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运河 

张 建

运河，就是人工开挖有特殊用途的河流通道，最早记载的运河有战国秦时郑国渠和秦朝初年开凿的灵渠，再就是三国时曹操北征乌恒，为运输粮秣、军队所开的泉州渠，听听这条运河名称就知道，关中以东长江以北第一条人工运河开凿在一个叫泉州的地方。西汉时的泉州就是后来的雍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废泉州并入雍奴，唐朝天宝初年改雍奴称武清县，一直沿用到今天。

凿泉州渠是早在隋朝以前的事，就是说早于隋朝开通南北大运河之前，在北京东南方向就曾经有过一条运河，它位于今天武清县境。这条运河早在郦道元写《水经注》时就已经淤废，《水经注》只存渠名和大致方位，无法详述。

京杭大运河贯穿中国南北，横跨长江、黄河等众多大河、母亲河。属于海河水系的北段，今天称北运河，干流源自塞外坝上的沽源县，唐称沽水后名白河，现在早被密云水库截流，成为北京生产生活用水来源。

历史上，白河从通州界以下汇纳各小河支脉，最终由武清东界入海。古代武清实际上具有今天天津港的功能，元代之前，天津还是一派时隐时现的海边滩涂，不适合人类生产活动更不适合居住。

到明代天津才有一个不大的卫所，与其说这个卫所在保护南北河运和海防，不如说是为安置闲人，给那些随朱元璋这个叫花子打天下卖命的人一口饭吃，用现在话说给他们安排个工作，按时给钱给米，人员或多或少，或三千人或两千人，有时一千人不到，用家属充数，总之花名册上人数够了就可以交待过去，实际上与自生自灭没什么大区别。天津的历史或说天津的发展不早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不早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大清国门的时间，也可以说天津原来是武清县地。

说武清是入海口是有史书为证的，《汉书·地理志》渔阳郡：“沽水出塞外，东南至泉州入海。”沽水即白河就是今天北运河。同书涿郡条：“涿，桃水首受涞水，分东至安次入河。”这里入河当即指由安次汇入武清三角淀的河流，这是一个旁证。《水经注》：“。。。。。。又东合泉州渠口故渎，上承滹沱水于泉州县。”《三国志》：“……公将征之，凿渠自滹沱入瓜水名平虏渠。又从句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以上资料说明泉州、雍奴、武清不仅是河海港口，包括滹沱河在内的不少古河流也均由此处入海。引用这些史料为证明一个地质基本点：武清在地理上属于北京小平原的东南边缘。

如果从通州东关外石坝算起，到流出武清界外，一条北运河全长不过一百公里左右，流经地区却是一省二市三区县，其中主要在北京通州和天津武清界内，在河北香河县擦边而过。但历史上并不是这样，从泉州、雍奴、路县建置之初就不是这样，今天的行政格局是解放之后的行政区划。

无论从古地理古行政区划古气候古环境哪个方面说，北运河流域都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这其中也包括这一流域的古今居民，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来源。

北京以东，秦以前有居民聚落，但没有行政建置，西汉始在这一片广大地区建立行政单位，在幽州（今北京西站至广安门一带）以东也就是北京小平原上相继设有安乐、路、平谷、泉州、雍奴和南面的安次；除安次县外，其它各县都属渔阳郡，安次属渤海郡。安乐在今天北京朝阳区东坝一带，平谷在今通州区与顺义区之间，这二县后来省废全部并入通州。泉州在雍奴以北也曾迁移雍奴以南，后来省入雍奴。东、西汉至魏、晋，京东和东南这片广大地区事实上只有路、雍奴、安次三县，其它各县均为后置，是分这三县地设立的，晚了许多。三县中雍奴与安次近海而设，都建在海边，有直通的海路也就是水路。路县、潞县即今通州区，地理上控制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是从幽州向东北方向的主要通道，所以名路和潞，就是说无论陆路还是水路都是交通要道。

