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葆森 “拉锯”中的童年
提起童年,有人忆起的是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生活,有人回味的是幸福温馨、终生难忘的亲情,有人想到的是丰富多彩、新鲜有趣的见闻,有人记得的是生动活泼、兴致盎然的游戏。
我的童年,由于是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之间这一紧张激烈、变化多端的独特的历史,是在通县潮白河与运河之间这一敌我反复“拉锯”、动荡不安的西集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度过的。所以,与很多年纪相仿人的童年经历、见闻和感受比除了有不少相似之处外,更多的都是打着鲜明的历史烙印、明显的地理标记的不同之点。
值此举国上下欢庆新中国建立6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提笔重温60多年前“拉锯”中的童年生活,越写越觉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越写越觉得应该无比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一、记忆中的西集旧貌
西集镇坐落在潮白河与大运河之间的广阔平原上,距潮白河最近处只有三、四里地,东面隔河与三河县、香河县的广大农村相毗邻,恰好处于三、通、香紧密连接的三角地带,是三河、香河、宝坻等县来通县的重要陆路通道之一,也是潮白河两岸、沙古堆以西、贾后町以南数十个村庄的中心,因此很早以前就成了通州东南部商品集散、人口往来的重要集镇。
记忆中的西集是个相当紧凑集中的农村小集镇。虽然周围没有城墙,但是却有东、西、南、北四座主要街门,而且,每天晚上关闭街门后,人们是无法进出街里商铺的。看来,当初建立集镇时是有个较完整的整体设计方案的:集镇的主要街道有两条,大体是“十”字形安排;由于各家商铺的后檐墙或东、西山墙都砌得较高并紧紧相连接,绝无断缝与缺口,所以,街门关闭之后,人们不登梯子攀高墙是无法进出街道的。街道两旁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店铺,分别经营着油盐酱醋、绸缎布匹、干鲜果品、各种糕点、锄镐木锨、笸箩簸箕、筛子麻箩、锅碗盆瓢、煤油洋火、烟酒茶糖、各色饭菜、丸散膏丹……总之一句话,当时老百姓从生产到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应有尽有。
提起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店铺,老辈人有一句最简单的概括说法:“西集有仨烧锅俩当铺。”所谓“烧锅”,就是制售白酒的地方,都是前店后厂,即自家制作出烧酒,在自家店铺里卖。老百姓按照它们在西集镇的方位,简称为“南烧锅”、“北烧锅”和“东烧锅”。顾名思义,“南烧锅”当然是坐落在集镇的南部。说得再具体一些,“南烧锅”的正式名称叫“汇泉”,坐落在西集镇南门外的西南部,那里有一片高挑平坦的地块,按照制售烧酒的规制,盖起上百间房屋,分别充当制酒车间和售酒的店铺,门前一溜大槐树,这里是从南部进入西集镇的必经之路,所以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西集镇三座烧锅中规模最大、生意最火的一个。逢集,南烧锅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尤其是临近晌午,从事完各自交易的男人,不少人切上二两猪头肉、打上半斤酒,坐在南烧锅门外的大槐树下,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就嗞嗞嗞地喝了起来;喝过了头的人到集散街空,躺在台阶上睡到老阳儿偏西,也是屡见不鲜的。听老年人讲:上世纪30年代南烧锅就已经自己安装上锅驼机,自己发电,用上电灯了。——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南烧锅”生意兴隆时的一些情况吧。可惜,日本人占领西集后,在“南烧锅”的东南角建造了一座炮楼子,并且住上了日伪军,此后,南烧锅的生意才江河日下了。“北烧锅”和“东烧锅”分别建在西集镇东西街道的北半部和东半部,一个叫“德泉”,一个叫“玉泉涌”,生产和经营方式与南烧锅大同小异,这里不再细说了。解放后,北烧锅改造成了“西集小学”,“东烧锅”变成了“卫生院”。两座“当铺”,一名“西当铺”,坐落在集镇南北街的西北部,当时已建有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它的高大厚实的山墙自然成了围绕集镇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当铺”紧邻“北烧锅”,解放后也变成了“西集小学”的一部分。两座当铺的主要业务,当然都是从事典当活动。其他店铺也有几家规模较大,商品很多,例如:吉兴斋杂货铺、利丰布铺、义泰药店等。即使不是逢集的日子,尤其是农闲时节,街面上也是人来人往,店铺里出出进进,提包的、挎篮的,陆陆续续,接连不断。再加上,各家店铺门前悬挂的五颜六色的布制招牌,随着阵阵小风在空中飘来舞去,越发突显出小集镇所独有的热闹乱哄哄的氛围。轮到逢集的日子,则是另有一番景象的。
