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前，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把西方语境中的文学研究“终结论”等理论话题引入中国，引起中国文论界的热烈争论。然而好些年过去了，米勒依然在执著地研究文学，依然不断前来中国讨论文学与文学研究问题。从近来米勒一些有关文学研究问题的谈论来看，似乎与他前些年的论述有所不同，这究竟是米勒本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呢，还是我们本来就对他存在着误读呢？我比较同意有的学者的看法，我国理论界对米勒的一些理论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的[1]（P58）。我们对他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往往只做了浅表化的理解，只注意到他的某些结论性的意见，而没有注意到他提出问题的方式、理论前提与基本思路，因而远没有抵达他所提出和论述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质性层面；并且，我们也只注意到他理论观点的一个方面，而没有注意到他有所保留或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其实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理论阐说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东西值得关注和思考，循此也许更有可能切入对文学与文论的某些实质性问题的探讨。下面我们试图对米勒的一些主要理论命题及其思路进行梳理、剖析和解读。
    　　　　一、关于文学研究“转向论”
    在米勒的理论阐述中，文学研究“终结论”是与文学研究“转向论”相互关联的，但两者并非一回事。如果说“终结论”是从文学本质论的意义上提出来的，那么“转向论”则是就文学形态论的意义而言的。
    在米勒看来，当今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它已大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形态，而是在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一种新的、现在还不可知的新形态。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指适应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理论。那么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呢？也就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所以传统的文学理论，就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文学的理论，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而新的文学理论，则是适应新形态文学的理论。他认为，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新的文学理论，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混合一体的理论形态[2]。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学和文学理论形态的转变，也就标志着传统“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米勒曾多次说到，近年来美国的文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传统的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学研究纷纷向文化研究转向。关于这种转向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据米勒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如上所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从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电子传播媒介对文学生产的影响日益广泛，由此带来文学形态的巨大变化，文学与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以及各种图像读物等等相互渗透，使文学越来越改变其原来的纯粹形态而成为一种混合体，因而就不能不将这种新的文学形态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范畴中，与电视、电影、网络等文化形态一起进行研究。二是研究主体的变化。米勒看到，在当今美国社会，不仅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而且那些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也恰恰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中，被电视、电影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孩提时代起，花在看电视、电影和听流行音乐上的时间，就远较读书为多。这些在相当程度上为新型的视觉和听觉文化所形构的年轻批评家，更愿意研究他们所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这也吸引着其他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改弦更张，转向文化研究。三是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变化。米勒在《跨国大学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长文中，指出当今大学的内部和外部都在发生剧变，大学已失却了19世纪以来的传统人文理念，转而更为重视技术训练，而技术训练的服务对象已不复是国家而是跨国公司，在这样没有理念的、技术和工具型的大学里，在实用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的文学研究要么为那些实用学科所吞并，要么改弦易辙转变功能，与那些新型通讯技术及媒体文化相关联，即转向文化研究以寻求新的生机[3]。四是文学研究本身的内在原因。“据说，正是在对被认为已经在解构主义里死去的形式主义批评的反应中，8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一些，出现了一种对外在批评的回摆，对一种新的意欲使文学研究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回摆，以便使这种研究具有社会作用，使它成为一种解放妇女、少数民族和在后殖民、后理论（post—theoretical）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那些人的工具。‘文化’、‘历史’、‘语境’和‘媒体’、‘性别’、‘阶级’和‘种族’，‘自我’和‘道德力量’，‘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这些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各种‘少数话语’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等等的标示语。”“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不仅要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等一起进行研究，而且还要与人种史学者在非西方文化或我们自己文化中所调查了解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种种习惯一起来研究。”[4]（P77）
    总之，在米勒看来，无论从文学研究的内部还是外部情况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正转向一种混合型的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虽然并不排斥文学，但显然已不那么重视文学的独特性，而是恰恰要模糊和消解以往的那种“文学性”，使之与其他的文化形态如电影、电视、网络文化等具有更多的共通性和社会功能。如果说在这种文化转向的过程中，文学与文学理论都还不甘于被汹涌而来的泛文化大潮所吞没，还要力图寻求某种相对独立的发展，那也只能在这种已经成为多元混合体的情况下，逐渐建构新的形态。至于这种新的形态将是怎样的，似乎米勒也感到目前难以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