京东这片土地多河富水，渔猎之民居多，而雍奴更有渔盐之利，这可能是它很早就有居民聚落的原因之一。

由北京城向东南方向，是一个小扇面形平原，大体由潮河、白河、永定河、子牙河等冲积而成，武清正处在这个扇面边缘。

汉代泉州管辖范围很大，《长安客话》漷阴条：“汉属泉州县地。”《辽史》漷县条：“县本汉泉州之霍村镇。”这个霍村镇在今通州区中部原牛堡屯镇以北，古延芳淀西北部，元代在这里建有行宫。京东各县因水患原因治所经常迁移，武清自汉以来多次迁址，安次也不止一次被迫将县城搬来搬去，通州则从潞河以东搬到潞河以西。漷县元代升为州治，领武清、香河，但其县治却迁于今武清河西务，从元初直到元至正时才迁回旧址，这期间州儒学仍在河西务，到明代降为县治才于洪武四年迁回。（以上资料见《日下旧闻考》） 

漷县升为州与运河水运不无关系，当时河西务正是运河咽喉。

香河县按明蒋一葵《长安客话》说：“本武清县地，辽于新仓置椎盐院，因居民聚集置香河县。”其实，香河县不仅只是武清县地，事实上有部分通州地域，也就是原来是属于通州管辖的小部分地区，当然，绝大部分香河县地属于原武清县，只有三河县是从通州分置出去的，不过三河县与南北运河关系不大，但三河县有水路通往东北，是运河连接东北方向的水路必经之地。

明代，沿北运河三县即漷、香河、武清隶属通州，这是有实际作用的。三县同在一条河流北运河两岸，此河在京畿以内只流经这三县，设为一个行政区划便于管辖，事权专一可以统一调度指挥，运输不致政出多门而有所妨碍，河西务，杨村，通州石、土二坝，张家湾等地在一个州治管理下，有利于整条运河的运输与粮食和各种物资的存储。

北运河上有两个重要码头，即河西务与张家湾，到明朝中后期，通州取代张家湾大部分功能，成为仓储和向北京转运的冲要之地。元代是河西务繁荣时期，《元史》食货志：“至元二十五年，内外分置漕运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运海道粮事。”同书百官志：“河西务十四仓：曰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稔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这么多仓储很可能与当时河西务是漷州治所有关。

杨村东南是海口，经杨村沿运河北上，第一个码头就是河西务，为了方便，元、明在此设立不少仓场，用来供应军食或灾年急用。

元代在武清、香河屯田，指挥屯田的机构设在河西务。

明隆庆四年八月，修筑河西务城，可见此地在明朝仍很重要，清代《方舆纪要》谈河西务：“今为商民攒聚舟航辐辏之地，设户部分司驻焉。隆庆六年筑城环之，可以守御。有河西驿，并置巡司于此。”通过这条记载可以想见当初繁华，明大学士李东阳有《舟发张家湾晚宿河西务》诗：

苍茫正合尘中眼，

缥缈真来水上舟。

江月海云疑是梦，

画图诗卷坐消忧。

沙边细浪随欧鸟，

树裹青山入柁楼。

行过驿亭三十里，

五更风急住滩头。

张家湾是元代张瑄初次水运的终点码头，位于元代高丽村东，元、明两代南方所有水路行人、货物、粮草均在此处下船再转陆路进京，为水路进京必经之地。清初，《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曾经在此经营当铺，所在位置地近南门码头。“张家湾为潞河下流，南北水路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据《长安客话》）

明人曹代萧有《咏张家湾》诗：

潞水东湾四十程，

烟光无数紫云生。

王孙驰马城边过，

笑指红楼听玉筝。

从运河的漕运功能看，河西务与张家湾与通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有相同作用彼此不可分割，这种相同关系的长期发展，孕育了运河地域文明或具体地说：孕育了北运河两岸文明。

不客气地说，京东受古代地理环境制约，多水泊淀洼，无论是三角淀、丁字沽、延芳淀、飞放泊（前二者在武清，后二者在通州，现均以淤平）都是海边沼泽，属于开发较晚地区，这里最早的居民不是海盗逃犯就是流民，西汉以前没有多少人在这一带定居，大体随来随去匆匆过客，这些人无所谓生死只注重承诺，也即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古人有《咏三河少年》诗可以佐证：

漫道三河侠少年，

轻弓短羽向人前。

探丸杀吏浑闲事，

沧海煎来作子钱。

古代，在北京东南小平原上生存并不容易，应当说，在东汉以前这一带居民的组成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当然，这不仅和当时地理环境也和当时气候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很大关系。首先这里的农业并不发达，有没有种植业还很难说，这在农业封建社会里就属于不发达地区，翻阅《汉书》、《后汉书》、《续汉书》，路县、雍奴、安次都是下县，这就证明人口少，贡赋不多物产并不丰富，这是不争的事实。