旧时的西集“十天仨集”,当地人的话是“二、五、八、大西集”,具体说就是农历每月的初二、初五、初八;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为逢集,即一个月有九天为集日。(解放后又增加了十、二十、三十为集日,即“二五八十”为集日,因为“十”是后加的,所以当地群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习惯地称这二个集日为“小集”,以示其与“二、五、八”这几个集日的区别。)
每当逢集的日子,除了街里的各个店铺格外忙碌外,街外另设粮食市、菜市、猪羊市、骡马市和杂货市等,在人流集中、市场最热闹的地间还见缝插针安排着很多卖小吃的摊点。每当集市最热闹的时候,从街外到街里、从市场到店铺,到处是络绎不绝的人流,用摩肩接踵来形容,是毫无夸张成分的。
记得小时候,每当逢集的日子,或随家长,或约上几个小伙伴,别瞧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总要早早地出门,去充分享受逛集的乐趣。因为我家住在西集镇的南头,所以每当刮着北风的日子,一出村口,就有小贩的吆喝声、赶集人的说笑声、牛马的吼叫声、猪羊的嘶鸣声不断地传入耳中;接着,就有炸油鬼(油条)炸炉箅子(油饼)、熟猪头肉、羊杂碎汤的诱人香味钻入鼻孔;进而就到了人头攒动的经营各种商品的市场了。我和小伙伴们,从内心说,最感兴趣的当然是制售食品的小摊,但是由于囊中羞涩,只得眼巴巴地看一会儿,就转向其他市场了。
小孩子逛集还有个特点:哪儿人多往哪儿挤,哪儿热闹往哪儿钻,就连跟自个儿毫不相干的事情,也会津津有味地看上半天。就拿买卖骡马驴牛等大牲口的市场来说吧,一般赶集的人从那里路过都会躲得远一些,走得快一些,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却把那里当“新鲜海儿”,尽量钻入人群里边,唯恐漏掉某个有趣的“镜头”。在大牲畜市场,除了看热闹的,主要是三类人:一是卖牲口的,二是买牲口的,三是中介人(牙行)。只见卖牲口的人一手紧紧牵着自己准备出卖的牲口缰绳,一手爱抚地摸着牲口的头或背,有时还会用带齿的挠子为牲口刮刮背、捋捋尾、梳梳头,以示自己的牲口训练有素、老实听话,便于使唤。准备买牲口的人,在市场里看看这一头,打量打量那一头,不停地遛来遛去,看来看去,也许为买一头牲口,要来上三、五个集日,最后才下定决心要买哪一头。另有一种人,既不卖牲口,也不买牲口,但是在这个市场上,他比买、卖的人都来得早、去得晚。只见他长袍马褂、宽衣大袖,载副眼镜,没事时他只是站在市场中间,不停地观察着买、卖人的动向,一旦出现了一笔交易,就要通过他最终完成一头牲口的买卖过程。这个从事的是“牙行”生意,用今天的话就叫“中介人”。
买卖牲口的方法,同买卖萝卜白菜、高粱玉米的方法全然不同,买卖牲口的双方当事人,并不面对面开口讨价还价,而是由中介人放开长长的衣袖,握住卖牲口人的手在袖管里捏来捏去,别瞧俩人嘴里一个字不说,一声不吱,但嘀咕了一阵儿,“中介人”就摸清了卖主的要价;然后再把买牲口人的手拉进自己的袖管,捏来捏去,以此了解买主愿出的价钱;如果双方的价钱有差距,“中介人”则需要再拉过卖主儿的手与之商量,然后再把新的要价传递给买方,如此拉过来,拉过去不知要反复多少次,最终才可能达成一笔交易。
您想想,这种常常要花上个把小时才能终结打哑语的交易方法,对于旁观者来说,是多么急人,多么烦人的事啊,可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竟然能从头看到尾,您说新鲜不?
再往前走几步路,就到了粮食市。听老辈人讲:西集粮食交易最火的时候,粮食市共设有“八张斗”,供买卖双方计量和结账用。那时买卖粮食不用秤称分量,而是用斗、升等容器计算数量。所谓“八张斗”,就是专门为买卖双方服务的摊点共有八处,可以同时过斗、算账。由此可见,逢集时的粮食交易是相当可观的,吸引小孩子的眼球的图景也是很多的。只见粮食市里对面两溜都是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粮口袋,里面分别装着高粱玉米、大麦小麦、谷子小米、芝麻糜黍、红豆绿豆、黄豆海豆、麸子稗子、高粱糠谷糠等等,人吃马喂的应有尽有。那些要买粮食的人在市场里一遍又一遍地且溜达哪,最后才在准备讨价还价的粮袋子前停下来,先用手指在粮食浮头儿拨动着看看,然后再挽起衣袖,伸开手指向粮袋子下部猛插下去,从底部抓出一点粮粒,托手心里拨动着看看,捏几粒放嘴里咬咬,以鉴别粮食干湿上下是否一致。如此检测完,还完价,最后才由卖粮人扛或提着粮袋子去过斗、算账,这样一笔粮食交易才算完成。
我们这几个小伙伴就这样一处处地看,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地逛,您想想,不到晌午集散人尽舍得离开吗?
