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人一无所有地来到这个世界之后，那些无可避免的衣、食、住、行，使他们迅速地同周围世界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于是，一系列现象都被赋予形形色色的意义从而打上人的印记。外在的独立的世界便围绕着人类的意识生辉、朝气蓬勃起来。于是便有文学艺术创作的冲动和实现。
　　丈学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人与世界之间达成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出人类接触和了解世界的一种奇特方式，也显示出世界对这种接触和了解方式所提供的奇异呈现。而最终和最重要的是显示出人类对于自身生活的未来憧憬和现实选择。
　　正因为如此，处于人与世界特殊关系中的作家，就更应该是在这往往要“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的世界上，能够“阅尽人间春色”。
　　事实上，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其成就的影响作用，比世界上其他行业要显著得多。特别是痛苦生活，坎坷经历，往往是造就作家的最好环境。从这个角度讲，我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文章憎命达”，指出了文学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规律；道出了作家理论中一个很值得重视，很值得研究的真理。
　　“文章憎命达”，已经为古今中外许多作家的成才轨迹所证实。《英国社会科学》杂志曾经对1835年到1940年105年间诺贝尔文学奖与科学奖获得者的生活经历，特别是早年生活经历做过研究统计。资料表明，文学奖获得者中，早年家庭不幸，尤其是象父母离异、双亲或一方死亡、遭遗弃、家道失微、突遇破产者占30％以上。而科学家却与此不同，大都是家庭稳定，生活处于上升阶段而培养出来的。
　　科学家与文学家这种现象的差异，与我们前边阐述的年龄段成才规律基本吻合，形成显明的对照。对于我们研究经历与作家成就之间的关系很有参考价值的。
　　当然，话还得说回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同时出现的鲁迅和郭沫若，少年时代，一位虽经历了家道失微的煎熬。另一位却是处于家业中兴阶段的幸运儿。尤其是人类生活日益迈向现代化的今天，文学日益显示其艺术功能的情况下，就象“乱世出文学”还是“盛世出文学”的命题几乎无法讨论一样，我们也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种事实中，研究作家经历与创作的另一种形式的联系。
　　五六十年代创作短篇小说的王愿坚，未经历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生活的洗礼，却接二连三地创作出了许多关于该时期革命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已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这种文学现象到新时期，出现得更加频繁。例如苏童。苏童作为青年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大多是写三四十年代的事。有人问他，怎么能写出那些自己所没有经历过的时代？苏童的回答就展示了一种非常别致的角度。他说，他并不认为一定要有亲身经历才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有时候一种极端的“苍白”反而会促使一个人向世界更多地索取。时代推远之后，能产生一种已消逝的事物的特有的美感。另外，想象的空间也会随着时间距离的拉长而显得更为广阔。因此，如果现在要写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他还是宁愿把它放到三四十年代去写。
　　这里的一个“放”字，一语道破天机。它使我们不必去追根究底于作家是否生活在那个年代。同时，它也使我们对于作家的经历应该作更宽泛的理解。再者，我们也应该从更新的角度认识文学作为艺术的特点。
　　还是苏童说得好。他认为人在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而当你静坐下来拿起稿纸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拥有权利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种诱惑就是写作时的最大享受。
　　创造的诱惑和实现一对，是它，使作家超越了自己的直接经历。文学的世界真是多彩的世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