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葆森 我的启蒙教育——私塾

一

1948年12月通州解放后到1949年春天，即我在“万字会”读过小学四年级后，回到南高屯村，调过头来，又读了三、四个月的“私塾”。

“私塾”这个词，对于年纪大些的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年轻些的人听来，可能就有些陌生了。所以，在这里我先作些简要的说明。翻一翻《中国教育史》就可以知道：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有长达数千年延续不断的教育传统的国家。远在公元前三千纪末到二千纪中的夏代就有了“庠”、“序”、“校”三种学校了，西周集前代之大成，初步形成了学制系统。此后各个朝代尽管学校名称时有变化，但从组织结构和办学主体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官学，二为私学。其中官学又可分为国学（即中央官学）和乡学（即地方官学）两类。例如：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国学、汉武帝兴办的太学、唐以后设立的国子学（国子监）等都属于中央官学，也就是国学。西周时乡、遂设立的学校，汉代的州、郡、县学，唐宋时的府、州、县学，元明清的社学（元制50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都属于地方官学，也就是乡学。我国古代的私学同样具有悠久历史，春秋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战国私学大盛，东汉时期私学学生人数就已超过太学学生人数。此后私学即成为中国古代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什么是私塾呢？《辞海》中说：“中国旧时私人办理的学校，为‘私学’之一种。有塾师自设的学馆，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也有属于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举办的义塾（后者免缴学费）。每个私塾一般只有一个教师，采用个别教学，教材及学习年限没有一定。”

始于唐代，盛于宋、元、明、清的书院，则既有私人创办的，也有官方创办的。例如：通州明、清时期的五大书院中，办得最早的“通惠书院”（由巡仓御史阮鹗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通州城北所建）和规模最大的“潞河书院”（由仓场总督张仪朝、知州朱英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创办），均为官办书院。而明代万历年间的监察御史马经纶被贬为民后在通州城东南隅所办的“闻道书院”、明万历年间户部尚书李三才辞官返回故里在张家湾所办的“双鹤书院”和明左副都御史杨行中所办的“杨行中书院”，则均为私人创建的书院。至于分散于众多乡村的古代书房，则多为“私塾”，似是不言而喻的了。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古代学校，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加剧，随着清代统治的日益腐朽，尤其是科举考试的废除，无论国学、乡学还是私学，都逐渐衰微下来。到了19世纪末叶，洋务运动兴起以后，新教育也随之而兴起。1898年（光绪24年），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创立。紧随其后，1903年（光绪29年），通州的“潞河书院”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1905年（光绪31年），顺天府在通州新城西门里创办了“东路厅中学堂”，到1909年（宣统元年），为了培养新学师资，招收了两个师范班学生，校名也改为“东路厅师范学堂”，这就是“通县师范”的前身。更何况，在这之前或与之相近，由两个外国传教士分别开办的“潞河中学”和“富育女子学校”也在通州先后出现。到了上世纪30年代，连远在通州东南50余里的西集都有了“完全小学”，可见，在通州地区新式学校已逐渐取代了老式学校。

读到这里，有人不免要问：既然如此，那么，到了1948年通州解放后，你怎么还能有机会读“私塾”呢？岂不自相矛盾了吗？告诉您吧，从一般的逻辑推理来说，我的前后说法确似自相矛盾的；但是，历史事实远比逻辑推理要复杂得多，而且，《矛盾论》不是也有矛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分吗？我记的这个问题，恰恰属于特殊的历史阶段、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发生的特殊的历史现象。我在别的文章中说过，1947年下半年后，西集地区处在剧烈的敌我“拉锯”环境之中，国民党兵、壮丁队、还乡团不断地来这里清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不断地“跑反”、逃难，孩子们无法正常上学，连老师也不知搬到哪里避难去了，西集小学也就关门停课了。到了1948年底，通州县城解放后，西集虽然有了安全的社会环境，但是学校要恢复办学，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条件的。就在48年冬至49年春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南高屯的“有识之士”商量说：“现在不用三天两头跑反了，又正是农闲时节，过去就讲究农家子弟‘冬仨月’要进学房读书，我们现在更不能让孩子们在疯跑、野玩中荒废时光，怎么也得想办法把这群‘生马蛋子’关进书房，多少认俩字，长大了别当睁眼瞎；再说，咱村又有现成的塾师——胡六先生，不就差找间房子、凑足桌椅板凳的事吗？……”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样，在全村热心人的操持下，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南高屯的“私塾房”三天之内就“开馆授徒”了。我当然就在“万字会”读完小学四年级第一学期后，又有机会从头背起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书了。