西集还有三座寺庙,一座戏楼,对小孩子也是颇具吸引力的。这三座最熟悉的是北庙。因为在我童年时,这里已被改选成为“西集小学”。北庙坐落在西集南北中轴线的最北端、与东西街交汇处。这是一座关帝庙,庙门邻街而建,门口是几根红漆木柱,支撑着一明两暗三间大房,明间是进出庙门的通道,左右两间暗房各有一匹大马,用木栅栏挡着,那肯定是关公打仗时的坐骑;走进大门,两边各有三间配殿,迎面就是高大的气派的正殿。当初这里肯定有关公的塑像、供桌、香炉之类的陈设,但我进去的时候,这里已是我们学校的礼堂了,殿内陈设已不见踪影,但三面墙上的“三国”彩绘图却原样保留着,诸如:“三顾茅庐”、“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等等都生动形象、色彩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就成了我和小伙伴们最早了解“三国故事”的地方。大殿后边新盖了一排教室,教室后面开辟了一片操场,这就是我断断续续读小学时的“母校”了。
与“北庙”遥相对应,在西集镇南门外、南北中轴线最南头有座庙宇,老百姓俗称“南庙”,这是一座“观音菩萨”庙。听老年人讲“观音菩萨”还叫“观世音菩萨”,能广度众生,显示种种不同的形象,这里的塑像为女相,与阿弥陀佛及大势至等合称为“西方三圣”,是佛教大乘菩萨之一,故此来烧香的人很多。
西庙,又名“西大寺”,可见在西集的三座寺庙中它是规模较大的,坐落在集镇西南部的南小庄中,这也是一座佛教庙宇,前后两层大殿,前殿供奉着弥勒佛等多尊佛祖的佛像,后殿为罗汉堂,铜铸佛像熠熠生辉。我小的时候那里还有住持和尚,开展与佛教有关的多种佛教活动。例如:我的小伙伴中有个孩子,家长为了使他不得灾病,长命百岁,到庙里送上“香资”经过烧香、献供、拜佛祖、拜师傅等一套严格仪式,成了那里的“跳墙和尚”(又叫“记名和尚”)。我还听人讲过:村里的有钱人家办丧事时,在出殡的前一天,请西庙的和尚到灵棚里身穿青袍,敲打法器、诵念经文,以超度亡灵。
西集的戏楼坐落在西集镇南门外,南烧锅东南、南庙的北部,坐南朝北,面对着逢集时的牲口市那片大空场,演出时正好可以容纳大量的观众。戏楼分前后两部分,以供演员化妆和表演之用,上部歇山重檐,下部木结构上均为油漆彩绘,台基原本离地面挺高,但是1939年潮白河一场大水,戏楼前淤上了二三尺厚的泥沙,所以到我小的时候,我们站在台下,双腿并拢朝上猛地一蹦就可以跨上戏台台面了。听老年人讲:过去那里由集镇商会出钱,每年都要请戏班演戏。我却只记得在那里看过一场无声电影,台下人山人海,银幕上演员吃饭、喝水,故事情节根本就没看出来。
从上述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西集在通州东南部众多农村的商品交易地中,的确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本文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1948年底通州解放的这段时间内,由于日伪军、国民党兵、壮丁队、还乡团等先后大肆清乡、扫荡,搞得西集镇面目全非了,不但街里的店铺纷纷关张,连游商摊贩也不敢来卖货了,因此,西集地区的老百姓连点火做饭用的起灯(火柴),都买不到了。
很多人家只得又捡起多少年前老祖宗取火的办法——用火镰弧形小铁片、火石(质地较软的一种小石块)、火绒、火纸(溅上火星容易点燃的绒和纸),互相击打引出火种,再点燃灶膛中的柴禾烧火做饭,这样才能吃上熟食。所以我小的时候,某一家烟囱一冒烟,周围邻家妇女纷纷攥一把柴禾来引火做饭,目的就是为了省一根洋火。很多爱抽烟的人,都用小灰水浸沤麻杆,晾干后,点着以后可以慢慢亮着,再抽下几袋烟时用它来点火,这样既节省了火柴,也省去了用火镰击打火石取火的工夫;如果几个人边聊天边吸烟则功效更显著。
这种情况直到通州解放甚至新中国建立后才彻底改变,西集的商业和集日活动才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起来。
二 、“抗战”时的“拉锯”生活
西集虽然隶属于通县,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老百姓同河东岸三河、香河广大农村的老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抗日战争的早期、中期那些农村就先后成了解放区或游击区,冀东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八路军、游击队要向通县发展革命势力、撒播革命的种子,西集自然也就成了首选的目标之一。因此,西集同潮白河东岸的联系也就更加紧密,更加频繁。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西集表面上还是日伪军在通县东南部建立的重要据点之一,南烧锅炮楼子上的一层层黑洞洞的枪眼,恶狼一般地盯住过往行人;实际上,河东边的地下工作者,有的背个捎马子装作赶集上店,有的提个蒲包、点心匣作为串亲访友,有的扛把锄头、铁锨、当作打短工的,来这边开展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记得那时关系密切的老乡见面后说不上三五句话,就要兴致勃勃地交流这方面的传闻:“听说了吗?麦秋时来咱庄打短工的那两个小伙子,活儿干得没的挑儿,又快又好,是那边的侦察兵,专门来打听南烧锅里边的情况……”
“那还新鲜?上个月有个打酒的,跟南烧锅一个治安军套上了近乎,把那个兵灌得醉醺醺的,连炮楼里住有多少伪军,配备什么武器都摸个底儿掉……”
又过了些天,两个知根知底的老街坊见面了,一个把另一个拉到墙角处,神神秘秘地伸出右手拇指和食指,比个“八”字,这在当时西集地区的群众中是很流行的一个暗号:代表“八路军”。“可真是武艺高强、神通广大,个个能飞檐走壁:西集四周的大墙高不高?前几天人家百地一蹿,蹭蹭蹭几步就到了街里,飞进了商会大院!多神!……”
“你也听说了?”另一位压低声音透着惊喜,接口道,“抓住了商会会长,还向他宣讲半天抗日救国的道理呢!真神……”
没过多久,一个偶然的机会,连我这个刚刚五、六岁的小孩子,也有了“零距离”接触解放区全新生活的机会了。记得那次是我随妈妈到河东边八百户去串亲戚。吃过晚饭,坐在灯下的大炕上,亲戚家的几个小孩子放开喉咙,兴致极高地一支接一支地唱起歌来,什么《游击队之歌》、《王二小放牛郎》、《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等,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歌曲。待他们喘口气喝口水时,妈妈好奇地问:“这么好听的歌,都哪儿学来的?”几个小孩争先恐后地说:“在学校跟老师学的!”另一个补充道:“八路军叔叔教的!”坐在一旁的我简直成了哑吧,一句也接不上口,内心的那种滋味还很难述说清楚呢:一方面特别羡慕,非常爱听他们唱的那些歌曲;一方面又有点难为情,大有自愧不如,羞愧难当之感;一方面又有点不服气,不服输的感觉——显摆什么?等西集成了解放区,我和小伙伴们唱得绝不比你们差!这时,心中的复杂滋味变成了一种强烈的美好愿望:八路军叔叔,赶快解放西集吧!我们也要放开喉咙,尽情欢唱这些好听的歌!
