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河畔的诗意飞扬——张宝玺小说创作论》序

刘新生  崔  斌

运河两岸的水土和浓厚文化积淀，不仅培育了张宝玺生命的茁壮成长，更孕育了张宝玺思想的活跃和艺术感知的敏感、深刻。他深爱着这片深广的土地，他紧紧地热恋、拥抱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他把为它思、为它歌作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作为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他用手中的笔饱蘸深情，细腻地刻写着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倾诉他的情感认知，编织着他理想的生活图画。他的创作目光时刻凝视着朝夕相处的运河两岸发生的沧桑变化，以现代化进程中运河人可歌可泣的离合悲欢作为表现对象，真实再现了时代变迁对人的存在形成的影响——尤其是其中孕育的人性美、人情美，展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并包含着对健康进步人生价值的积极建设。同时，他的创作文风稳健，笔意纵横，气象开阔而不失敦厚凝重，意旨崇高却不流于枯燥说教，于清新自然之中可以窥见诗性情怀的旷达通透，为当代文学的形象塑造和叙述话语注入了清新之气，展现了当代乡土文学叙事的新景观。正是这种深刻和执著地追求，使他成为继刘绍棠之后崛起的运河文学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他的创作实绩，将新时期乡土小说创作的品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被浩然誉为“张宝玺现象”。

张宝玺的创作之所以给人以亲切、感动，首先源于他的创作是自身真性情的自然流泻，因为他对文学充满了无限热爱。他似乎有着天然的文学敏感和理解力，从三年级开始就喜欢上了文学阅读，因为文学中营造的景观浸润着他幼小的心灵并开启着他形象思维的空间，诚如他本人所言，创作对他来说是难于抵御的诱惑，使他沉湎其中不能自拔。他就是执著于纯净无瑕的文学之思，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和激情投入到了热爱的文学创作中。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溢着作家对文学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全部身心的倾注。

文学即人学，是对现实生活的能动把握。张宝玺之数十年如一日苦心经营文学创作，一方面是他对文学的热爱，另一方面是他对生养他的大运河两岸的水土怀有浓厚的感情，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满怀着无限的眷恋凝视着哺育他成长的大运河，他要借助于形象的塑造倾吐他对故土母亲的一腔觉悟挚爱。张宝玺积极地审视着古运河河畔这片神圣的热土，执著地记录着不同历史时期生于斯、长于斯的运河人的生活轨迹，并赋予了他们深刻的乡土烙印。在他的笔下，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被运河两岸这一特殊地域里的风习好尚所熏染，展现出独具魅力的运河风情。在此基础上，张宝玺紧紧扣住时代，通过探索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大运河人的心路历程，集中反映了古运河河畔古朴民风以及传统观念与新时期新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进而借助于这样一个局部，折射出社会现实的巨大变革。显而易见，由于生活积淀的丰存，张宝玺将文学创作之根深植于生活厚实的土壤之中，从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机与灵感。由于张宝玺一直坚持着直面生活的创作路线，故而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正是源于对生活的热忱，促使他创作出一部部散发着浓郁大运河河畔泥土气息、具有原汁原味农村生活质感的优秀作品。张宝玺小说的优势也恰恰表现在这一鲜明的特色之中。

如果说对生活的诗意构想是张宝玺创作的基点，那么，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和对人性的深切关怀无疑是推动他锐意进取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汪洋恣肆的商品经济大潮对传统的行为模式和思想体系构成了猛烈的冲击。特别是地处京郊的古运河河畔，更容易感受到市场经济之风的强劲，也最能感知到社会转型时期心理来临的触动。张宝玺敏锐地捕捉到城乡交叉地带文明碰撞带来的伦理冲突，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分析——从横向上看，生活水平的落差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是城乡差异的外在表现；从纵向上看，城乡矛盾是转型时期伴随着社会关系、利益的调整而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之一。这就意味着其中存在着的新旧观念的对立和互补，它是一个不能规避的社会历史的心理进程，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无法退避必须面对的叙述话题。于是，在张宝玺的小说中，活跃着一系列出身于城乡交叉地带、怀抱着形形色色理想的“都市寻梦人”。比如《出山三天的美女》中才貌双全的女主人公丁珊就是众多“都市寻梦人”的一个缩影。她怀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实现建立理想中的现代企业的愿望，从山村来到城市，然而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不兼容性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她必然败退的结局，小说的情节仅仅是对此的验证而已。在丁珊们所面临的矛盾和困惑中，寄托着作家对变革时代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通过展示这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巨大反差，表现此类人物命运的悲剧性特征并召唤读者思考悲剧产生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张宝玺并没有将城乡冲突简单化地处理成是与非、对与错的二值判断，而是细致展示主人公创业维艰的过程，刻写他们物的困窘和心灵的历程，通过他们的复杂选择完成了对城乡文明冲撞带来的人性挣扎及其悲剧内蕴的审视，“书写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体现出了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具有厚重的思想文化深度”（熊元义），同时又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变迁的轨迹，具有重要的社会认知作用。