从“私塾”的三种类型来区分，我认为我们念的“私塾”，可以算作私塾先生举办的“学馆”。

二

我们这所“学馆”最显著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出来：因地制宜，因陋就简。

所谓书房，其实就是村中一户住家的四合院中的正房两大屋，如果住两三口人，显得挺宽绰，可是要挤进二十几个欢蹦乱跳的男孩子，却是十分狭窄的。而且，连住人的大炕也没有拆，因为晚上私塾先生还要在这屋住宿，这就更是窄上加窄。走进学房门口，只见靠西房山摆着一张棕褐色的八仙桌，两边各摆一张靠背椅，这就是老师判大仿、听背书和讲解课文的地方。桌子正中摆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位”的牌位，牌位右边摆放着一只圆形笔筒、方形砚台和黄铜笔架，上面插着几支粗、细不等的毛笔。牌位左边靠墙摆着一摞用深蓝色书套装着的《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旁边放一把专门用来惩戒违规学生的戒尺，墙上挂一块写有“出恭入敬”的学生上厕所的专用“许可证”。

由老师的“办公桌”往东两步远的屋地上，同样摆一张乌黑的八仙桌，桌子四周放几只高矮、大小、颜色、样式各不相同的凳子，这就是供几个学生读书用的“课桌椅”；靠南窗的大炕上，由东向西并排摆着几张旧饭桌，被阁子（旧时农家靠墙摆放的矮腿长条柜，放在炕头或炕脚，上面可以码放被褥，小抽屉中可以存放针头线脑，剪刀针锥等随手用具）之类的用具，权充学生的课桌，学生们盘腿坐在炕上，围坐在这几张桌子周围读书、写字；偶有个儿矮的孩子胳膊架不到桌面上，对不起，就只能弯起双膝跪在炕面上读写了。

我们的老师在村里的官称是“胡六爷”、“胡六先生”，还有个称呼我至今不知是褒义还是贬义，叫“胡六斗”。至于这个“斗”字，是“学富八斗”的“斗”，还是“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斗”，抑或另有什么含义？我当时就不清楚，现在更无从考查了。胡六先生小时候家境较好，读过几年私塾，《四书》、《圣经》烂熟于胸，旧学的底子不浅。只是可能由于“生不逢时”，未赶上科举考试，也未到城里谋得个正经职业，再加上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从我记事起，他就在村里过着孤身一人的“穷书生”生活。教我们的时候，已经年过“花甲”，瘦长的身条，瘦长的脸颊，缺少血色的灰白色面皮上，布满深深的比蛛网还细密的皱纹，头顶是稀疏的花白头发，两腮和下巴上同样是稀疏的花白胡子，穿一件浅灰色的单布长衫，平时听我们背书时有个习惯性动作，就是时不时地抬起青筋暴露的瘦长的手指，捋几下胡须。待我上了中学，第一次读到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孔乙己》时，我脑海里呈现的孔乙己形象就是我的私塾老师胡六先生的样子，而且十分牢固，挥之不去，抹之不掉。虽然我从未见过他站在西集镇的小酒馆的柜台前赊酒喝，更未听他对小孩子们说“多乎哉，不多也……”但是在我更小些的一年冬天，我曾亲眼见他和孙振基等几个读过“私塾”的农村老人边晒太阳边聊天时的情景：他们既不聊拔苗薅草、养猪养鸭，也不聊妻子儿女、七姑八姨，而是像老师在学房里给学生讲书那样，有板有眼，一字一顿地说：“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孙振基趁胡六先生喘口气的工夫，忙接过去背道：“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胡六先生和孙振基共同啧啧感叹道：“这话说得多好啊！完全是至理名言，至理名言！”其他几位在场的人，无论读没读过书的，听懂没听懂的，一齐应和着啧啧连声、点头称是。