说来真巧,也可说是“天遂人愿”,我在亲戚家炕头上萌生的这个美好愿望,没过多久,完全得以实现了!
1944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劳累了一天的农民和傻玩了一天的孩子们正在熟睡之中,突然被一阵比炒棒子花还密集的枪声惊醒。大家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地急忙爬起来,走到外屋或院子墙角处听听动静,最后,一个精明人作出了判断:“谁是八路军打南烧锅炮楼子来了!——你们听听,枪声都是在西北方向响的!……”因为我们居住的南高屯在南烧锅的东南方向,所以他的判断十分令人信服,“都回屋躲在墙角里,最好躺在炕沿儿下,免得流弹误伤着;小孩子千万别乱跑……”
这时,枪声更加激烈了。不但有步枪、手枪、机枪声,还夹杂着“轰轰隆隆”的手榴弹爆炸声。就这样,一阵比一阵密集的枪声整整响了大半夜,到天蒙蒙亮时,枪声逐渐变得稀落落了,最后终于戛然而止了。
不久,村里街道上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进而,听到了低低的话语声,接着,脚步声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说话声越来越大,嗓门越来越高,而且,语声中明显地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之情。
我随着大人们来到家门口,村中十字路口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人群中传播着:“八路军把南烧锅的炮楼子攻下来了!炮楼子里的‘狗巴队’除了被打死的,都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此后一连几天,八路军攻打炮楼的许多细节被人们当作有趣的故事在广大群众中传播。例如:打之前侦察员如何机智勇敢地深入敌人内部摸清各方面的敌情,打的时候战士们如何选择有利地形准确巧妙地攻打敌人要害部位,打下来后如何耐心周到地安排教育俘虏,以至连怎样把被击毙的敌人尸体拉到“大三角”——西集村埋葬无名尸体的乱葬岗子——掩埋的情况,都成了人们见面后的首选话题。
就这样,我的故乡西集村跟潮白河东岸亲戚家所在的村庄一样,成了解放区了!
1945年春节后,经过了一段筹备,共产党领导的西集小学正式开学了,全村大人、孩子都高兴得合不拢嘴:我和我的同龄人都正好到了该入学的年龄,大家都盼望着这一天呢;就连比我们大几岁的孩子和从来没有上学机会的女孩子也都背起书包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校舍是由北庙(关帝庙)改造而成的:原来的东西配殿成了学校办公室和老师备课室,正殿成了学校集会时的礼堂,礼堂后面新盖了十几间正房,这就是一个个教室,教室后面新开辟出一大片平地,成了我们的简易操场。正式开课那天,当我们从老师手里接过新书的时候,大家都当作宝贝一般的珍惜,因为这是解放区编印的内容全新的课本,翻开书页一看,里面所印的不再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之类的字,而是“人,一个人;手,左右手。一个人有两只手。工人,做工,农民种地。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农民……”认识几个字的学生,忘记了这是在课堂上,开口念了起来。回到家里,找到较厚的纸张整整齐齐地包上书皮,请会写字的人帮助写上自己的名字,小小心谨慎地放进书包,生怕卷了边、折了页。当大家随老师学了几课书后,就把课文内容当歌唱,无论在学校,在家里,还是放学路上,田间地头,都可以听到新上学的孩子们的琅琅书声。——可见,农村的孩子们好不容易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多么兴奋!多么喜悦!
开学不久,学校成立了“儿童团”,全校为一个“团”,各年级编成了连、排,选出了团长、连长、排长,学校的课外活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首先是队列练习,每到课外活动时间,全校同学都集中到操场,由儿童团长布置任务,提出要求,然后,学着八路军正规战士的样子,由排长带队,练习稍息、立正、向右看齐、报数、左右转、齐步走、跑步走……要求集中注意、听清口令,动作整齐、精神饱满、口号清脆、整齐划一。当然,刚刚入学的农村小孩,甭说从来没练过,更是从来没见过,所以,刚开始,笑话自然没少闹;不过,由于大家思想重视、态度认真,有尽快练好的愿望,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还是令老师满意,认为可以拉出去到群众中亮亮相了。与此同时,利用队列训练的间隙,老师还一支接一支地教大家唱当时在解放区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直到这时,一两年前我和母亲到潮白河去串亲戚时只能听人家孩子唱歌、自己却张不开嘴时所缺的那一课才得以完全弥补上了,那时自己内心深处产生的比人家小孩低一头、矮一节的自卑自惭心理才彻底消除干净了!