清朝，通州、香河、武清一同上属顺天府，相互没有隶属关系。

今天居住在这一带的人与古代此地居民没有任何关系，沿北运河到天津，两岸居民几乎没有元代以前的老住户，甚至元代的遗民也没有或说很少很少。元末大乱：徐达、常遇春一路杀人放火，这把火烧了北伐一路，这把火一直从南京烧到北京，凡是元代蒙古人的建筑统统一把火烧掉，借以发泄民族仇恨，原有那些屈指可数的汉族百姓除被蒙古人裹胁走外，其余的人早不知逃往哪个穷乡僻壤了。

老人们常讲燕王扫北的故事，还有的老人记得一首歌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些传说是有历史根据的，所谓：“随燕王扫北来的”。这部分人基本是随朱棣受封燕王来到这里的淮西、淮南人，比如天津卫所，当初是被安置在天津海边的军队士卒，不但他们落户此地，他们若干家属也随着迁到卫所开荒安家，经数百年不断繁衍生息，形成一个巨大群体。从天津方言也可以看出天津人的家数，前些年，天津有人专门考察了天津话的来源，最终在淮西、淮南徐州、扬州以西找到天津话的母语。天津与北京应说近在咫尺，语言差异怎么会这样大？居民来源是根本原因。

这种天津式的淮西方言沿北运河各县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方言的分界点就在通州，具体说大致以凉水河为南北分界，凉水河以北语音与北京方言接近；以北运河为东西分界，运河以西近北京语。通州东北部语音则有顺义、平谷山边儿山根儿话成分。

明朝初年，因元末战乱原因，京、津、河北地广人稀，有地方荒无人烟，明政府不得不先后几次，从山东、山西、江浙等地移民京、津、河北。从山西各地迁来的移民在山西洪洞县汾水边大槐树下集合，开始他们艰难的创业之旅，来到属于海河水系的各支流垦荒排涝兴建家园，这其中就有北运河两岸不少居民。

另一个居民来源是运河开通以后，尤其运河地位重要以后，沿运河而上的南方人，这些人大多居住在沿运河各码头和城市。值得一谈的是，京、津沿运河两岸的回民多由运河上的各种船只漂载而来，他们大多做小生意为生或在各码头做苦力，而且越是繁荣的码头回民越多，比如：张家湾、里二寺、河西务、杨村、天津等地。

北运河两岸，五、六百年漕运史，五、六百年开荒史。经历代开荒人努力，终于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化，曾经荒凉的土地成了美丽家园，这里人杰地灵，历代人才辈出，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有青史留名的各种人物。

我们现在说不清古代雍奴、武清是否富饶，早在东汉初年，京东一带因铜马、五幡军溃败和彭宠在东汉初年据渔阳（今通州）造反，混乱几十年，彭宠在潞河、雍奴战败后渔阳郡治迁往雍奴。东汉功臣，昌平人寇恂在刘秀建武二年被封为雍奴侯。明朝万历皇帝封其外祖父通州永乐店人李伟为武清侯而且世袭，在他之前石亨也封在武清，不知武清这块土地有什么天地山川灵气，一千多年赐封这么多人。遍查史籍，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侯于路、潞、通州的人，这是很奇怪也很有意思的事。

唐代中后期，路县人吴少诚割据一方，累加师保衔，新旧唐书有传，作为手握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吴虽时朝时叛，但他最终交出土地、军队、政权为唐朝的社会安定百姓免于流离失所做了件好事，他是通州最早史书有传的本籍人。吴少诚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以前的京东地区，或说幽州地区多出行武将军，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正好相合。

京东灵气因运河聚集，自运河开通兴旺之后，有明一代，仅现今通州域内就先后有岳正、董芳、李三才、李贽等若干青史有名的人，其间还出了一位皇后两位太后，即隆庆陈皇后，万历陈太后和李太后，他们都是喝运河水长大的。

民国时期，有件最具代表性的事，众所周知，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黄埔一期学员尤以雄杰著称，而黄埔一期学员以南方人为主，北方人很少，河北一共四人：武清杜建时，寄籍通州的献县人张克侠，另两位一是滦县人，一个是蠡县人。滦县在滦河流域，滦河发源于塞外蒙古草原，属海河水系，在古代一样经泉州、雍奴东部入海。蠡县属滹沱河水系，这条河的故道本来就注入武清三角淀，人杰如此相近，同一条水脉同一股灵气，造就同样英雄豪杰。