——上面这件小事既可看出，我的故乡南高屯具有重视私塾的浓郁氛围，又能说明在等待“西集小学”复课的短短三两个月时间内，还要撺掇胡六先生办个“学馆”的原因。

既然屯里人帮助胡六先生办起了“学馆”，恭恭敬敬地请人家当私塾先生，那么，根据自古以来的老传统，入学就读的学生是要向老师致送“束修”的，翻译成白话就是要向老师交纳酬金的。由于那几年西集地区常常发大水，除了高岗地能收些玉米，多数低洼地都只能收些高粱、稗子之类的粮食，所以，我们送给老师的“束修”则是少得可怜，听来可笑的：有粮食的人家送给老师几升玉米、几升高粱，没粮食的人家送给老师几捆秫秸、棒秸或茬子，供老师烧热炕头用。——由此可见，胡六先生这次举办“学馆”，为乡亲们帮忙、替本村的孩子尽力是主要的；至于收取“束修”，确是不值一提的。

尽管这所私塾的环境简陋，条件很差，然而老师的工作态度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一切活动都严格照老规矩办事，绝不走样。

开馆那天，老师带领全体学生，穿戴整齐，免冠脱帽，面向孔夫子的牌位，行三拜九叩大礼；然后，老师向学生宣布规矩，提出要求，命学生入座就读，正式开课。

现在回忆起来，私塾学生的学习生活，是极其枯燥、乏味、单调、刻板的；尤其是这些学生此前都在“洋”学堂里念过两三年书，回过头来，再读私塾，是有个艰难转变过程的。

每天太阳从东方一钻嘴，学生们有的背着破旧的书包，有的抱着大小薄厚不一的小木匣子（正式名字叫书箧，就是学生的小书箱），来到书房。从跨进书房门槛那一刻起，个个变得蹑手蹑脚、敛声屏气，放下书包或书匣，取出“文房四宝”默无声息地研墨、涮笔，铺开大仿本，打开各自临摹的字帖，开始了私塾学生一天之中的第一门课——写大仿。别看大家在同一座房间内，做着同一件事，但是并不强求一律，有人临摹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有人临摹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有人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我临摹的则是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的《率妙观重修三门记》；就连所用的仿纸的界格画法也有细微的区别，有“九宫格”的，有“米字格”的，也有“田字格”的，这并非是家长因人而异，针对孩子书法特点精心挑选的；相反，完全由家长能给孩子找到什么或借到什么来决定的。因为那时孩子们所用的“文房四宝”，尤其是字帖，不用说家长没有钱买新的，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所以，能将就凑合就将就凑合了。

各人所写的“大仿”交给老师后，私塾师生一天的主要活动念、背、打——正式开始了。“念、背、打”这三个字，不知是何人、何时总结出来的，它的确把“私塾”教与学的全部特点准确精炼地概括出来了。私塾学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周而复始，就是这样变化的。首先是“上新书”，具体做法是在前一天背诵过的基础上，往下再教读几句，重点是读准不认识的字音，暂且不管什么意思，该生这半天的任务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念、背这几行新课文，直背到滚瓜烂熟为止。大些的学生必须由先生亲自给他“上新书”，因为他们所学的内容没有其他学生念、背过；小些的学生，尤其是念“三本小书”的学生，不必先生亲自开口，旁边大些的学生就可以胜任这一工作了；因为师弟学的那些内容，他们早已吃在肚里、烂熟于胸了：只要听了上几句，就可以滔滔不绝地接出下几句了；而且是板上钉钉、绝无差纰的。

接着，就是各人念各人的书，各人背各人的句子了。由于“私塾”采用的是“个别教学”的方法，而不是“洋学堂”采用的“班级授课制”，所以，尽管十几、二十几个孩子聚身在同一座书房内，谁跟谁念的书、背的句子都不一样。即使两个小孩子同一天上学，一同开始背《百家姓》，过了十天半月后，由于脑瓜快、慢的区别，用功程度的不同，两人念、背的内容必然也会拉开距离。所以，听听私塾房学生念书的情形，也怪有意思的：有的念：“夏侯诸葛，闻人东方。赫连皇甫，尉迟公羊。”（《百家姓》）有的念：“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唯一经。”（《三字经》）有的念：“福因恶积，福缘善庆。尺璧非宝，寸阴是竞。”（《千字文》）有的念：“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则警。”（《弟子规》）那些年龄大些的学生，则有人念：“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有人念：“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有人念：“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大学》）有人念：“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总之，谁跟谁念、背的书和句段均不相同。