“西集小学”儿童团开展的第一项社会活动就是走出校门、深入学校周边各村去“捉懒汉”。从所周知,在旧中国,各村都有几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老阳儿晒屁股还不起床的人。解放后,为了帮助这些人彻底改掉旧社会养成的坏毛病,使他们成为早起晚睡、热爱劳动的好村民,很多学校的儿童团都开展过这种“捉懒汉”的活动。具体做法是:每天清晨,儿童团员早早起身赶到学校集合,由团长带队,迎着朝霞,喊着整齐的口号,唱着嘹亮的歌声,穿过西集大街,走向附近村庄。到了事先了解清楚的、好睡懒觉的人家门前,故意停下队伍,用尽力气、加大嗓门一支接一支地唱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直到主人睡眼惺忪地打开家门、抱柴烧火或干起零活,队伍再转移到第二个“懒汉”家门口,继续“照方抓药”、依样治“病”,直唱到全村人都按时起了床,忙活起各自的活路,儿童团则排着队、返回学校去上课。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不但儿童团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连附近各村广大群众的精神风貌也大大改观了!
西集地区获得解放后,和学校成立儿童团的同时,村里也成立了民兵连、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都过得很开心。然而,缩到通州城里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并不甘心失败,更不甘心把安全的日子拱手送给老百姓,而是隔上十天半月就要发一次疯,到西集地区清乡扫荡、杀人放火、抢粮抢物,闹得人心慌慌、鸡犬不宁。
记得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和伙伴们一起背着书包,来到学校,正愉快地听着老师讲课,突然教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学校领导面带紧张神情开口道:“同学们!刚刚得到紧急通报,敌人来清乡了,已经到了谢楼、马坊,目标就是西集,马上放学,赶快回家!跟家长一起活动,千万不要乱跑……”
我和伙伴们互相呼叫着急急忙忙跑回村。这时,早晨和我们前后脚走向田间的大人,有的扛着犁杖,有的牵着牲口,有的提着种子正慌手巴脚地往回跑。这时,妈妈正在家门口向我招手:“老不见你影儿,把妈急死了!快!到孙大娘家去……”
敌人来清乡,这次并不是第一次,以往的做法都是:腿脚利索的男子汉、老爷儿们尽量往外村跑,小脚妇女、拖儿带女的没法跑的,就三五家凑在一起,人多壮胆儿,遇事也好省个躲闪。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则总是躲到东街坊孙大娘家,一是那院人多,二是孙大娘年纪较大,能说会道、精明能干、遇事敢打头陈,见了鬼子汉奸也不犯怵。这次,孙大娘见我们又到她家来了,忙让进东大院,叮嘱道:“快进屋,快进屋。都别出声;万一敌人来了,不到万不得已,你们谁也别出来!听凭我去应付!”
我们在孙大娘家的炕沿下刚刚坐定,空中就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接着是鬼哭狼嚎般的叫声,夹杂着鸡鸣、犬吠和猪羊的嘶叫声;进而,敌人的吼声出现在院子里了:“八路的有?快快地出来!不出来死了死的有……”
躲在屋里的人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妈妈紧紧搂住自家的孩子,有的人甚至紧张得哆嗦起来。
孙大娘急忙迎上去说:“我们这儿没有八路,没有八路……”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重,越来越近,似乎就要闯进屋来了。
“唉,你瞧我这眼,走对面都差点儿没认出来,你不是西街老常家的大文子吗?前几天我在地里干活,还碰见你三婶来着;怎么,你连大妈也不认得了?……”突然,院里传来孙大娘这样的话语。你还别说,院里的敌人都站住了,就听其中的一个人吱吱唔唔说了两句什么,带着来清乡的几个同伙,转身走了。而且,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那个“大文子”真起了什么作用,反正是前后左右邻居家被搅扰得鸡飞狗跳墙,这院再没有敌人来骚扰过。屋子里的大人,孩子一个劲地念叨:“孙大娘的几句话使咱们躲过一劫!大娘可真有办法……”对于孙大娘的胆大、心细、眼尖、沉着,认人准,反应快这件事,人人听了赞不绝口。可是孙大娘却总是笑呵呵平静地说:“算是赶巧了!真的是西街老常家的大文子,他当着穿着黄鼠狼皮,拿根‘烧火棍’,就能把人镇唬住;可是我豁出去了!——也算这孩子心没都让狗给吃了,这要遇上鬼子可就崴了……我一个老太婆能有啥办法?还是不该大伙倒霉……话又说回来,再遇上这事,不能一个劲地怕,光怕有什么用?顶什么事?遇事也得有点儿激灵劲儿……”
就这样,我童年时被清乡的日伪军堵在屋里的危险境遇,在邻居孙大娘机智而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下化险为夷了。
这次事情过后,父亲总结了教训,对母亲说:“敌人再来清乡,大儿子不能跟你一块留在村里,这样太危险!得由我带着,跟老爷儿们一块‘跑反’,总比扎屋里等敌人堵住强……”
父亲的话真说在了点子上,没过俩月,驻通州城的日、伪军真的又到西集来清乡了。根据多次“跑反”积累的经验,西集是敌人扫荡的重点目标,所以只要城里的敌人一出窝,西集人就得跑;往哪跑?河八村。一来那里处在通县东南最边远、偏僻地区,敌人不易到达;再说,敌人万一到了那里,一过河,就是三河、香河地界了,不属通县管辖了。这次,一听说敌人到了太子府了,我随着父亲跟全村多数男人们一起,前东仪、史东仪、侯各庄足足跑一遍,然而以往的经验不灵了:河八村的群众也正四散逃跑,甚至有人趟水向潮白河东岸逃呢。那时“跑反”也讲追大帮、随大溜儿,所以父亲领着我也挽起裤腿随着河中的人流趟过了河。这时,一同“跑反”的熟人们多已跑散,只能靠父亲独立思考,做出决断了。没办法,父亲只得带着我投奔一个有亲戚的小村而去。说来还算巧,亲戚家里有人,也热心地接待了我们;只是那里也不安定,传说三河县的敌人也出城清乡呢!但是,那时天色已晚,没法儿往别处逃了,只得跟亲戚一块吃点东西、眯瞪一宿;这一夜恐怕除了我这样的孩子,大人们没有人能睡着。再加上亲戚家的房西有个大水坑,大家越希望四外安静便于听清远处的动静,坑里的蛤蟆一台戏似的叫得越欢,蛤蟆每叫一声,都惊得人心里一哆嗦,那叫恐怖,那叫瘮人!
