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模 我与大运河的情缘

我是江苏省泰兴县口岸镇人，口岸镇属高港区，镇南有通杨河，到扬州不到100里，运河的终点是杭州，流经扬州。我走进大运河，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

1932年春长江发水，淹没了口岸镇后园村，一周后水退了，父母将破房子、宅基地和二亩薄田变卖、抵押还债，所剩无几，全家逃荒上海沪东区殷翔镇。日寇在1937年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又在上海江湾、闸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八·一三”的黎明，我们就听到“叭勾——叭勾”清脆的枪声，一家人从梦中醒来。父亲最先听到难民的惊叫声：“不好了！鬼子打过来了！”他跟着逃难的人进了街。街面不到一丈宽，用卵石铺面，有的店铺刚开门，两旁站满惊慌的人群。

忽然，人们听到巨大的轰隆声，日寇的七、八辆坦克车开过来了，一边开过，一边开炮，街房坍陷，人们倒地，房子在燃烧，人们在流血，血染红了街面，血流成了河，死人无数啊！母亲见父亲没回家，让我去找。街上全是尸体，一个挨着一个，到哪儿去找呢？一位大伯对我说：“孩子，你爸爸在这儿！”他死了，倒在血泊中。我难过得嚎啕大哭起来。大伯说：“孩子，死的人不只你一家，千家万户，鬼子要杀人灭种，亡我中国啊！”他用力将父亲抱在手臂里，说：“孩子，回家去吧！”

街里进来不少人，哭声震天，泪与血掺在一起。

回到野场，我家的几间茅草房，被鬼子飞机扔的炸弹炸坍了，火熊熊地燃着，幸好母亲和妹妹还活着，母亲胳膊受了点伤，正在草屋里拣东西。她们看见父亲的遗体，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母亲几乎晕倒在地。王大伯走来对母亲说：“五婶子，鬼子打来了，这里住不下去啦，跟我一起逃难去吧！”母亲说：“收拾了包袱，跟你们走。只是我的二女儿在纱厂上夜班，还没回来！”王大伯说：“这里有炮火、轰炸，有危险。我们去纱厂找她吧！”

我们跟着王大伯上了路，母亲以高价买了几个烧饼，让我和妹妹吃了，随着逃难的人流来到黄浦江边的日商大康纱厂。厂子机器还在轰隆作响，日商害怕二人出厂不再回来，关紧了铁门，继续日夜班做工，吃住在厂里。我二姐才妹是个精干的人，她联络了打包车间的男工友，用铁鎯头砸坏锁，打开大铁门。工人们潮水一样涌了出来。由于我们一家人站在大门口，二姐很快地瞅见了我们，母亲喜的哭了出来。

厂门口乱糟糟的，黄浦江里停泊着日本多艘兵舰，江边上的人和蚂蚁一样多。王大伯说：“我们只有过江到浦东去，才安全。船费贵哟！”母亲说：“为了逃命，豁出来啦！”她从怀里那包了三层的布里，取出三个银元，交给舢船老板，总算过了江。母亲是个麻利的人。

浦东也不安全。敌机轰炸一家炼油厂，全厂在噼啪声中燃烧着。不久又下起雨来，我们萎缩在一家杂货铺的屋檐下躲雨。好心的老板娘让我们进屋休息，洗了脸，一人吃了一碗面，对母亲说：“你们这么逃难不是办法。从桥上走到沪西，到云南路找救济会，可以住进难民收容所。”母亲领我们去了，登记后等了一个多小时，坐上有棚卡车，住进菜市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这时因战事停课，改为难民收容随所了。

这里是法租界，南边是中国地界南市区，不断遭敌机轰炸，只有夜间能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是受过国难与救亡教育的人，现在是国难家仇，我整天在这儿吃了睡，睡了吃，一天也过不下去啊！难民所有规定，每户难民两天中可领出入证，出去买些东西，我拿到一个出入证，给母亲和姐姐妹妹写了一封信：

妈妈、姐姐、妹妹：

我出去找老师，参加抗日工作，有吃的、住的，有事做，你们就放心吧。

所里要疏散难民回乡，你们就回口岸去吧！我们在抗日胜利后再见。

妈妈年纪大了，请多保重！

小猛子写，8月20日

我的小名叫小猛子，我在上海卖过报，身体又棒，能跑，我要找我的老师，就像一匹野马，在上海一条又一条马路上跑起来了。偌大的上海去找人，谈何容易！我不灰心，跑到第二天下午，在爱多亚路上，终于碰到临青学校学生会长许森，他是初三学生，我是六年级学生，学生会秘书。我高兴得蹦起来了，一蹦三尺高啊！