学生们念时的神态、表情、声调和动作等，也都各不相同；有的有板有眼，高声朗读；有的抑扬顿挫，深情吟诵；有的摇头晃脑，模仿古人；有的前合后仰，专心致志；有的眼望顶棚，练习默背；有的双目微闭，念背交错；也有的装腔作势、怪声怪调，不时作个鬼脸、出出洋相，以此逗同学发笑，调剂调剂自己的精神。

独有私塾先生，一天到晚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监督学生，连上厕所的次数都少而又少，否则，老师上厕所的工夫，书房里就要变成“花果山”了！

一天之中，学生们最紧张、最害怕的时刻，就是中午和晚上放学前到老师面前去背书的时刻。老师检查背书，跟“上新书”不同：“上新书”可以由大同学代替老师职责教给小师弟；背书，则无论有多少学生，一律轮流着到老师面前去背，由老师一个个亲自检查，顺利背下来的当然可以按时回家吃饭；背不下来的，绝不客气，轻的罚站继续背，重的罚跪、打板子后继续背，直至背下来为止；如果背下来已经到下午同学们上学的时刻了，那么，对不起，您就饿着肚子继续念和背下午应学的新内容吧！

正因为有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所以，尽管每个学生在这半天内，念了背，背了念，已经会背了无数次，甚至已请同学帮助检查过了，但是只要轮到谁要到老师面前去正式背书，他的心里就立时紧张起来，甚至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有的连嘴唇都颤动不已。当这个学生双手捧着自己的课本、恭恭敬敬地放在老师面前，转过身面对同学背给先生听时，往往是磕磕巴巴、背不顺畅；甚至有的人，脑子里突然变得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起第一句了，以此造成罚站或罚跪，待自己站一旁冷静一下、翻开书再念两遍后，还是能勉强过关的。再说，念的书越多的学生，摆放在老师面前的书都不是一本，而是一摞。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私塾房的传统规矩，老师在检查学生背书时，不光要检查今天新背的内容，本着“温故而知新”的精神，还要抽查你前边背过的内容有没有忘记，所以，当这个学生新书背完之后，老师随手翻动一下你摆在他面前的旧书，多数时候根本不用翻书，老师随口念出一句旧书上的句子，这个学生接着就要背出下面与之相衔接的句子；有时，这本书的句子你接着背下来了，老师立马再换一本你更前边背过的书中句子，令你再往下。直至你都顺利过关了，这半天的劳作算是“验收合格”。下半天再“照方吃药”，滚动前行。——听到这里，您不难明白了：学生们到老师面前背书时，为什么如此紧张、如此害怕？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念过私塾的老先生，到了七老八十，记忆力严重减退了，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四书”、“五经”？原因就是他们小时候读书时，经过了严格的念背训练了！——记得一位国学大师曾说过：“古代读书重记诵。只有记诵精熟，才能融会贯通。”“记诵是学问之舟。”

说到讲书，私塾也是有的，不过不像念、背那样每天进行，而是隔上十天半月，待到多数学生念、背熟了，至少也得等到数名学生念、背过了，老师专门安排个把时辰正式开讲某本书和某部分课文，有关的学生手捧书本站在先生周围听老师讲解；没学到这些内容的学生仍然坐原方位默读自己的书籍。老师讲解时，一手托着书本，一手捋着胡须，用典型的读古文特有的声调和节奏读几句原文，然后用白话说出这几句话的大意，再进一步分析其深刻内涵及学生应学习领会的精髓。老师讲完计划要讲的这一章节后，还要指名道姓让一个或几个学生回讲，以检查其讲课效果。

回忆我数十年前在私塾房的见闻，联系我后来教学中语文的实践，仅就文言文教法方面，我看最明显的不同点有三：私塾房是个别教学，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新学堂是班级授课，全班学生齐头并进。私塾房是学生诵读为主，老师讲解为辅；新学堂是老师分析课文为主，课上多为教师“唱独角戏”，学生跟着教师走。私塾房是先背后讲，死记硬背；新式教法是先讲后背，更多的课文是只讲不背，而且老师讲得十分精细，从中心思想、写作特点、段落大意，到实词、虚词、词类活用，特殊句式，讲得面面俱到，但学生学得有时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有的人学过的课文，读起来还结结巴巴、顿顿吃吃，甚至还有个别字的读音不准。——写到这里，我不免要补充一句：我这样说，绝不是要比较古、今教学优劣得失，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读过私塾又教过中学古文的人，谈谈个人直观感受而已。

