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歌的“挣扎”

正当笔者为近年诗歌生态的改善略感欣慰时，2006年诗坛闹出了数十个轰动事件，标示诗歌在新的生存环境，在与国家意识形态、商业文化、后现代语境的纠葛中，所拥有的能耐、活力和虚妄。仅抽样其中四个不同类型的诗歌事件，我们就能进一步体味个案中折射出来的文化涵义：在表面繁荣与多重压力面前，诗歌以多变的脾性，不断变换“花招”，继续进行着艰难的自我挣扎：包括文本挣扎、伦理挣扎、市场和技术挣扎。

文本挣扎。“梨花诗事件”[6]  集中体现了诗歌实验文本，在网络与公众中的嬉戏性——相互嬉戏过程中的文本沉沦：到处是口水加废话；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蔚为成风；能指漂浮与所指流失，导致文本虚脱，诗歌文本的可靠性遭到严重质疑。虽然“恶搞”带来许多负面，但就其积极因素讲，还是反映了大众对诗歌文本的基本诉求和“监护”；是诗歌文本在放浪偏离中，一次及时的“他律”。

“恶搞”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大规模仿写，仿写动摇了诗歌文本相对稳定的规约，加剧了诗歌文本往“无章可循”的泥淖越陷越深。它无不涉及众多诗歌本体问题：诸如诗歌的底线究竟应该划在哪里？如何葆有诗歌最基本的品质？诗与口水的区别，诗与废话的区别，如何界定诗与非诗的区别？什么是好的诗歌文本？似是而非的辩解，不分皂白的起哄，幸灾乐祸的复制，充分表明此番诗歌的尴尬，正是诗歌文本陷于混乱、离散、失衡的一次大暴露。那种放弃文本的声形意韵致，满足于随意即兴的“脱口秀”，或者敲几下回车键的简单做法 ，最终只能使诗歌自曝其丑，自取其辱。

长期来，诗歌文本的审美判断一直处于游移、模糊，老子说了算的无序状态，造成诗歌无难度写作与质量下滑的内伤。以这次“恶搞”为教训契机，实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诗歌起码的文本尺度，回归诗歌文本的诗性标准。

伦理挣扎。起先我是把这次裸体读诗事件[7]，当做是一次诗歌的文化反抗、文化自救活动，一次义正词严的诗歌“声援”。可惜“事与愿反”，并未造出新意。诗人苏非舒本来可以在十六层衣服上做文章的：比如在衣服款式上做各种“枷锁” 性符码；并且不是往外脱，而是一层层往里穿，从而制成“臃肿”“累赘”效果，其文化上的隐喻，可以避开治安惩罚，且效果一点也不差。

后来往深处里究， 实际上，这是诗歌处于被围剿时一次“歇斯底里”的爆发，是诗歌在极度压抑下的“破罐破摔”，是诗人陷入绝地的困兽般冲动，是狗急跳墙式的反扑。一时冲动也好，自我献祭也好，事实上非但没能挽回诗歌颜面，反而遭到公共道德的谴责。在那一瞬间，诗歌与诗人同时落入百米冰窟，连稻草也没能抓着。诗歌的道德声誉创下了历史最低点。

说它是诗歌伦理底线的全面崩溃，可能有些严重，但委实反映出日常作息基本德性的摇摆，并不为过。企图以“脱”的视觉大冲击，收获捍卫诗歌的效果，恰恰露出内心的“怯场”，振救诗歌的结局，变成了很不自信的挣扎闹剧。这绝对是一场诗歌伦理学的败笔。诗歌伦理的基点是对诗歌自身的尊重。看来，重申诗歌伦理的“自律”意识，并非多余，同样是诗歌突围道路上，少不了的“护栏”。

市场挣扎。诗歌在市场的汪洋大海里向来就很难舒展泳姿，“国旗”焚烧事件[8]，更是突出了诗歌在市场“冲浪”后的灭顶之灾。按理，女诗人苦心经营的《国旗颂》诗集，完全符合主旋律要求，很对意识形态胃口，理应得到优惠传播。可宣传部门残酷抛弃了自己的同志，完全把它推向市场。这一事件的确让人感到几分欣慰：诗歌，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依附强大政治势力，进入流通。这是诗歌的进步。诗歌，同样要接受市场检验；市场，对诗歌艺术提出更高要求。

应该表扬纪向寰小姐，有勇气拒绝政治与道德“优势”，试图只以个人努力进入公共领域，但失败留给我们也有不少思索，无论是国家意志的“红色”写作，还是少数人的“私我”写作，无视时代语境的变化要求，肯定要到处碰壁；冷静而客观地直面诗歌生存环境，与时俱进做出调节（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一意孤行），它应是诗歌写作中重要的“交通守则”，同时也应是诗歌在困境中，一种起码的“市场意识”。

诗歌，挣扎在市场铁面无情的齿轮之间，是目不斜视，义无返顾，被碾得血肉模糊，继续对着风车挥舞长矛，还是反客为主，以灵活多边变的策略，争取“一杯羹”？

技术挣扎。诗歌本来只考虑自身内部的技艺问题就成，但是“机器写诗”[9] 大规模发生，有如“赤潮”蔓延，使得诗歌版图，第一次面临技术覆盖的危机。外部超强技术 “入侵”，诗歌“国土”渐进沦丧，诗歌会甘心缴械抑或全力抵抗？有人认为 ，“写诗机”模块套用名诗名篇，构成侵权，纵容写作道德败坏，国家文化部应立马禁止；近乎机械的搭配编程，有损诗歌的尊严与艺术。但也有人认为，“写诗机”根本就不会伤害诗歌，如果诗歌这么脆弱，经不起冲击，那么诗歌这门艺术就乘早消亡吧。还有人认为，“写诗机”是游戏和娱乐化时代的产物，它像浪浪桥一样，完全没有必要跟它较真。

诗歌在此之前，多是接受政治、社会、伦理的强大支撑，现在转而借助日新月异的技术援助，且正在取得一次超常的诗写大“翻身”、大“颠覆”，它所带来的众多影响与改变，包括诗歌的原创性、诗歌的质地、诗歌的活力、诗歌的欣赏与娱乐等问题，再一次让我们遭遇从未有过的尴尬——没有任何前人可供借鉴的经验，也难以对未来发展作出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