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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理论研究 >> 文学评论 >> 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
  • 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
  • 来源:转载 作者: 赖大仁 日期:2008/4/22 阅读:9170 次 【 】 A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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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关于文学研究“终结论”
        如上所述,米勒已经看到了当今文学和文学研究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向,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正转变为一种越来越成为混合体的新形态,而传统的文学研究也越来越转向混合型的文化研究。尽管对未来的文学及其文学研究将走向怎样的新形态尚未可知,但这毕竟预示了一种新的发展前景。既然如此,那么文学研究“终结论”则又从何说起呢?
        据我理解,米勒的文学研究“终结论”,并非就整个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而是特指他所理解的那样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他曾一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那种纯粹的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将不复存在[4](P75)。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引用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显然赞同德里达的这一论断,并为此做了多方面的阐释论证,最后他自己的结论是:“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又说,“我坚持认为,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5](P131—139)。这些话说得似乎有些吞吞吐吐、犹犹豫豫,但所表达的意思却也明明白白。
        显然,米勒这里所论说的“文学”,是指旧式意义上的文学,即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所说的“文学研究”,也是指“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么这样的文学研究为什么就不合时宜而必然要走向终结呢?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呢?
        如上节所述的那样,通常人们会比较多地从电子技术发达及其数码文化转向方面来寻找原因(如果认同上述结论的话),将其归结为电子数码文化的不断扩张对传统文学与文学研究形成的挤压,德里达和米勒同样看到并指出了这样一种事实。然而这只是一种表层现象。德里达和米勒的真正深刻之处在于,他们透过这种表层现象,抵达文学更为本质的层面,去探讨和揭示导致传统的文学及其文学研究终结的深层原因。
        在他们看来,要讨论文学的“死”,先要理解文学的“生”。实际上他们所理解的文学,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请看米勒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5](P132)
        那么这种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指的是什么呢?文章接着说:“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 outside dichotomies)。……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publicity and openness),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不可能封缄,所以也不可能属于个人。”[5](P132)
        看来这里的逻辑关系在于:文学研究的终结,是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传统文学形态的终结;而这种文学形态的终结,则又根源于其生存的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乃至丧失。从米勒所论来看,这里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主要是指“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因素,如私人生活空间的隐秘性、自我意识或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甚至是孤独性)、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所造成的距离等等。这些因素不只是旧式的文学,而且也是德里达所提到的与文学命运与共的情书、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等等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比如情书的特点显然在于彼此的分离及其情感的隐秘性,当爱情成为身边公开的事实时,情书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哲学则往往以孤独的自我意识与内心省悟,试图去抵达存在的彼岸,当人一头扎入现实生活,面对各种信息而应接不暇时,哲学便难逃被放逐的命运;而精神分析学的基础,恰恰在于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当人的一切意欲,包括潜伏在意识深处的本能欲望也都被公开展示和宣泄无遗,所谓精神分析学也就的确不复存在了。以语言为媒介、以情感为动力的文学,则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生活最丰富的表现形式,它的神奇之处是创造一个虚拟的现实,这个现实是与外部世界分离和对应的,只能通过个体化的想像和自我体悟来把握和体验,它一旦变得现实化、感官化或直观化,就无异于消解了它的存在。换言之,印刷文化时代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是由语言来实现阻隔或拉开距离的,同时又通过语言和借助想像来实现沟通与联结,因而书籍的阅读和想像完全是个人自我的,甚至是孤独的和排他的,所获得的体验也是个体化的、独特的和隐秘的。米勒自述其阅读体验时说:“在我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时,黑格尔的‘精神(Geist)’或者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从我眼前闪过;在我读精神分析方面的著作时,无意识的鬼魅或者弗洛伊德的病人如伊马尔、安娜和多拉跃然纸上;而当我读小说时,作品中那一群人物形象也都跳将出来……书籍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使我们得以结识所有那些栖居在哲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学大厦里的幻象。”[5](P137)
        然而在当今的电子数码时代,“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破坏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还有,“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组合(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了0和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的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拿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像,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5](P137)
        总之,在当今这个由电视、电影、电话、视频、传真、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构成的电子空间,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尤其是精神生活方式:人即便独处一室,也可以看电视、打电话,或者上网巡游,由此不再感到孤独;由于人总是处在各种多媒体听觉和视觉形象的包围轰炸之中,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二分的边界、私人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人对于自我以外的世界,既没有了距离感和神秘感,也失去了诗意的自由想像的可能性空间,甚至除了接受现成的事实外,也再没有了对事物进行思考探求的兴趣和欲望。
        对于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言,它在本质上是更依赖距离,通常关于文学的一些指涉,如“模仿”、“再现”、“虚构”、“想像”、“修辞”、“陌生化”等,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距离”的另一种说法,其中隐含着文学对于外部世界的超离特性。如“陌生化”,按什克洛夫斯基的说法,“艺术旨在使人感觉到事物,而非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乃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难于把握,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的过程本身即是审美的目的,必须设法延长”。显然,“陌生化”就是拉长欣赏者与其对象之间的感觉距离,在创造这一距离的同时也就是创造了审美[1](P58)。同样,所谓文学的“象征”、“隐喻”、“反讽”之类,也无不是与一定的距离(比如言与意、此在与彼在等等)相关联的。而这一切就构成了形式主义批评家所说的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即“文学性”。从20世纪初至六七十年代,西方的文学研究,即被米勒称之为“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单纯去研究文学”这样一种文学批评,正是以探寻这种“文学性”为指归的。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数码图像文化蓬勃发展并不断向文学领域扩张,确乎根本改变了传统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使其走向衰落;而以这种文学存在为前提的文学研究将随之走向终结,当然也就毫不奇怪了——对于我们这样的后发社会而言,虽然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时代落差,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也多少能感受到这样一种现实,因而对此类问题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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