三

每天晚上放学后，我们这帮被憋了整整一天的小孩子，就像突然打开鸟笼子的小鸟，又像打开圈门的小羊，撒着欢、尥着蹦往外飞跑。离家近的放下书包或书匣，掰一块棒子饽饽、高粱饼子就往外跑，离家远些的索性不回家，背着书包或抱着书匣、饿着肚子，就结帮搭伙一齐往村东南的“练兵场”跑去。

说到这里，有人不免要问：一个小小的村庄，哪来的什么“练兵场”？请您别忘，我说的是48年底至49年初的事，正是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山海关，即将打响平津战役的日子，西集地区数十个村庄都住满了解放军战士，我们小小的南高屯自然也不例外。这些身强体壮、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战士，每天都要进行紧张激烈、丰富多彩的军事训练；恰巧，我们村东南有一片开阔平坦的场院，场边长着几棵钻天杨，解放军对这里稍加整理，装上简单设施，就成了临时“练兵场”。

爱玩原本就是孩子的天性，但是解放军来之前，我们所玩的那些项目多是祖辈流传下来、老掉了牙的“玩意”。什么弹球、打尜、藏猫、投窑等等——没劲！看了解放军的玩法，我们简直眼界大开、羡慕不已。人家有的练投手榴弹，有的练拼刺刀，有的练跳木马，有的练过独木桥，有的练匍匐前进，有的练登人梯上高……而且，个个有“绝活儿”，人人有“高招儿”：那手榴弹投的，要多远有多远，要多准有多准，不偏不斜，恰恰在事先设定的靶子处落地开花；那刺刀拼的，动作敏捷灵巧、攻防转换迅速，只见枪支在空中飞来挡去，只听两枪撞击乒乓作响，令观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那跳木马的，无论是纵身飞跨，还是分腿腾跃，都身轻如燕、快捷如飞，比孙猴子还灵巧；那过独木桥的，手里提着枪，身上挎着手榴弹、腰臂之间还要夹着“炸药包”，就像水上飞似的，嗖嗖嗖一阵风就过去了；那练匍匐前进的，头低低地擦着地皮，眼睛牢牢地盯着前方，仅凭前臂和后腿的灵巧配合，噌噌噌箭头一般往前蹿，眨眼间就到了“敌人”碉堡前，放好了炸药包，又翻身转到了安全地方；那练登人梯上高的，就跟在马戏团练过似的，第二个人噌噌几步就飞到了第一个人的肩上，不知怎么一来第三个人又登到了第二个人的肩头，并蹿到了身边的树上……

小孩子都是好动不好静的，尤其喜欢模仿、善于模仿，所以，看着看着，我们这些孩子就眼发馋、心发痒，跃跃欲试了。起初，大家边看解放军演练，边站在原地徒手模仿动作。例如：有的右臂弯曲着举过头顶，憋足劲向前猛地一甩，做出投掷手榴弹的动作；有的双臂弯曲像端着枪那样一前一后举在胸前，突然，口里大喊一声“杀”，前脚猛地踏地，双臂伸直做出向前刺杀的动作；有的双手前伸，双腿叉开，朝前探身，猛地原地跳起，做出跳跃木马的姿势；有的左臂弯曲悬在胸前，右臂夹紧书包，身子斜倾右脚用力后蹬，表演匍匐前进的动作；有的明明双脚牢牢地踏在地上，却故意抬起一条腿，另一条腿像踏在“独木桥”上颤颤微微、哆哆嗦嗦，表演过独木桥的动作；还有的突然一扳同伴的双肩，双腿在人家背后紧登哧，练习登人梯……

