态，毫无理性可讲。说不明白的就直观再现，这是《那个年月》最成功的地方，由此保持了一种文学的感觉，也成就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只要经历过那个年代，没有人看了不感同身受，一切结论反而不言自明。
　　我对文字的感性很差，看了《那个年月》掩卷而思，感觉作品最成功之处就是真实，当然行文逻辑也很流畅，只有一个小事我觉得没有交代，那就是汪玉琦究竟怎么样了？这里是故意留下的余味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啊！要是真的故意而为，那在我的效果确实很有用，不过哪天遇到张老师，我一定要问个明白。其实以我的文字功夫，还达不到对张老师品头论足的程度，不过我这人性格很直率，这事是非问清楚不可的。其实真实里也要见功夫，张老师这部小说之所以感人，那也是长期磨练的结果了，这方面我是比较欠缺的，读了张老师的这部作品，我觉得文学作品首先是真实感人，当然这里的真实只是符合物性。
　　别看我自己写东西往往爱说道理，我却一直反对用文学作品去说理，因为那反而会破坏了作品的文学感觉，除非我们要写的就是说理文章。我的文字大多算是此类，偶有一些文学性的文字，我习惯性地改不了这个毛病，这在我也是个知性惯性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知道不对也改不了，那是因为感觉更根本的作用，同时也说明理性的缺乏，我也是这样，所以一直都在不断修正着自己。
　　看过《那个年月》，我重新思考我对“乡土文学”的认识，忽然发现自己也极端了，其实只要不把“乡土文学”的提法绝对化，这种形式也无可厚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只要是切身的生活感受，一般就可以达成一种感人效果。当然提倡还是没有必要，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写我们对具体生存的感受！这样提法更广泛适用。在城市就写城市文学，在乡村就写乡土文学，不要一概而论就可以了。换位的写作不是不行，但是要想写出那种真实的效果就要体验生活，这有时候不现实也不聪明，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具体的环境生存着，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呢？张老师在农村生活了许多年，写起乡土文学作品得心应手，那她写乡土文学就非常适合，通州区的许多作者都是来自农村，因此乡土文学的倡导也不为过，只是不要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了。
　　再深入地想想，还有一句话想说，那就是无论“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要尽可能去写我们的真实感受，而且不能总是沿用别人的模式，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八股。张老师这部作品之所以成功，也在于它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我自己的感觉，看的东西不多），这样才成就了一种特殊的效果。我们没有必要模仿前辈，我们现实的生存日新月异，因此乡土文学并不是没有发展，只是我们要继承前辈的精神而不是形式，那样通州区全国文学之乡这面旗帜，才可以永远地飘下去，哪怕有一天我们这里已经不是乡村。
　　孟老师其实明白我不是“欺师灭祖”，只是因为我当时讲话过于尖锐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欺师灭祖”反而应该提倡，世俗就有一句话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意思不就是要我们超越前辈吗？只有我们不断地超越，才能使前辈的事业发扬光大，要是有一天通州区文学之乡的大旗倒了，那我们才是真正的不肖子孙了。我们可以因为前辈而自豪，但是不能被前辈套上笼套，不要光看自己是什么出身，更要看自己成就了什么，那样将来我们的后辈子孙，才会因为我们而继续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