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大家知道,“作家群”现象在我们文学研究中,特别是文学史和文学发展史以及其他文学现象学和作家现象学的研究中很令人注目。
文学研究认为,作家的群体形态有各种各样:
以历史文化社区、活动地域的特点形成的作家群,属地域性作家群。如五六十年代的陕西作家群,湖南作家群以及新时期西部文学群体。
以同一社会组织,相近的社会成份组成的作家群,属社会性,行业性作家群。如校园文艺社,军旅作家群,知青作家群,留学生作家群等。
以文学创作题材一致或相近形成的作家群,属题材性作家群。如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群体,“车间文学”群体等。
以作品的文学风格、艺术倾向和流派划分的作家群,属风格性作家群。如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岭南派散文创作群和新时期海派话剧创作,“寻根”文学等。
凡此种种,无论那个群体,我们说都是与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阅历相同或相似有关。
例如,在我国新时期文坛上,曾经活跃着一批“青春作李国文、张贤亮、高晓声、张弦、陆文夫、从维熙、白桦、邵燕祥、流沙河等等。文艺评论界有人称他们为“五七战士”作家群。就是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赶出文坛,下放农村,沉入生活底层,70年代末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又重新登上文坛的一些作家、诗人。他们不仅生活、遭际、年资相近,而且情感经历都极为类似。他们曾经是新中国诞育出来的第一代文学新人,清新、俊逸,象春天的一群燕子和百灵。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沧桑磨难,待到复出之时,已届中年和壮年。他们的复出也是他们的蝉蜕,他们是在生活底层蜕生的,对生活和文学的认识、选择,都更深沉更成熟。复出后没有一篇“出世”之作,也没有一篇“玩世”之作。尽管坎坷半生,作品中却很少有受难者悲苦的词色。他们传达给世人的不是对生活和诅咒、怨忿、伤感、冷嘲、淡漠、绝望,而是对生活、对人民的热爱和感谢。正所谓“曾经秋肃临天下,更遣春温上笔端”,几乎一致地以“毋忘人民”为创作母题。他们不再抒唱单纯明丽的少年小夜曲,而为“历尽沧桑仍然充满活力的大海一样的母亲”弹奏更深沉更复杂也更庄严的交响乐。
相似的阅历,使他们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对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对文学创作主体与文艺作品客体的关系以及在题材、内容、手法、风格等许多方面显示出宏观一致的作用和特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需要认真琢磨的文艺现象,分析的思路尽可以放宽。起码,它从群体人角度上展示了阅历与作家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这种现象提供给研究者事实与资料的典型性,也是不言自明的。
八
当我们在研究作家的阅历问题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分析和肯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样一个熟悉的反映论命题。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究竟在哪里?说到底,就在于它集中地发挥了活脱脱描绘生活、表现生活的功能,从而深深地调动起了读者和观赏者思考和琢磨的情趣,甚至联系自身,回忆生活,品味生活,重新体验生活中宝贵的经历和珍藏的情感,理解生活的真谛。
社会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作家提供了经验的斗技场,造就了作家阅历的丰富多采、复杂斑烂。这既为我们研究作家阅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提供了材料,又增加了我们研究的难度。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已为此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关于童年的生活阅历对作家个性、人格和作品内容、风格的深刻的影响作用,已被众多学者所普遍重视。
作为西方学术界所公认的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他在其著作《作家与白日梦》中,主张应该追溯到作家的童年时代,去寻找其想象活动的最初踪迹,他举例说:”人们长大了以后,停止了游戏,似乎他们要放弃那从游戏中获得的快乐。但是,凡懂得人类心理的入都知道。要一个人放弃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快乐,比什么事情都更困难。”
我们说,弗氏的理论有精华也有偏颇。但是,人的童年生活和经历往往会在人的意识深处潜藏下来,以至形成种种“情结”。这种情结一旦被某种环境诱发调动起来就会影响人的行为和思绪。这已经为不少作家的创作活动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