没过几天，伙伴们就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自己动手纷纷把自己装备了起来：有的制成了木头手榴弹，有的用木棍做成了长枪，有的还用旧布缝成了手榴弹夹和子弹袋，里面装上一截截秫秸杆作枪弹，斜着挎在肩上，走起路来抬头挺胸、脚步有力，除了缺少统一的服装外，还真像一群抖擞的小战士呢！再加上大家跟解放军战士很快混熟了，尤其有些小战士，已经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他们趁部队练兵休息的空当儿主动教给我们各种技艺，纠正我们不规范的动作，使我们各个项目的训练水平迅速提高；待解放军练兵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正式步入他们的“练兵场”，“真刀实枪”地演练起来。不过，实话实说，那跳木马和过独木桥是太难练了，加上我们个子矮、器械是为青年人预备的，练习起来的确很难，尤其是腿脚不够灵活的孩子，助跑时就胆胆怵怵的，做起动作来更容易变形、走样，弄不好就会翻倒下来，来个“驴打滚”或“狗啃地”。严重时还会磕得鼻青脸肿，但是，当同伴们帮他们掸土、擦伤时，他眼里不由自主地流着泪，脸上却总是笑嘻嘻的，嘴里连声说着“不疼，不疼”；还有的同伴从旁给他打气：“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解放军流汗、流血、不流泪！”

孩子们玩得最痛快的一段时光是年根底下那几天，私塾房放年假了。每天没有“念、背、打”的压力，孩子们得到了“彻底解放”；再加上解放军文工团来到基层，慰问战士和广大群众。为了迎接新一年的到来，部队特意在“练兵场”的东南角用芦席和杉蒿搭一座宽绰高耸的舞台，上面挂着“迎新春慰问演出”横幅。正式演出那天，十里八村的群众都赶过来看，台下有如人山人海，我们这些小孩子会爬树的都选择了“楼上雅座”，爬到周围高高的大杨树上，在树杈间稳稳地坐下，不但可以尽情地鼓掌、喝彩，还可以边看演出、边随便在上面“耍猴儿”。那台节目多数都是西集地区群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过的，用内容新颖、形式多样，水平极高来形容，最恰当不过。大幕一拉开，首先是热烈欢快、充满节日喜庆气氛的东北秧歌、陕北腰鼓；接着是大合唱、小合唱、男女声二重唱、舞蹈、快板、活报剧等等。诸如：《拥军秧歌》、《兄妹开荒》、《翻身道情》、《白毛女》选段，都是解放区最流行的文艺节目。受到了广大群众热烈的欢迎，台上台上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演出结束后，群众仍然迟迟不肯离去，那些余兴未尽的群众，当场还表演起刚刚学到的节目……

这次演出还有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她成了一台“播种机”；解放军文工团战士离开这里后，他们表演的节目却在西集各村扎根、发芽、开花、结果了。从村内村外、田间地头，到孩子们上学、放学路上，不是唱“正月里来呀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呀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呀解放军……”就是唱“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懒虫！……”要么，就凑上一帮人，每人从兜口掏出一块手绢，边扭东北大秧歌，边高声地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啊……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我们这座“私塾”课内活动与课外活动反差有多么巨大！进了书房门，念的是千八百年前古人编写的教材；出了书房门，唱的、跳的、玩的都是解放大军刚刚传播来的最新式的文体活动，恐怕只有身处历史大变革特殊时期的孩子们，才能有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特殊机遇吧？这一点恐怕也可以算作我们这所小小的私塾与历代所有私塾最大的不同之处吧！

四

1949年春暖花开时节，西集小学复课的各项准备工作即将完成，不久就要正式上课了。消息传到村里，私塾孩子的家长间引起一阵微澜：有的家长不无遗憾地说：“孩子在私塾圈了几个月，刚入正辙，肯坐下来念书了；回到洋学堂，还不又得放羊啊！”有的家长虽无根据却十分肯定地说：“新学堂也得请胡六爷去当老师，光那几个念了几年洋书的小青年，哪管得住这帮生葫芦头？”还有的直接找到胡六爷建议：“他们要是请您，您千万别推辞！别的都不为，还为咱这帮孩子能识文断字，长大了有个饭碗子呢！”胡六先生也信以为真地答道：“他们若真请我去，我首先得提个条件：还得给大孩子开点四书、五经课，由我亲自来教；不答应这条，我是不会去的！……”

——当然，他们这些议论，也就使嘴巴痛快痛快，这些话连传出这座屋子的机会都没有，当然也就丝毫影响不了“西小”的正常复课了。不久，县政府委派的马翰屏校长，带领着汪洋、湛淼、张贤、张玉芳等数位教师来到学校，“西集小学”正式复校了。这样，我在私塾背完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六言杂字》四本旧学校的启蒙读物后，和同学们一起再次步入“新式学堂”，继续读我的小学四、五、六年级了。——胡六先生在南高屯自办的“私塾学馆”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读到这里，有的读者肯定要问：既然你只在接受新式教育的空当里念过几个月的“私塾”，题目中怎能说“私塾”是你的启蒙教育呢？岂不是以偏概全了。为了解除读者的这个疑问，我还需要“找补”下面的一些情况。

