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驴买回来，放在孙家口一户姓万的家养着，巩俐去看场地。那姓万的农民，拿一块蛇皮化肥袋子搭在驴背上让巩俐骑上去，驴很听话地走，张艺谋一拍驴腚：“结了！”他很满意。姜文闲着没事儿，也骑着玩儿，他个子大，骑上去压得驴不大会走。这样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那头驴看上去小，其实是头老驴了，体质很弱。戏拍完了，有人建议杀了它。但道具师坚持不让杀，最后180块钱又让尹老汉买回去了（收没收钱，就不清楚了）。那头驴见了尹老汉咴咴地叫。

记者：《红高粱》的轿子是怎么来的呢？

王玉清：高密东北乡过去抬新娘的叫轿，抬去世的人叫罩，其实轿和罩是同一种东西。红事白事都是用一帮子喇叭匠。办红事时，喇叭匠就吹《娶媳妇》《娃娃调》《喜洋洋》；办白事，就奏《光棍哭妻》《孟姜女哭长城》。现在，娶媳妇不用轿，用轿车了，而送葬的还用罩。巩俐坐的轿，是从大栏乡杨家丘村红白理事会里弄的，其实是办丧事的东西。按照道具师的要求重新装潢，一直到用完。大家抬着轿练，颠来颠去。有一回，是个晚上，我看到姜文穿着个裤衩子，一手掐着个啤酒瓶子，然后招呼：“颠起来……”看来他喝了不少酒。

电影开拍前，莫言把剧组的成员请到家里去。巩俐那天穿着一条粗布裤子、趿拉着鞋，腿上扎着绑腿，莫言母亲说：“这么个好闺女给打扮成什么样子了，你们这些鳖蛋，净胡闹！”

记者：在农村拍电影，那是稀罕事儿。

莫言：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就忙着擀饼，我媳妇则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多，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管贻范（莫言的父亲）：这些演员都穿着老土布衣裳，男的还剃着光头，光着脊梁。他们在俺家吃了一顿饭，这些人都好伺候，什么也能吃，在炕上学着盘腿坐。

莫言：巩俐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二年级学生，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两只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我感觉她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很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的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一个初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张世家（莫言的朋友、企业家）：当时莫言家真是贵客盈门啊，那低矮的小屋里，哪见过这阵势！正如莫言大哥在《老屋》中说的“老屋本来就不高，小时候几个小伙伴站在屋后比赛谁尿尿尿得高时，不是都尿到屋檐高吗？”但小屋迎来了它的辉煌。当时，跑娱乐的记者干什么去了？如果娱记一炒，莫言的老屋也炒出名了。这里就是莫言文学王国的“首都”。

莫言：巩俐在我家吃饭的时候，有些愁眉苦脸，她说拤饼头上没有鸡蛋不好吃。那天她穿着一条粗布裤子、趿拉着鞋，腿上扎着绑腿，我母亲说：“这么个好闺女给打扮成什么样子了，你们这些鳖蛋，净胡闹！”

姜文这家伙能吃，还端着大盆子喝辣椒汤。他吃完要回屋。一脚把一只装满开水的热水瓶给踢了。只听到响亮的爆炸，瓶胆炸裂，玻璃碎屑沾在姜文身上。我安慰姜文：“此大吉兆也，这说明我们的片子要爆炸啊！”

张世家：有人说，莫言创作要走出高粱地，我说不对，应该是莫言要走进高粱地，在高粱地里建起自己的文学王国，把世界都搬到自己的王国里来。所以说，《红高粱》在高密拍是非常对的，这样才能拍出神韵来。

莫言：在我家，我跟“我爷爷”“我奶奶”合了一张影。因“我爷爷”赤膊，我也赤膊。姜文和巩俐每人拉住我一只胳膊。后来照片出来了，摄制组的人讥笑我：“原以为‘钢铁长城’坚不可摧呢！”他说的意思是，照片上的我半边身子倾向巩俐，且呲牙咧嘴一副怪相。那时我还是军人，解放军是钢铁长城嘛。我当时说：“巩俐捏住了我胳膊肘上的麻筋！罪不在我。”

管贻范：那年8月中旬，演员开始忙活，庄里有些人都去看。我没去，地里的活还等着我呢！有人回来说，大热天，穿着棉袄棉裤钻高粱地，跟耍猴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