许森带我到八仙桥小菜场，对面是嵩山电影院，彼　抗敌后将会改为难民收容所。一进去就见到临青的六、七个同学，彼此谈起来，家里都死了人，免不了抱着呜呜地哭了一程。

我们回家商量了一下，拿出在学校学到的本领，办一个难童识字班，我们当小老师，教识字、唱歌，休息时做游戏。办两份《抗日大家看》壁报，有抗战消息、小言论，还有漫画。每天出两张，所内贴一张，所外贴一张。行人多，看的人也多。这样办了十几天，把我们身上不多钱都用光了，再用纸、颜料、笔还得用钱买。我们没钱，于是清晨四点就起床，跑到《立报》馆去贩报。这个小报在上海很进步，也有名气，去早点，一人可贩四、五十份报，全卖掉，一人能赚四毛钱左右，天下有许多路，就看你走不走，有志者事竟成啊！

9月初，临清学校的小吴老师，闻讯到蒿山电影院来看望我们。他见我们自动地工作起来，还坚持看书、看报，每天记日记，非常感动。他向生活教育党组书记王洞若作了汇报。王书记说：“吴老师，这些孩子太可爱了！你要党组织给你分配工作，你就到孩子们中间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抗日工作吧！”

小吴老师名新稼，是1936年入党党员，上海社联理事，在临青学校里他最年轻，教书外就为学生排戏、搞宣传工作。他怀着喜悦与兴奋之情，走进学生中去，为他们写了新剧本《火线上》，又排演了《打回老家去》（活报剧）、《大刀进行曲》（歌舞）。在9月3日向全所1000多难民同胞演出，空前的成功，一炮打响。在后台缷完妆，大家仍不愿离去。小吴老师说：“大家忙了一天，都累了，早就寝吧！”有的同学说：“吴老师，我们不能就演这一场，要到所外工厂、学校伤兵医院、街头去演啊！”吴老师听了很高兴，启发道：“出去演，要组织团体，得要一个名义呀！”

大家动起脑筋来，有的人提议叫：“抗日剧团”、有的提议叫“少年抗日宣传队”，都不满意，一个小团员说：“我们都是孩子，就叫孩子剧团吧！”大家一齐鼓掌通过。上海市第一个抗日儿童团体就这样诞生了。

著名的文学家来访孩子剧团后，著文《记孩子剧团》中第一句话是：“孩子剧团是在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小小的孩子剧团，在上海活动了两个半月多，几乎每天演出三场，轰动了大上海，带动中小学及社区组建了十多个抗日儿童团体。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孩子剧团的生存受到威胁。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团体撤退到内地去，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斗争。

由于形势严峻，我们化妆成难民，分为五批、坐招商局的轮船，撤退到江北南通市的天生港，受到当地抗敌后援会的欢迎。日寇在江南准备向南通进攻，我驻军暂编第110师，全是东北子弟兵。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向他们唱了抗日歌曲，演出了《复仇》、《打回老家去》等话剧、活报剧。他们的一位团长把我们一个小女团员抱起来，眼噙着泪说：“弟兄们，谁无父母，谁无儿女，眼看着这群从战区来的无父母的孩子，谁不难过呀！”他举起胳膊，领着官兵们高喊：“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小弟弟、小妹妹报仇！”抗敌声势直冲云霄。

由于该师很快与敌激战，他们派了一位副官为我们雇了一条木船，送了一袋大米，让我们坐船沿着大运河向苏北撤退。

伟大的运河从浙江杭州流经南通，向北从容地流去。河身两三丈宽，河水碧清透蓝，一眼见底，美啊，大运河，你是祖国大地的骄傲。船老大在船后艄摇着撸，木船便有力地前进。坐在船舱的我们这些孩子，两眼巴巴地看着两岸绿地、高耸的柏树、偶然出现白墙黑瓦的房屋、屋顶上是袅袅上升的炊烟，这一切，像放电影一样，从眼帘前逝去……

历经上海的战火、轰炸、枪声的我们，这时候像来到另一个世界，这么宁静、安谧……人获得了自由呼吸，心胸感到舒畅，很自然地唱起歌来，我们唱罢《在太行山上》，又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

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鬼子占领了我的家乡，

失去了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爷娘啊，爷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

我们唱的是失去东北的流浪者之歌，映照了我们先去上海老家的凄凉，不由得想起了父母和兄弟姐妹，情不自禁地流起泪来。

小吴老师察觉到大家低沉的情绪，朗声地笑道：“不要尽唱悲歌嘛，我们的团歌不是这样唱的，他指挥唱了起来：“嘿嘿，看我们一群小光棍/嘿嘿，看我们一群小主人/我们生长在苦难里/我们成长在战斗中/不怕没有先生/不去留恋爷娘/凭着我们自己/努力学习努力干/孩子们，站起来，站起来/在这抗战的大时代/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