在我正式步入小学一年级之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该读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的年龄段，我还接受了三、四年“家塾”的熏陶，不自觉地耳濡目染了私塾大量的启蒙读物，原因就是生活环境造成的。

我的父亲虽然比胡六先生年纪小，但他在四十岁前也是个私塾先生，既在有钱人教过“家塾”（也叫专馆），也在自家房子里办过“学馆”。更远的情况我不清楚，从我爱听故事时起，他就在位于西集镇的一家名叫“利丰绸布店”的后院里教老东家的两个孙了——大山和小山——念“私塾”。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在那里吃饭，晚上回来则是对我进行“家教”的时候。这里所说的“家教”，其实不是念书、背书，主要是讲故事。众所周知，小孩子从学说话起，就都爱听笑话、故事。再加上那段日子大概是我父亲比较平定、有闲心的一段时光，所以，吃过晚饭到睡觉之前，总要给我讲上几段故事。

现在回忆起来，我父亲很少讲神话、童话或民间故事，他讲得最多的都是“私塾”启蒙读物，尤其是《三字经》中的典故，如果分一下类，大体有以下四种。

首先是父母重视孩子教育的故事。最有名的当然是“孟母三迁”：相传孟子早年丧父，最早家里住处靠近一座墓地，那么，幼年孟子和小朋友们一起游戏时，就模仿成年人丧葬时的种种活动。孟母一看，这个环境对孩子影响不好，于是决定搬家。这次，把家搬到了街市附近，孟子和小朋友们又模仿起商人做买卖的活动。孟母觉得还不行，于是，再次把家搬到了一座学宫旁边，孟子受其影响，埋头读书并最终成了“亚圣”。

还有“窦燕山教五子”的故事：传说五代时有位叫窦燕山的人，又名窦禹钧，古代幽州人。他共有5个儿子，长子叫窦仪，次子叫窦俨，三子叫窦侃，四子叫窦称，五子叫窦僖，因为他教子严格，又有良好的方法，达到了“显亲扬名”的目的。

再有，就是“孝敬父母“的故事。我父亲讲得遍数最多的是《黄香温席》和《卧冰求鱼》的故事。

东汉时期有个人叫黄香，年仅9岁，就懂得孝敬父母的道理，每当炎炎夏日屋内闷热，难以入睡，黄香就拿起扇子，用力地扇父母的席帐，让枕头席子变得清凉，再请父母上床安寝；冬日严寒，他就脱下衣服，用自己的体温为父母温暖被窝，然后让父母暖暖和和地入睡。

晋代有个大孝子叫王祥，有一次他母亲病了，想吃鱼，可是时值“三九”寒冬，市场上没有卖鱼的。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王祥便卧在冰面，不惜用体温化开河面坚冰，最终捕到鲜鱼。——小时候听这个故事时，浑身就觉得发冷，今天写到这里，身上仍然感到不自在，莫非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

讲得最多的当属古代少年“刻苦读书”的故事。例如：“囊萤、映雪”的故事：晋朝有个叫车胤的人，家里贫穷，夜里想读书却无钱买灯油，没法点灯照明，他就捉了许多自身会发光的萤火虫装在纱袋里，借助萤火虫发出的光亮读书。还有个叫孙康的人，也是夜晚想读书，家穷点不起灯，他就在冬天的早上走到户外雪地里，依靠大雪的反光来读书。

再如，“负薪、挂角”的故事：汉代的朱买臣，家境贫寒，砍柴为生，每当挑着柴下山时，就把书放在担头边走边读，后来在汉武帝手下当上了会稽太守；与朱买臣相似，隋朝时的李密，替人放牛，一心好学，常把他的书挂在牛角上，边放牛边读书，后来学有所成。

还有两个人，想读书没钱买，就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抄书来读：汉代的路温小时候家里贫穷，他一边替别人牧羊，一边收集蒲草，自己动手编成席子，把借来的《尚书》抄在上面，反反复复地阅读；跟他同时代的公孙弘同样家境贫穷，就利用替别人在竹林里放猪的机会，削了许多竹简，然后借来别人的《春秋》抄在竹简上，坚持读书。后来两人都当了大官，名扬四海。