熬啊熬啊,在心惊胆战的煎熬中总算熬到了天亮。既然这边也无处藏身,再往东、往北、往南,都是两眼一抹黑,举目无亲。我和父亲只得和昨天先后脚跑到河东边的人一起,趟过河再回潮白河西岸。西集当然不敢回,河八村也不安全,没办法,往北试试,到兴各庄、燕山营去看看,那里也有打尖、落脚的亲戚。于是,父亲领着我,沿潮白河岸逆流方向,往北走。可是,才到兴各庄村南头,就见到这里的群众也正纷纷朝村西、村北跑。得,我们只得随大流儿,继续向前跑。本想到南刘各庄亲戚家可以喘口气,歇歇脚;没想到,南刘的人也忽拥忽拥地朝村外跑。父亲挠挠头皮,一咬牙对我说:“进城吧!到你四叔家去!”就这样,父亲带着我穿过郝家府、杨坨,坐摆渡船过河,到了东关。未到通州东门口,凶神恶煞般站岗的鬼子兵又是吼叫,又是搜身,足足折腾了老半天,才放我们进城。等到了位于西大街的四叔家中,我一下就瘫在了炕上,死人一般整整睡了一宿又一天。第三天后,听说到西集扫荡的日伪军又滚回县城来了,于是,我随着父亲又绕来绕去辗转步行回到了西集。
这就是我八岁那年,为躲避日本鬼子清乡,所经历的最远的一次“跑反”。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期间,给西集地区的群众、西集地区的儿童带来多大的痛苦,多大的磨难!
此后不久,众多老百姓都醒过闷儿来:这次日本鬼子搜罗了数千人,三、通、香联合大扫荡,不是敌人强大的表现,而是它的垂死挣扎、断气前的最后抽疯。因为高粱刚刚莠穗,玉米刚刚吐缨时节,一个天大的喜讯传到了西集地区——日本鬼无条件投降了!
整个解放区顿时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在全区召开的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儿童团员们一支接一支地高唱革命歌曲,各村扔下多年的文娱活动也都重新拾掇起来,高跷会、小车会,大头会,跑旱船都来了。锣鼓声、唢呐声响彻会场内外。庆祝大会结束以后,花会则掀起了新的高潮,西集镇南北、东西两条街道上,到处是扭动的演员,到处是热情的观众。直扭到天大黑,演员和观众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西集。第二天天刚亮,余兴未尽的各村又响起了欢庆胜利的锣鼓声……
抗战胜利后的西集群众,开始了解放区人民特有的全新的劳动生活。
抗战胜利后的西集儿童,开始了解放区儿童所独具的愉快的学习生活。
三、解放战争中的经历
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最终赢得了最后胜利的中国人民,热切希望从此能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和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抗战初期路得比兔子还快,一蹦就逃到祖国大西南的蒋介石,这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却急不可待地跑下山来“摘桃子”。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耍尽种种阴谋诡计,全面发动内战。就在西集地区广大群众庆祝抗战胜利的锣鼓声还在耳边回响的时候,一个又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传到了群众的耳中:“听说了吗?国民党兵和美国兵一块开进通县县城,还来了个姓刘的,自称通县县长。”
“这可倒好,刚刚打败了日本鬼子,又来了美国鬼子!”
“还有更新鲜的哪!”第三位接口道:“前俩月还摇尾巴讨好日本人的治安军、保安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保安团;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汉奸走狗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第一个接口说:“老百姓又该遭罪了!”