有句老话：“杨村糕干杜家的好。”这还是笔者少年时祖父亲口所说，不知杜建时其人是否属于这个家族，先祖父与此族颇有些瓜葛，期待武清朋友答疑解惑。

南运河，距武清不远的沧县也在运河边上，国民党重量级元老张继出生在那里，沧县张氏号称津南大族，诗书旧家，家学渊源。抗日战争初期，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率京东二十多个县投降日本人，就是这位老先生张继，在南京率领在京（南京）河北籍人士，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早定冀东大计，制裁叛国者。

文化文学领域，李卓吾开一代哲学思想先河，现被中外人士研究景仰，在中国封建社会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中国早期民主自由思想正源于他不屈不挠的努力。如今他长眠在通州西海子公园土坡上面，墓碑上有周扬手书“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片土地更是人才济济：刘白羽，军旅作家。刘绍棠，乡土作家，少年成名号神童，出生在运河边，一生爱运河写运河，毕生精力献给生他养他的北运河，他与天津也有不解之缘，被打成右派之前他就在天津。其它如高占祥、房树民、王梓夫、张宝玺等等一大批文化人。

还应特别提出的人是号称北大未名三老之一的张中行先生，他是香河县人，祖先是明朝移民，从江南迁到香河县，据说是来管理屯垦移民的，似乎该是江南大族，这一点无论是否真实，张家是书香门第无可怀疑。张先生一生颇有传奇色彩，在杨沫《青春之歌》这部小说中，那个意志不坚定小里小气让人看不起的余永泽，他的生活原型就是张中行先生。张先生是宽人严己的人，是不慕名利的人，他对杨沫不仅只是宽容，他甚至原谅杨沫的某些政治心理！如果杨沫泉下有灵，假设她碰巧遇到张先生，不知她以何心情面对张先生。张中行先生毕业于通州师范学校。

北运河两岸，上千年风云人物烟消云散。历史是一个变化的舞台，真如你方唱罢我登场，过去的已经过去，如何面对未来演好时代角色？地杰人灵，千年灵气独钟此河，这只能说天上有馅饼，怎么才能让馅饼掉下来吃到嘴里？这就值得思考。

北运河水臭了许多年，不说也罢，前些天看报载：河西务还是杨村？把运河河底翻了个底朝天，只为河底深处几块瓷片几枚铜钱，也许臭了的河水只值几枚铜钱吧？应该怎么解释呢？除去一声叹息又能怎样？

北运河历来文脉不衰，武脉不衰，笔者提一个建议，既然通州、香河、武清历史上一脉同源，今天能否打破行政界限，一省两市三区县文化人加强交流来往，共同继承运河深厚的文化遗产，在新世纪将运河文化发扬光大，做些继往开来的事情，上对先贤下对子孙，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历史对运河所应做的交待。

北运河千年灵气在等待，等待一个时代的来临。

附  记

前些天中国作协陈建功书记、高洪波书记来通州，席间谈到通州出版历时很久的《运河》杂志，两位先生很是肯定。王梓夫、张宝玺先生是发起者自然高兴，王、张二位乡前辈是我所尊敬的。我原以为作为区级单位，通州的《运河》杂志为全国仅有。王梓夫、张宝玺二位先生与刘祥先生一直在搞“中国文学之乡”、“中国作家之乡”这件事，我个人也觉飘然。大概隔一天，《信报·通州时讯》副总编辑余莹先生打来电话，说是天津一个刊物约稿，当时我以为是天津城里某个文学刊物，余总编解释说是武清一个叫《运河》的文学期刊，这使我有不小惊讶：不知一千七百多公里的大运河有多少名为《运河》的刊物，长见识！长见识！

我不善于写约稿，喜欢笔下自由，凑这篇文字，一是余莹先生所托，二是彼此同在运河的原因。没见过武清办的《运河》杂志，不知道办刊宗旨，搜肠刮肚淋淋沥沥，勉强写来，不知是否与武清《运河》办刊宗旨相合，不妥处敬请编辑同好斧正为盼。

                                              2007年7月27日于通州养残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