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方有句成语，日：“生活从40岁开始”。意思是40岁之前，人们埋头苦干，成就事业。40岁之后，才有可能真正体会生活的滋味。
　　这在人类的生命历程中很有点经验性的味道和哲理性的意义。使我们不由得又想起仅仅活了42岁的著名作家路遥。
那是他的《人生》问世之后，当时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他不可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那时，他在苦思冥想中，既承认，人的一生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但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他的一个再也跃不过的横杆。他说：

　　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然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很深很远的一个往昔年月的梦。也许是20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千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40岁之前。
　　我的心不由为此而颤栗。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化而消散得无踪无影。
但是，当一个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

　　路遥把自己40岁之前完成规模最大的书这一童年时代的幻想，叫做“命运之神的暗示”，“玫瑰色的光甲。写得十分真切，坦露胸怀，颇具个性，格外感人。
　　当然，与西方那句成语联系起来，我们的心也不由得发颤。
　　路遥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在年龄与事业的规律性上，他与许多世界名作家相一致。是否有“命运之神的暗示”呢？连他青年时代所想的都符合这一规律。然而，待他应当体味生活的滋味时，他却过早地离开了这世界。是命运之神的不公？还是生活的负载太重？但是他毕竟是在40岁之前圆了他青年时代玫瑰色的梦。
　　谁又能说，在作家的年龄与代表作的关系的考察中，路遥不是一个典型呢？

四

　　当然，人类虽有生命的节律，有着从生到死、从诞生到强壮再到衰老的普遍法则的制约，但是体现在不同的个体身上，也可能出现较大的差异性、伸缩性和偶然性。比如，大器晚成的作家也不是没有；神童作家也曾屡屡出现。然而无论如何，作家的阅历对于作家创作的成败，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在气质、心理、智能、美学修养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阅历就是再也不能缺少的条件了。
　　阅历与人生相伴随，。是人一生与内、外世界相撞击、相矛盾、相交换、相认同，从而在心灵世界打上深深的烙印的历史记载。
　　虽然不能说作品中所描述的情形就是作者本人的境况，但一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对生活的体会，以及生命流程中的种种感受，肯定要付诸笔端，而这些多半都基于其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
　　我们以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女作家冰心和张爱玲为例。
　　冰心是本世纪的同龄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著名女作家。小时候，她的家庭环境较优裕；在中学时代因受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自己“爱”的哲学。她的这些思想情感，不仅在小说中，而且在许多小诗和散文中都有强烈的表现。譬如，在《六一姊》中，她同情乳妈的女儿，发出“乡下孩子也是人”的呼喊；在《一个丁兵》中，她同情于一位被迫离开8岁爱子、享受不到天伦之乐的士兵；在《庄鸿的姊姊》中，她为有才华的女子受歧视，被埋没而鸣不平；在《最后的安息》里，她描写受婆婆虐待的童养媳的不幸……
　　张爱玲比冰心小Z1岁。是我国40年代涌现出来的有影响的女作家。她生于官僚世家，小时候祖父辈给了她传统的古典文学教养，曾留学法国的母亲又增进了她对西方文化艺术的修养，父母的长期不和与离异，父亲及后母对她的虐待，在她早年的生活中投下了很深很深的阴影。后来她离家求学，在香港结识了一些华侨和外国人，都成了以后小说的描写对象。
　　张爱玲的作品题材，基本上都得自于她琐细的日常记忆。她的作品内容没有什么大道理，但所写的那些小事情拼起来就是整个儿人生，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她虽不能算是多愁，但也非常善感。在她的真切叙述中，能够给人以实在的启迪：人要是不能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审视自己，也不能说是真正享受到人生的乐趣。人生宛似一个个倏忽而逝的灵感。你抓住了，也就享受了它。（《更衣记》）她的文章很讲究世俗情趣，又喜欢把观照的距离拉开，“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如何如何，（《中国的日夜》）是她作品中常见的调子。
　　她的小说与冰心的不同，所表达的基本上是“无爱”的主题。她揭开旧家庭虚伪的面纱，暴露无爱的真相。没有冰心那种积极为人生的使命感，不愿意以小说作为提问题的方式，只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直感是消极的，基调是“苍凉”的。你说世界上母亲与母亲是朋友，她却写了荒唐的父亲和绝望的母亲；你说世上儿子和儿子也是朋友，她却写了互相排挤倾压的姊妹关系。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出她关于妇女、家庭、婚姻问题的许多独特的见解。
　　从冰心与张爱玲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人生经历对于作家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它正象有的作家所深刻表达的那样：创作是一种燃烧。而作家的经历、阅历正是这燃烧赖以实现的最基本的燃料。
　　在当代中国文苑，作家的燃烧充满了政治色彩，使人们在分析和研究许多作家的作品时，忽视了其生活经历在作家心灵深处酿成的独特体验。其实，关于这种独特体验，有的作家已经在自己的谈话和回忆文章中不露圭角地表达着。
　　比如，台湾女作家张晓凤，就曾谈到40年代末期，她从大陆到台湾那种断梗飘蓬似的经历，给她的心灵深处和纸缝笔端留下的叙不完的歌吟。
陕西女作家李天芳却从另外一种经历中发现了自我。她说，她自幼生长在西安。母亲曾在民国政府任过要职。以其身份，1949年当属撤离之列。当时已有人为她们订好机票。但终因种种缘由没有走成，由此便造成她阴影重重的童年。她曾以一个孩子单纯稚嫩的心和可能有的各种努力，以求摆脱窘境，但总不能够。大学毕业时，虽然门门功课都趋满分，仍被分到远离都市的穷乡僻壤会工作。李天芳曾情见乎辞：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地方恰恰是陕北赤色根据地。原本随母去台，眼下来到的却是延安。面对命运的不可捉摸，青年时代的我，感到的只是困惑莫解和惆怅无奈。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渐渐领悟到人的的生命或许就是这样，充满了阴差阳错、南辕北辙和太多的意料之外。正因如此，她才显得格外神奇浩大、波澜曲折和摇曳多姿。我也由此懂得了，个人的任何不幸和遭际，对文学艺术家来说，都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变为独特的体验和写作的滋养。我的长篇小说《月亮的环形山》就是上述经历的某种再现。我的其它作品，中短篇小说和诸多散文，所写所抒也大都是生命在逆境中的挣扎、企盼及人格的力量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