城乡文明冲撞张宝玺关注的焦点，但他的创作却绝不囿于此。在他的小说中，“小人物”的人生体验往往反映着“大时代”的沧桑巨变，其中既有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也有对商品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人性异化的拷问。尤其是后者，因其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学的社会意义而倍受读者关注。张宝玺强调，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与物质的极大丰富相伴随的往往是精神的空虚委靡。因此，实现对人的本性真情的坚守是形成现代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关键所在。他一方面以写实的笔触，抨击了被物化了的灵魂的丑恶麻木，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人性迷失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以极具浪漫主义的色彩和笔融，饱含深情地讴歌了自然纯美的性情，勾勒了真善美的人生境界，描绘了健康进步生活应有的道德之义、信仰之义、追求之义，表达了对物质时代人性回归的热切呼唤，奏响了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人性的咏叹调。张宝玺继承了古已有之的风化教化的创作原则，并为之注入了现代社会的新内容，以美感作为创作前提，不吝笔墨地吟咏自然风物之美，赞叹人格性灵之美，感悟沧桑变幻之美。实现了文学创作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统一。他贴近生活，以平实朴素的人物形象和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以优良的传统指导创作，又以质量上乘的创作实践完善了传统理论。显现了新形势下农村题格创作的新实绩。

张宝玺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社会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是其全部生活的总和，但若以整个人类历史作为参照物，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只有如实地再现历史，考察历史进程中人的情感、思维意识乃至下意识的嬗变，并且在对历史内蕴的揭示中同时进行对人性的思辨，才能实现历史赋予作家的庄严使命。他把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放到与历史大环境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站在历史的高度宏观把握在古运河两岸生活的人们的去从，将生命的走向汇入历史的洪流之中，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史诗般开阔的格局。张宝玺重视作品内容的宽广，也追求思想的深刻，他不但提示出现实中存在的纷繁复杂的矛盾，寻求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而且始终将人类对自身价值与存在的困惑作为根本性的主题加以关注。他的作品超越了对浅显的人生况味的叙写，上升为对人类存在状态的叩问，并且因此具备了哲学意义上的深度。

文学是对人生的叩问，是对人存在的反映。这就意味着，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本身。能否将人类存在进程中所必须面对的各种矛盾通过文学还原为起初可感的具象人生，让阅读者从透视存在的意义与意义的存在，无疑是衡量作家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张宝玺始终没有忘记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他高度注视着社会变化过程中人的存在状态，以转型时期为背景，以运河河畔为舞台，用细致的笔触演绎出运河儿女的苦辣酸甜，塑造出了一大批集地域特征与时代特征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在当代农村人物画廊建树方面成绩斐然。特别是他勾勒出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具有浓厚的当代意识和风采。她们潇洒地展示着自己的人生靓丽，彰显着存在的价值，拥有自尊、感性，具有强大的个性张力，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深受读者喜爱。她们生活在古运河河畔，以敏感的触角领悟沧桑的潜移默变，感受近在咫尺的都市文明的辐射，以天性的美好抵御来自各方面的诱惑，保持人格的独立与高洁。她们坦荡纯情，敢爱敢恨，光明磊落，充满活力，彰显着生命的本色和理想的人生存在。如《野神》女主人公梁子在与男主人公林子相遇时，“眼睛纹丝不动地盯着他”，心中呼唤着：“啊！好魅力！好夺魂的青年！”又如《捧着爱情的鲜花走向坟墓》中的葛云，未出场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葛云天生丽质，是个任何男人见了都不能不动心的女人……”正是这个品貌出众的女子，为了爱情不畏流言蜚语，甘心为爱人付出一切。她们温柔细腻，心地善良，富于牺牲精神，《运河恋》中的女主角苏兰为了心上人赵彬的政治前途居然劝说他放弃对自己的爱情：“眼下的世俗就是这样——黑五类的子女绝不能与红苗苗结婚或成为一般朋友！……所以我劝你还是走吧！为了你的前途！赶快走吧！”《潜流》中的孙亚菊在丈夫出现外遇的时候，依然还真诚地爱着他，甚至无私的对身处逆境的情敌林雨屏伸出援手。她们才华横溢，精干练达，无论《爱之梦》中的逸冰、《雪梦》中的逸雪，还是《捧着爱情的鲜花的走向坟墓》中的白丽丽，都是在事业上取得了令须眉折腰的佳绩的现代女性，展现出新时期新女性的别样风采。虽然有人无力反抗现代社会横流的物欲对人性的腐蚀，但是绝大多数女性还是凭借进取精神锐意开拓，凭借实力创业铸造成绩，以胜利者的姿态在适者生存的时代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张宝玺借她们思想观念与审美标准的转变而形成的命运变迁，反映出运河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同时也透视出置身于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中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书写深烙着农业文明史的印记。自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开创了乡土文学以来，二十年代的乡土写实派和乡土抒情派小说，三十年代的四川作家群，东北作家群和“京派”以及五六十年代的“前十七年乡土小说”的创作实践乃至文革以后涌现的带有“文化寻根”性质的乡土文学，无不以厚实的乡土中国为表现对象，尝试着以不同的审美风范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现代表现加以开掘。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过渡进程中，无所不在的市场经济在改变着传统的存在形态，农村的结构因素面临着一次根本性的调整，农民的观念也又一次需要深刻地变革，传统意义的乡土文学也面临着新的界定，尤其是商业大潮引发的利益诱惑与乡土文学的清贫坚守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此种形势下的乡土文学创作就显得需要更多的勇气与定力。张宝玺没有被功利所干扰，他神定心静的执著与自己的追求，因为他赋予了这种追求毕生的使命，他的目光始终聚焦于现时代的乡土世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其他同为运河文学代表人物的创作比较，张宝玺更多地关注农村的现代性。在他的作品里，对于必要的历史审视他贯穿了深刻的反思，他没有通过怀旧或刻意地描摹风土人情为自己的创作贴上乡土的标签，而是很自然地与当下的社会变革融合，展示农村这个大舞台上有声有色的演出，使他的乡土文学创作散发出厚重的经济社会所具有的特点，通体现代感强烈。

