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听说《红高粱》拍成电影后，故乡有的人看了不愿意。

莫言：也不是不愿意。我故乡的人能担待我。比如我的小说《红高粱》里有一个叫王文义的，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以我的一个邻居为模特的。后来电影在我们村子里放映了，王文义看到我把他写死了，很是愤怒，拄着一根棍子到我家找我父亲。说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我对你们家不错，咱们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我父亲说，他小说里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我是土匪种吗？王文义说，你家的事我不管，但我还活着啊。

管贻范（莫言的父亲）：王文义当过几天兵，他胆小，鬼子打枪，可能是搡着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吵吵：“我的头没了”，他把枪扔到水沟里。连长气得骂他：“没有头，你还会说话啊！”有这个事儿。他是个很老实的人。三儿（莫言）回家，我也说他，别用人家的真名。他写的东西，我都不屑看。我看着俺孙女笑笑写的《一条反刍的狗》比他写得好。

莫言：用真名我知道不妥。但在写作时，感到使用了真名下笔才有神，本来想写完后就改一个名字，但觉得改成什么都不合适。我探家时，买了两瓶酒给王文义送去。我说，大叔，我是把你往好里写，把您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了。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了”的大英雄吗？我后来说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俩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

莫言说，自己的爷爷奶奶是本分人，手都很巧，爷爷是木匠，有一肚子故事；奶奶会接生孩子，村里五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记者：电影中的“爷爷”、“奶奶”跟现实中自己的爷爷、奶奶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莫言：完全两码事。我爷爷奶奶一点没有电影中“爷爷”“奶奶”的英雄豪气和壮举，更没有那些风流韵事，爷爷会木匠手艺，一生乐善好施，亲友借钱、粮、柴草，他有求必应，而且从不登门讨账。

管谟贤（莫言大哥）：小时候，我有个印象，似乎那些找我爷爷借东西的，压根就不想还。加上还要抚养我三爷爷三奶奶死后留下的三个孤儿，又经常接济穷亲戚朋友，日子总是富裕不起来，土改时被定为上中农。爷爷是文盲，却很聪明。从三皇五帝到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都能说的头头是道。更令人奇怪的是，他虽不识字，却可以对照药方从大爷爷（爷爷的哥哥，是中医）的药橱里为病人抓药。

莫言：爷爷是我的第一个老师。爷爷要是有文化，没准也会当作家。我作品中的许多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如《球状闪电》中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笤帚疙瘩成精等等。

管谟贤：《红高粱》里的奶奶姓戴，我奶奶也姓戴，但我们的奶奶远没有九儿那么泼辣。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奶奶的手极巧，我不止一次听我的大爷爷、外祖父夸她做的饭好吃，针线活做得漂亮。村里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帮着办。奶奶还会接生，解放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然很多。可以说，我们村五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记者：莫言先生，最近你有没有新作？还有没有要改编电影的小说？

莫言：我正在写一部长篇，还是乡村传奇。至于小说要改编电影，我觉得，不用着急。我的《白狗秋千架》发表20年后，不是改成《暖》了吗？

张世家（莫言好朋友、企业家）：如果我是导演，我就改编莫言的《父亲在民夫连里》，那篇小说故事性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