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谓“莫”言，笔下却是千言万语。不论题材为何，他那滔滔不绝、丰富辗转的辞锋，总是他的注册商标。这大约是小说家自嘲或自许的游戏了。也因为这千言万语，又引来文学批评者千百附丽的声音。谈论莫言的种种，从女性主义到国族论述，这几年还真造就不少会议及学位论文。但学院里的众声嘈杂，莫言似乎一概“默”言以对，纸上文章提小说家的最后寄托的种种“说法”，必须建立在这层自知之明上。

莫言出身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农民家庭。高密偏处胶东半岛一隅，土地贫瘠、民情朴陋，不曾以文风知名。莫言小学读到五年级，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辍学。从十一岁到十七岁，他成了真正的农民。之后他进入工厂作临时工，几经辗转，终于离开家乡，加入军队。行伍生涯这余，年轻的莫言却独对文学发生兴趣，而启动莫言创作的最大灵感，不是别的，正是他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

莫言从事创作的动机及经历，很使我们想到三十年代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沈来自闭塞落后的湘西，少小从军，转战西南。尽管客观环境动荡不已，这位汀西少年对文学依然一往情深。在二十岁那年，他离开军队，远赴北京。再经过几年锻炼，他要凭着对故乡风物的追溯，倾倒一辈新文学读者。我们今天论现代乡土文学的茁壮，也必自此始。

或有识者要指出，莫言的小说瑰丽曲折，与沈从文那样清淡沈静的作品，其实颇有不同。的确，谈论沈从文的当代伟人，汪曾祺、阿城、何立什，用至早期的贾平凹才更有可资比照之处。但我却以为尽管莫言与沈从文的风格、题材大相径庭，两者在营造原乡野，化腐朽为神奇的抱负上，倒是有志一同。湘西原是穷乡僻壤，在沈从文的笔下竟以焕发出旷世的幽深情境，令人无限向往低徊。而面对高密的莽莽野地，莫言巧为敷衍穿插，从而使一则又一则的传奇故事于焉浮现。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写湘西，总已意识虚构与现实、遐想与历史间的微妙互动。在他的《边城》一侧，《长河》之畔，早有无限文学地理的传承；湘西相传《楚辞》屈原行吟放歌的所在，更是陶潜桃花源的遗址！原乡的情怀与乌托邦的想象，不能再分彼此。无独有偶，莫言写高密东北乡，不曾忘记他的神思奇想也是其来有自。离高密数百里路的淄川，就是《聊斋志异》作者薄松龄的故乡，而我们都知道《水浒》英雄的忠义事迹，起源自南宋山东。就此来看《红高粱家族》中的铁马金戈，或《神聊》系列中的鬼怪神魔，莫言私淑前人的用心，可以思过半矣。现代中国文学有太多乡土作家把故乡当作创作的蓝本，但真正能超越模拟照映的简单技法，而不断赋予读者想象余地者，毕竟并不多见。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所辐辏出的红高粱族裔传奇，因此堪称为当代大陆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所历史空间。

我所谓的“历史空间”，包括却不限于传统那种时与空、历史与原乡的辩证话题。“历史空间”指的是像莫言这类作家如何将线性的历史叙述及憧憬立体化，以具象的人事活动及场所，为流变的历史定位。巴赫金（Bakhtin）早就告诉我们，小说中时空交会的定点往往是叙述动机的发源地。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为例，评者可说莫言凭此又建立了一套城与乡、进步与落后、文明与自然的价值对比。但这种主题学式的模拟有其限制。我要强调莫言的纸上原乡原就是叙述的产物，是历史想象的结晶。与其说他的寻根作品重现某一地理环境下的种种风貌，不如说它们展现又一时空焦点符号，落实历史辩证的范畴。

于是在《红高粱家族》里，那片广袤狂野的高梁地也正是演义一段现代革命历史的舞台。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

在过分架空历史（宿命）意义的环境里，莫言将历史空间化、局部化的作法，不啻肯定了生命经验本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莫言敢于运用最结实的文字象征，重新装饰他所催生的乡土情境，无疑又开拓了历史空间无限的奇诡可能。像中篇《大风》里那场惊天动地的狂风，《狗道》中五彩斑斓、争食人尸的野狗，《红蝗》中铺天盖地而来的蝗祸，《秋水》及《战友重逢》中的滚滚洪水，既幻亦真，皆是佳例。