第二个人又补充道:“可也别忘,八路军、游击队的力量比过去强大多了,日本鬼子凶不凶?照样交枪投降了,国民党更没啥不得了……”
——这样的谈话,在我童年的那段日子里,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听到。
接着,驻通州城里的的国民党兵、保安队、壮丁队、狗巴队四出清乡、杀人放火、抢粮抢物的消息不断地传到西集地区;敌人修炮楼子、安据点的地方离西集越来越近——后榆林庄、贾前疃也安上了据点,派驻了军队。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冀东13团,县大队、回民支队、武二队等分别在南刘各庄、后寨府等处成功地伏击来清乡的敌人。打死很多敌人,缴获大量武器的消息,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
西集毕竟是个老解放区,且地理位置特殊,敌人不敢轻易到这里清乡。直到1946年夏末秋初,国民党反动派才拼凑了两三万“送死鬼”向大运河东岸的一些村庄反扑过来。当然,每到一处都遇到了冀东军分区、县大队的战士英勇阻击,直战到8月4日,我军有计划地撤到“河八村”敌人才占领了西集镇。这些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明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仗着人多势众才进到西集镇的,可是他们都昏了头、发了疯、忘了死,竟然要留下一小撮队伍,重修两年前被八路军炸得坍塌倒坏的日伪时期留下的南烧锅楼子,要在这里安插据点,南烧锅又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兵营。
没过几天,当西集的老百姓看到遍地碎砖烂瓦、长满杂草的南烧锅东南角,真的有人在忙和,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关系密切的老街坊们互相咬着耳朵小声说:“兔子尾巴——长不了!秋后的蚂蚱——嘣达不了几天!”另一个接口道:“这不是修炮楼子,是给自个儿修坟圈子呢!”说罢,老哥俩气哼哼地走过去了。
当国民党的炮楼子修好了,西集街头出现了持枪站岗的国民党兵后,关闭了一个多月的西集小学又开门了。可是,在我和小伙伴们进校门,参加了一天的学校活动后发现,除了学校房子没变外,其他一切都变了:老师变了,课本变了,课内外活动从内容到形式也全变了。同学们念惯了的《语文》课本,不许念了;最爱唱的歌,被禁止了;最喜欢参加儿童团活动,一律不许搞了,连“儿童团”这个组织,也被解散了——学校好像一下子变成了哑巴,变成了瘫子!原来课堂上琅琅的读书声,听不见了;下课后满院子嘹亮歌声,只能憋在肚子里,由个人独自欣赏了;课间实在太闷痛了,只能重新捡起弹球、藏猫等老掉牙的游戏了。现在回忆起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西集小学,学生们常常放声背的,只有《国文遗嘱》;学生们喜欢唱的、学校又许可唱的,只有《松花江上》,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刻,我离开我的家,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其实,这还是抗日歌曲,只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学校老师,找不出反对唱这首歌的理由罢了。
国民党反动派抢占了西集后,肆无忌惮地祸害百姓,挖空心思想出各种名目搜刮老百姓的钱财,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了拼凑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公然命令各村按人口、地亩交缴粮食,替国民党买兵;我们村有个壮年人,就是这样被送进国民党军队,直到辽沈战役中成了俘虏后,才又重回平民百姓之中。买兵的数量填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胃口,于是就利用到各村清乡的机会去抓兵——见了青壮年,只要有胳膊有腿,扛得动枪,就捆起来带走,送进兵营去充数。——提起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些罪恶行径,老百姓就骂声不断,并热切地盼望说:“咱们的军队怎么还不快些打回来?赶紧把这些吃枪子的货送进‘大三角’。咱们好有个安生日子过。”
历史果真按老百姓的愿望发展着。转眼间到了潮白河河面结冰的日子。人民子弟兵如履平地一般随时可以从河东到西集来了。一天深夜,广大群众正在熟睡之中,突然又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被惊醒的人翻身坐起来,揉揉眼,一下就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打南烧锅烧楼子来了!”因为有了两年前八路军打日本炮楼子的经验了,所以这次打南烧锅,虽然也是打仗,枪子也是没长眼睛,但是各户人们并不感到恐惧,相反,却个个心里有数:“等着吧,等不到天亮,炮楼子就打下来了……”
仿佛老百姓个个能掐会算似的,真的没等到鸡叫,枪声就停止了。村里传出“吱扭吱扭”的开门声,街道上有人高喊起来:“国民党交枪了!西集第二次解放啦!”
天亮后,全村的大人孩子就像赶集逛庙会似的,相约着到南烧锅,“大三角”去看热闹了!
这样,西集小学再次成为解放区的小学,我们扔掉国民党的教材,找出珍藏得好好的解放区的课本,重新回到解放区小学的怀抱,再次当上了儿童团员,过上了儿童团的丰富多彩生活。
这时的儿童团,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为了防止敌特、奸细向解放区渗透,利用课余时间,分成班组,到村头、路上站岗放哨。为了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真正的革命战士,我们自己动手制作了红缨枪、大刀片、还有人找顶灰色长舌帽、腰间系根皮带,笔直地在村头一站,简直就是个海灵活现的小战士了。主要工作就是盘查过往行人,当然,遇到老街旧坊、知根知底的人,自然不会盘问;遇见从未见过的陌生人,就要跟他要“路条”。没有路条,不能轻易放过;见形迹可疑的人,还要带到团部,交给领导去处理。可见,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需要有一双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需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呢!
儿童团员们再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送信。当时的解放区并没有邮局,各个部门有什么书信要传送,就由各村的值班人员一站一站地传递。白天,有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的村子,就由儿童团员来承担这一任务。记得有一次我在村头值班,恰巧从前一个村庄送来一封重要信件,要求马上送往下一站——前东仪。赶巧了,其他“小战士”都有事,分不开身,班长就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虽然西集西口到前东仪不过三里来地,而且径直往东是条直路,但是当我小心地装好信件,急匆匆地赶到前东仪村口,见到站岗的“同志”,交出信件,要到回执,赶回本站时,心里依然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呢。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组织交给的“革命工作”呀!