使我听了不自在的就是“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说的是晋朝的孙敬，每天读书都要到深夜，为了防止自己因发困而打瞌睡，就事先用绳子系住头发，把绳子另一头拴在房梁上，一旦打盹儿低头，绳子就会扯动头发，使他惊醒，接着再读；战国时的苏秦想在秦为官，却受到商鞅排挤，回家后受到亲人冷落，于是下定决心苦读《六韬》、《阴符》等书，读到深夜昏昏欲睡时，就随手拿起一只锥子，用力猛刺自己的大腿，一阵钻心般的疼痛使他清醒过来，忍着痛继续读书。二人后来都官至卿相。

我父亲很爱讲的还有古代小孩“大器早成”的故事：唐代人刘晏，童年饱学、聪明过人，七岁时就能吟诗作文，受到唐明皇的赏识，推举他为“神童”，授给翰林院正字的官职，后来相继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为官，官至户部尚书平章事；唐朝的李泌，七岁时当皇太子供奉官，能按皇帝的要求当场吟出棋赋：“方若棋局，圆若运知，动若聘材，静若得意。”受到皇帝重用，同刘晏一样，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位至宰相，封邺侯；北齐时期的祖茔，喜好读书，日夜勤读，八岁时就能咏诗成章，时人称他为“小圣童”，后为秘书监著作郎。

还有一件小事，令我小时候感到很新鲜，就是我父亲既没开过店铺，也没做过买卖，可是我们住的房子屋墙上却挂一块像商店门前的牌匾类的东西：一方精致镜框里装着装裱过的、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百忍堂”的三个大字。而且，连我家装粮食的口袋上也竖写着斗大的这三个字，我好奇地向父亲询问，原来这里面也包含着典故：唐朝时郓州有个人叫张公艺，九代同居，相安无事。有一次唐高宗到泰山去，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缘由。张公艺请人备下纸笔，接连写下一百余个“忍”字。意思是说，大家庭聚族而居，人多事繁，易起纠纷，非百般忍耐，不能相安无事。——从此，这件事流传开来，有些姓张的人家，效法张公艺，也用“百忍”为堂名。

当然，关于孔子、孟子的故事，我那时候肯定也听过不少，只是由于内容偏深，与小孩子的经历相去甚远，现在回忆不起来具体内容了。

此后过了一、两年，我又长大了一、两岁后，不满足于只是听故事，也要开口念、翻开书读了，我父亲就把《三字经》上当故事讲过的字句写成卡片，教我认字，背“顺口溜”。例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香九伶，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我手持这些卡片，兴致勃勃地一遍遍地念，一遍遍地背；这些成了我接触最早的儿歌、歌谣了。

到我六岁那年，父亲回到村里，在自家房子里办起了“学馆”，招收南高屯、南小庄的学生来这里读“私塾”。这样，我则成了该书房的“编外”学生。别的学生念书时，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拿来《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书，装模作样地跟他们一起念；父亲给其他学生讲书时，我也凑过去，站在人群外旁听。记得有一次，轮到一个学生回讲《三字经》中的几句话时，他结结巴巴地讲不下来；我因听过有关故事，还逞能似的插嘴替他讲了几句，以显摆自己的知识。直到遭到父亲制止，我才悻悻地回到自己座位上……

现在回忆起来，我学龄前的这段生活，无论是听故事、念卡片，还是背“顺口溜“，在书房里凑“份子”，当时都只是觉得挺有趣、挺好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私塾启蒙读物中的有些话，却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它不但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后来的兴趣爱好，而且直到几十年后我当中学语文教师教学生文言文时，尤其是介绍古代作家、作品等文学常识时，无意间嘴里还会蹦出相关的句子。例如介绍《论语》时，顺口就会说出：“《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提到《孟子》，就会讲到：“《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说明“五经”包括哪几本书时，就会简化成：诗书易，礼春秋。就连教宋代著名散文作家苏洵的《六国论》，介绍作者时不知不觉间也会背出“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的句子，说明他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代表。

通过上述种种情况可以看出，幼儿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非《三字经》莫属。扩展一步说“我的启蒙教育是私塾”，恐怕也不无道理吧？

写于2009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