相对于《红高粱家族》。所创造的炫丽空间，莫言另一类小说如《爆炸》、《枯河》、《白狗秋千架》、《欢乐》等，似乎执意回到现实泥沼，显现乡愁不足不外人道的一面。这两种类型的原乡想象已自展开了互相辩证的力量。《白狗秋千架》一作尤其具有强烈文学史嘲讽意图。故事中的叙述者是个受过教育、抽暇返乡的年轻人。故乡贫瘠伧俗依旧，并不能带给他任何美好印象。惟有在高粱地边巧遇儿时的玩伴时，方才勾起他一些青梅竹马式的回忆。只是当年的娉娉少女自秋千架跌下，瞎了一只眼，委屈嫁了个哑丈夫，生了三个不会说话的孩子。面对年轻返乡者的似水乡愁，她的回答是：“有甚好想的，这破地方……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红高梁》里的激昂浪漫视景，哪里还能得见？

近年莫言将历史空间的构筑，更延伸至其它面向。在《十三步》中，故事的主角是个关在铁笼中的疯子，靠观众（听众）喂食粉笔，吐也一段段不可思议的故事。莫言的用心在此不言可喻。牢笼之中的方寸之地，是主角无可奈何的限制，但吊诡的是，牢笼的禁锢使他匪夷所思的狂想，有了“出路”。作为听众的“我们”，置身牢笼之外，却深为笼内人的故事所吸引，而不自觉地成不他的传声筒。这场奇异的叙述过程。代表莫言思考语言与空间相对关系的极致。诚如香港学者陈清侨所言，“在昏乱的逻辑与逼人的形势下，我们无法不抓住眼前最锋利的刀刃或者最稀奇古怪的粉笔，在千篇万卷的故事中杀出一条生路，去涂上一幅让自己可以站得住脚的幻象，一个铁条约。”我们都是（历史的、语言的）笼中人。《十三步》的情境荒诞无稽，每每使读者有不知伊于胡底的危机感，但莫言正要藉此拆散我们安身立命的阅读位置。

莫言作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记忆与时间叙述的问题。面对滔滔史话，《红高粱家族》中的叙述者回溯我爷爷、我奶奶那一代的人物在红高粱地里奠下基业，豪情壮志，何等地风流气魄。随着故事发展，家史与国史逐渐合而为一，以抗战时期我爷爷、我奶奶游击歼敌为高潮。莫言似乎有意向《吕粱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以迄《林海雪原》的一脉革命历史小说传统致敬，但他的革命历史并不承诺任何终极意义。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遥想当年父祖的英勇行径，或追记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运动中的磨难。莫言有能力把我们带回历史的现场，甚至深入人物的内心意识；但他又提醒我们，历史原来是可以不断改写的。时间叙述的线索原来是可以前后错置、主客交流的。《红高梁家族》纵横三代家史，俨然为现代主流叙事的时间表背书。但莫言真正要写的，恐怕恰恰相反。文化大革命后，“大叙述”逻辑掩退，莫方凭独特的文字所形成的狂绷演义，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力量。如果当年的历史叙述以雄浑眩美（sublime）是尚，那么莫言所执着的，应是一种丑怪荒诞（grotesque）的美学及史观。

类似的问题在《十三步》里有了极不同的表达方式。所谓的“十三步”书中并没有明确指涉，它可以代表了生命中的不可测变量，叙述逻辑上的逆反，或如陈清侨的所谓，历史意识中的黑洞。小说中的听众围着笼中人，猜测后者痴言疯语的“意义”，欲罢不能。“你也被他拉进了故事之中，你与他共同纺织着这故事，……你预感到自己没有力量与这故事的逻辑抗争……你的命运控制在笼中人手中。”在倾听叙述及重述的过程中，我们与笼中人撕扯，拉锯彼此所占的语义、知识及权力位置或欲言又止，或意犹未尽，或言不及义，而就在种种语言难尽其妙、而又不知所云的时刻，“历史的味道，涌上心头。”

到了《酒国》，莫言又加辟蹊径。书中侦探缉凶的情节，隐约透露了一种追本溯源、找寻真相的诠释学（hermeneutic）意图但莫言一路写来，横生枝节。他所岔出的闲话、废话、笑话、余话，比情节主干其实更有看头。像写农户竟销“肉孩”的怪态，像相传为猿猴所造的“猿酒”由来，活龙活现，真假不分。不仅此也，书中安排叙述者莫言与一个三流作家间书信往还，大谈文学创作的窍门。好人与坏人、好文学与坏文学、历史正义与历史不义的问题，一起溶入五味杂陈的叙述中。恰如书中大量的渲染的排泄意象一样，小说的进展越往后越易放难收，终在排山倒海的秽物与文字障中，不了了之。莫言的叙述在刻意模拟从清醒到迷醉的过程么？或正如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巴库司（Bacchus）般，挑起了纵欲狂乱的欢乐，却也在欢乐中惨遭肢解分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