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是惟一的编剧吗？

莫言：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上、下集。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记者：你作为小说作者，如何评价电影《红高粱》？

莫言：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它很快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得了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得奖。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电影《红高粱》拍摄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两个当鬼子的演员，化了装，到高粱地里解手，有个老汉正在拔草，抬头一看，吓得脸煞白，扔下筐就跑：“俺那娘哎！怎么鬼子又来了！”

记者：《红高粱》好多镜头是在高密东北乡拍的。

莫言：种高粱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地讲，我是最清楚了。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一块种在《红高粱》小说故事发生地大栏乡的孙家口桥的两边。这里的确打过日本鬼子。小说《红高粱》写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事是有其故事原型的。那年夏天特别旱，高粱长得不好。剧组到了高密，高粱还没秀穗，他们当然着急，所以就给我拍电报，希望我能回去帮他们说说话，要点化肥什么的。

记者：我们到孙家口采访过，那座小桥还在，当地人说是明朝嘉靖年间建的，现在还能使用。在小桥周围种了多少亩高粱？

莫言：无法准确统计，大概有20多亩吧。你们也可能看到了，那里全是废耕地，平常老百姓种点儿豇豆之类的东西。巩俐骑着毛驴穿过，然后姜文把巩俐抢到高粱地里去，这几场戏是在这一片地里拍的。我接到张艺谋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招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管贻范（莫言的父亲）：追上一遍化肥，正好下了场雨。他（莫言）问我能长起来吗？我说误不了事儿。他就嘟囔，下吧下吧，再下一夜。我心里那事：可别下了，再下半夜就该涝了。我们这里十天无雨旱，下雨两天涝，何况他们种的地方是片河滩呢。

记者：在王吴水库那边种了多少？

莫言：大约有40亩。电影里面男女老少被鬼子用刺刀逼着踩高粱的镜头就是在这里拍的。

王玉清：拍摄时，遇到一个小插曲，两个当鬼子的演员，化了装，到高粱地里解手，一个小解，就在地边上；一个大解，就往高粱地深处钻，有个老汉在拔草，抬头一看，吓得脸煞白，扔下筐就跑：“俺那娘哎！怎么鬼子又来了！”

电影《红高粱》中巩俐坐的轿子，是从高密大栏乡杨家丘村红白理事会里弄的，其实是办丧事用的，只是按照道具师的要求重新装潢了。

记者：《红高粱》的道具是怎么弄的，比如驴子和花轿？

莫言：我不是很清楚，你问王玉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