正如同样是从古运河源头成长起来的作家王梓夫指出的：“宝玺同志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作者，他热爱故乡，为故乡的巨变感到欢欣鼓舞。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批判作者，他熟知家乡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敢于暴露出来是希望引起人们的借鉴。”众所周知，在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三农问题存在的长期性和严峻性都是不容小觑的，只有解决了三农问题，从根本解决完善现代中国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关系结构，只有做到农业兴旺，国家才能繁荣；只有做到农民富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做到农村稳定，社会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才能更快更好地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所以说，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并业已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三农问题存在背景是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并存和差别，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在发展中寻求破解这一问题的良策。作为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守望者，张宝玺的作品对此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把对故乡热土的爱情深深地蕴含在作品的描写表现之中，他既积极地反映改革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农民获得收益的幸福和喜悦，同时，他又忠于生活，忠于现实，敢于正视农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农民所面临的生存困难，努力通过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警策世人关注三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需要全社会戳力同心加以破解的大课题。张宝玺注重从动态的转变对农村产生的巨大影响，包含着对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地位的边缘化、三农问题的淡化所表现的担忧，其中又显示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通过他的作品，一个赤子对农村父老乡亲的炽热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深广情愫一览无遗。

张玉玺的创作显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建构了自然优美的艺术世界。由于他对古运河河畔的包含着生命的芬芳的生灵草木表现出近于痴迷的爱恋，于是，他的笔墨都仿佛夹杂了氤氲的水气，作品中充满了泥土的芬芳，即使是表现农民生存状态这样凝重的题材，阅读者也能从中领略到流水般的灵动、轻盈，大运河两岸的风光是那么自然地折射在小说之中。“五月的天气，阳光和煦，春风徐徐，万里碧空中漂浮着朵朵白云。路边的杨柳早已绿冠成荫，队与队之间的乡间小路的两侧，芳草铺地，绿绿茸茸，隔个三五米还有一墩说不上名的鲜花。”更有深情的笔触赞叹古运河：“古老的运河水，宛若一条银色的飘带，从它的源头——通州城北向南舞动而唱着歌。它舞了千百年，唱了千百年。舞着人间的沧桑炎凉，唱着世间的冷暖甘甜。它的舞姿时而温文尔雅，时而狂暴，它的歌声时而悠扬舒缓，使人心旷神怡，时而如泣如诉，使人倍感悲壮凄凉。它不停地舞着，唱着，舞唱着一首永远令人留恋又悲壮的歌。”另外，他还广泛地运用了运河两岸的乡言土语，以独具地域特色、富有口语色彩的无韵诗行勾勒出清新宜人的乡土画卷，使乡土世界成为诗意涌动的源泉和心灵净化的圣地。“堤下，绿的田野中这里那里都是欢乐的机器鸣唱，欢乐的鸟鸣和欢乐的人们的笑声。我知道的，不用去看，村民们在田中劳动时，脸上绽放出的肯定的笑容。……在这盛世之时，质朴矫健俊美的村夫村妇们，他们的笑容从未带过一丝阴影，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那样的爽朗！……因为绿色的田野从来没有压抑，没有忧伤，没有烦恼，没有困惑，没有痛苦。只要你溶进去，真正地溶进去，那么给你的和你所得到的便永远是甜蜜和幸福。”

综上所述，张宝玺的创作深深地植根于肥沃的古运河河畔，专注于当代农村生活巨变的刻写，他将主题深度、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以现代的价值观念、话语形式、审美内容对当代农村生活进行了艺术地把握，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新乡土文学”的风格，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书写了有意义的一页。作为当下而言，我们所关注张宝玺的小说创作，视其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最具现实意义的是他对农村的深情感动着我们，他以创作的实绩为新形势下文学如何参与新农村建设，如何进一步关注农村的改革深化，农民命运的发展，如何建设健康向上的时代精神提供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参照。而这一切，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