1947年4月4日,我平生第一次参加了西集解放区召开的“庆祝儿童节大会”,会上的种种欢乐景象,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为了迎接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西集小学的儿童团做了充分准备。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是孟志英老师,她是大沙务村人,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精明强干,多才多艺,从几个星期前就在学校礼堂里帮我们排练文艺节目,重点是组织了一支上百人参加的合唱队,除了演练大家熟悉的数支革命歌曲外,还特意教大家学唱一首新歌,题目叫《国民党一团糟》,这支歌既有独唱、齐唱,还有二部轮唱,歌声清脆嘹亮,铿锵有力,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揭露了它的累累罪行,又极大地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增强了人民占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大家越唱越兴奋,越唱越有劲,唱了一遍,还想两三遍不停地唱。
正式开会那天,西集村的群众特意在村西的一个宽阔场院里,用苇席和杉槁搭建了一个高大宽敞的舞台,全区各个小学的儿童们都早早地来到了会场,为了活跃会场气氛,各校师生互相拉歌,这个学校唱完了,另一个学校接着唱,整个会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直到庆祝大会正式开始,会场内才安静下来。首先由领导讲话,接着是各校儿童团员代表发言,然后文艺演出正式开始,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大合唱,歌声一起,台下顿时再次掀起高潮,再次成为欢乐的海洋;演唱完毕,引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接着,是其他学校同学演出的各种节目,例如:相声、快板、双簧、表演唱、单弦等等。其中很多表演形式都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第一次接触的,所以格外感兴趣。不知不觉间,到了太阳偏西时分,庆祝大会才在大家恋恋不舍之中结束。记得临分别的时候,侯各庄小学同学还在老师指导下,高喊着:“西小同学们,明年儿童节再见了!”我们用更响亮的口号回答了他们,大家才最后分别。
——我猜想,这一天大家共同的心声是:儿童也有了自己的节日,真是太幸福了!
在这段时间内,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同时在西集地区各个地区村庄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了配合这一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伟大运动广泛深入开展,儿童团特意编创了一支新歌,题目叫《打倒恶霸地主》,哪村召开群众大会,儿童团员们就列队到会场上一遍又一遍地唱这支歌曲,一时间,这支歌成了全区人人高唱、处处歌唱、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歌。
在整个西集地区,到处是高亢有力的歌声,到处是激烈斗争的场面,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到处是欢天喜地的人群。
这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个战场屡遭败绩,驻通州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也在全县城乡连吃败仗。然而,同无条件投降前的日本鬼子一样,他们仍在进行垂死挣扎。1947年夏末秋初时节,国民党的一支正规军,纠集了一些壮丁队、还乡团抽疯似的又到西集地区清乡来了。消息传到村里,南高屯的二三十个老少爷们,又不约而同地朝村外跑去,父亲带着我也走在人群之中。不知谁的主意,也不知什么原因,闹日本时候,多为出村往东跑,奔“河八村”方向;这次却不同,出村往西南,奔曹刘、小庄、上坡、和合站方向跑。一路上,比人还高的秋庄稼像两堵高墙似的夹在路边,两旁什么也看不见,只听空中不时传来一声声枪响;而且,那几个村的人也纷纷朝外逃跑,我们只得随着他们,继续向前,当经过吕家湾到了辛集村时,已到中午。肚子饿了,恰巧有人在那里有亲戚,就投奔那家请求给大伙做点吃的。那家住在老辛集村南北街路东,住着五间青砖到顶的正房,进了后门就到了正房东大屋。这家主人热情好客,虽然仅仅认识我们这伙人中的一人,却马上做了一锅小米饭,又从自家院子里拔下几棵菜熬了一大锅,让我们这一大帮人吃了个饱。撂下饭碗,庄里的几个大人正商量下站往哪里路,突然,后门口有人高喊:“屋里人都出来!出来!”
真是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了,刚刚吃顿饭的工夫,我们全村一块“跑反”的人都被敌人追上围住了。我们谁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只得随端着大枪、上着刺刀的敌人朝街道上走,在快出村的地方,路西有口水井,井周围用老旧的青砖垒着高高的井台,被赶到这里,敌人让我们停下来,只见一个连、排长模样的人,站在高高的井台上,侉里巴唧地讲了一段话,到如今还记得的有:“……我们的望远镜一眼能看几十里,你们跑哪儿去我们都看得见,我们的大炮一炮能打几十里地,你们跑不了!……”
这个小军官自我吹嘘了半天,对大伙儿吓唬了半天,事情如若按照我们看过的电影、戏剧情节发展,接下来就该揪过一个老头或抓过一个小孩子当场审问、刨根问底、严刑挎打或杀鸡给猴看,真要是那样,那天我也就在劫难逃了。
可是事情并未这样发展,只见那个小军官讲得声嘶力竭后,挥了挥手,既是指我们,又是告诉他的部下:“滚!都给我滚,哪来的,让他们滚哪去……”
就这样,我们这些人穿过辛集村北大堤,通过肖林、小灰店、上村、林屯又回到了南高屯。一进村,一个老头摸摸自己的头说:“今儿算咱们大伙走字,时气好,要是换一拨‘狗巴队’,脑袋在不在脖子上,还真说不准呢!”
的确,两三天后,敌人在这次清乡中,所犯的一桩桩一件件的杀人放火、抢粮抢物的罪恶行径,迅速在西集各村群众中传说开来,使听的人个个咬牙切齿、骂声不断!而且,像这样的抽疯,这次只是个开头,此后隔上个把月,就要发疯一次,这样,西集地区重又出现严重而剧烈的敌我拉锯的局面,西集小学再次被迫停课,失学的孩子们只得一次又一次地跟随家长“跑反”。
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8年底,通州解放才彻底改变,西集儿童的和平、安定、幸福、愉快童年生活才真正开始。
上面拉拉杂杂所回忆的内容,都是我七岁到十岁三年间的亲身经历,这些内容本来只该在茶余饭后与熟人随便谈谈的,但是近年在《运河》杂志上读了几位同代人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一方面对他们的有趣的童年生活十分羡慕,一方面也想把自己童年经历写出来与之交流;同时,还想让比自己小一些的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少年读者,了解一下:同样是童年,由于生活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不同,也会有巨大差别呢!
写于2009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