外号叫“小政治家”的剧务队长许森也说：“战争的环境是险恶的，战斗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我们都挺过来了。建团以来到如今快100天了，又快过年了，我们又多了一岁，我们成长起来了。我建议：1、利用八天小船生活时间，每个人总结一下入团以来的收获；2、学会唱五首新的抗日歌曲；3、吴老师已写了一个新儿童剧本《帮助咱们的游击队》，分配好角色后都要会背台词；4、每天轮班上岸，帮助船老大背船，活动一下筋骨。”

他的建议既具体又有意义，我是生活管理队长，负责执行这项任务。

大运河呀，你载着祖国危难中的孩子，在清凉的河上生活着、学习着、战斗着。

船行到邵伯镇前，吴老师在背船时，被国民党的保安队逮住，拉他的“壮丁”。孩子们一个个气得七孔冒烟，一个个冲上去，大喊：“他是我们的老师，你们不能无理逮捕人！”咱们人多势众，几个保安队员只得给吴老师松绑。抗日的孩子是不可欺侮的。此事也证明他们的无能和腐败。

我们的小木船，原本打算从扬州南大运河的瓜州口，由水路沿着长江去中原重镇武汉，但日寇从镇口过河进攻扬州，炮声隆隆，机枪了声不断，入夜火光映红了天空。我们的小木船，又在五里庵被国民党军队征调作村口堵口之用，沿长江去武汉已走不通了。12月已是隆冬季节，团员们受到战争烽火的威胁。在这战乱中，我们不得不忍痛丢弃一部分道具、心爱的书籍和御寒的被褥，冒着黑夜和严寒，每人背起背包，大团员扶着小团员，向着迷濛的苏北运河车站走去。

走了三个多小时，已到后半夜一点多钟，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吴老师找到一座仙女庙，让大家靠着墙休息。张涣清大姐打开铺盖，铺在地上，让四五个小团员、女团员睡了下来。

黎明时分，庙外传来难民们仓促的跑踏声，有的喊着：“鬼子打来了！”值勤的大团员，向吴老师报告后，立刻唤醒大家，沿着运河旁的公路向北撤去。沿途有不少溃退下来的部队，其中有一些头、臂被纱布包扎的伤兵。有的士兵嫌背包沉重，扔掉一些破枪弹药。小团员培尼、正波拣了不少子弹和子弹壳。

我们经过淮阴、淮安，终于走到陇海铁路东小站——运河车站。站上满是士兵、伤兵，他们等着乘没有希望的列车到后方去。我们来了也不例外，一等就是三天两夜，大家挤在一起，减少点冬天风寒的折磨。在这尴尬的时候，运河车站的老段长发现了这群受冻挨饿的孩子，悄悄地领我们到他的车站段长室，这是一个有两大间大屋，中间放着一个三尺高的圆铁炉，炉火正旺，屋子里温暖如春。我们几个大团员，立刻加煤捅火，用洗脸盆盛上水，放在圆铁炉顶，烧热后，让大家洗手，洗脸，我去车站上买来20个烧饼，人近20多个，只好先分给中、小、女团员，就着开水吃，好多同志两天多没吃食品了。

傍晚时，老段长领我们来到车站，打开一个闷罐子车的铁门，让我们爬进去，说此车开往郑州。不久，列车启动了。闷罐子车里，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人可以睡在沙发里，或坐箱子上。一打听，这是国家财政部长孔祥熙运到后方去的“行李车”。孔部长有万贯家财，抗战爆发了，他也不会忘记把自己的贵重家具、宝箱运到安全之处藏起来。

列车驶到徐州车站，敌机飞来猛烈轰炸，我们听到爆炸声，闷罐车皮很厚，我们没一人受伤。列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郑州，我们喘了一口气,吸到了新鲜空气。在陇海公园大礼堂公演三天《捉汉奸》、《复仇》、《帮助咱们的游击队》等抗日独幕剧和抗日歌曲，激发了郑州市民和青少年抗日激情，不少中小学学生与我们联欢、同台演出。

1938年1月10日，我们终于来到党组织安排的目的地——长江之滨的武汉，幸福地会见了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在他们的勉励下，我们这些抗日小兵，加足了马力，在抗日救国的大道上奔驰起来了。

孩子剧团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以戏剧、歌咏、书画木刻手段，在苏、豫、湘、黔、川等七省里开展抗日活动，1942年结束了艰难行程。

从1941年后，我有幸到延安学习，到东北从事青年运动，建国后在《中国青年报》、北京市文联工作。1990年离休后住到通州运河之滨，成为一名通州人。南北大运河的起始站通州，又成为我亲爱的第二故乡。

我是一个老作家，笔是我的爱物，我要歌颂大运河，赞美新通州，让它在京华大地 永放光芒！

2008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