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顺治极其崇尚佛教，他曾经作过一首诗偈，表达了对出家生活的赞叹和向往：“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在同一首诗偈中，他还说自己：“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他认为自己前世是一个出家人，所以非常迷恋佛教。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十月初四，他将京师城南海慧寺住持憨璞聪（性聪）请进中南海万善殿讲法，次年敕封他为“明觉禅师”，派他住持悯忠寺，并在悯忠寺内设戒坛。
　　康熙皇帝是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也继承了清王室奉佛的传统，非常重视佛教之事。他下令重修悯忠寺的藏经阁，并为藏经阁亲笔题名，他还赐给悯忠寺两块御书匾额，一曰“觉路津梁”，一曰“存诚”——“存诚”至今还悬挂在观音殿的禅定观音身后。
　　至雍正皇帝时，悯忠寺迎来了中兴的日子。雍正十一年（公元1735年）五月，皇上命发国库之帑，重修悯忠寺。经过一年的经营，于第二年二月竣工，并赐名法源寺。
　　法源寺修好以后，雍正皇帝亲自临幸瞻礼。他还下诏迎请当时宝华寺的僧人福聚律师北上，卓锡法源寺，主持传戒之事，并命和硕亲王监理坛事，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此寺和此事的重视。福聚律师应王命，共传戒五十九坛，受戒者达一千七百多人。从此法源寺被钦定为律宗寺庙，成为京城少有的专司传戒的皇家寺院。
　　在今天尚存的《御制法源寺碑文》中，雍正皇帝解释了当时法源寺命名的缘由，并阐述了他对“戒”的深刻理解：©缘生术数研究社--术数研究s
　　“……朕惟如来演说经律论三藏，而律居其一；又说戒定慧三学，而戒居其先，亦如宗门有衣钵之传焉。威仪三十、细行八万，人以为戒在是，即法在是，未知其法之源也。即谓摄心名戒，亦只知心之说，而源仍未及知也。盖心本无体，何者是心？法亦假名，何者是法？则源不可不达矣。教不云乎：‘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夫心源本是湛寂，虽尘尘悉入，而湛寂者自若；纵心心不住，而湛寂者亦自若。故曰‘无生无灭，如如不动。’苟达乎此，虽当万法，而不见一法；不见一法，而全摄万法。如是持戒，则成无等戒，而达无上觉矣。……”
　　这一段文字，证明了雍正皇帝不仅仅是恭敬三宝而已——如果此文真是他所亲撰，那么说明作为一个佛教徒，他对法的理解是相当精湛、到位的。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朝廷又对法源寺进行了修葺。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乾隆帝亲临法源寺降香，赐大雄宝殿“法海真源”匾额一块，并为大雄宝殿撰联云：“慧雨昙云，清净契无为之旨；金乘珠藏，通明开不二之门。”在圣祖康熙题有“存诚”匾额的今悯忠台殿内，乾隆皇帝亦赐一额，曰“善灯普照”，此外还撰了一联，云：“花雨静飘空色外，心珠长印摩尼中”，非常地有文采。
　　在这次临幸中，乾隆皇帝的兴致很好，赋诗一首，略述了法源寺的历史、最近两次的修葺、朝礼当时的情形，并表达了他作为一位负责任的皇上，想借助于佛教的力量为天下子民祈福的愿望：
　　“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
　　沧桑已阅久，因革率难穷。
　　名允法源称，实看象教崇。
　　甲寅剏雍正，戊戌葺乾隆。
　　所期资福力，寰宇屡绥丰。”
　　八月底，在第二次拜访法源寺之前，我先钻入故纸堆中，在志书中神游了一番法源寺——从唐至清、从城里到城外、从兴至衰、衰而复兴，以及法源寺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从它过往的历史人物。法源寺像一个一千三百多年的老人，身体经过生生死死、几度轮回，而它的精神却始终存活着，如同高空中一双不眠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世道的盛衰变迁和人间的悲欢离合。
　　到达长椿街地铁站以后，我想自己步行去找法源寺，就没有打摩的。沿着长椿街向南，走了几百米以后，我想抄近路，就拦住几位行人问路。不料行人听得一个“寺”字，都说：“你是找清真寺吗？”或曰：“你是找礼拜寺吗？向南，到南横胡同向东拐。”我摇摇头，道：“是一个佛教寺庙。”行人都露出迷茫的表情。我只好放弃，又向前走，心里盘算着找几个老人家问问——现在信佛的不是老人家多么！
　　又走了几百米，遇见两位老太太，我大喜，拦住她们的去路，请教。老太太疑惑地说：“法源寺？法华寺吧！你从……”给我讲了一番如何到法华寺。我有点儿沮丧，没想到法源寺是地道的“大隐隐于市”，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
　　又向前走，走出能有两、三站远了，问一个报摊上买报的老人，总算给我指了条“明路”。眼看走路太远，有点儿不现实，就改搭10路车，在“清真寺”站下车，沿南横胡同向东行去。走了大约五、六百米，看见了浅绿色的清真寺，圆穹窿一样的顶，充满着异国情调。它不但主体建筑、就连围墙都是浅绿色的，又紧挨着马路边，非常地醒目。怪道人人都知道清真寺。
　　寺外西南角有一个报刊亭，我又上去问路。年轻的男孩很不耐烦，向胡同里一指，语焉不详，我听得个大概，就朝他指的方向走去。这是一条北城难见的路，叫“教子胡同”，路两旁种满了槐树，枝叶婆娑。胡同的东西两边是有了些年头的居民区，沿街一家挨着一家，开满了小店铺。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清真特色的肉铺，无门无窗，半空中吊挂着一扇一扇鲜红的牛羊肉。我很少看见这样的场景，心中不禁微微打了个寒噤。
　　走啊走啊，眼看已经望见教子胡同的北端了，还没有发现法源寺。我又问路边瓜摊的老板，老板让我往回走。我一眼发现老板的瓜摊就在“法源寺后街”上，非常兴奋，问老板插进去可不可以到法源寺的后门，老板说：“哪里有什么后门？叫你往回走就往回走啦！”我有些遗憾，又掉头往南走。
　　后来我听寺里的一位法师说，解放初法源寺的规模还很大：东到西砖胡同，西到教子胡同，北到法源寺后街，南到法源寺前街，占地面积约9万平方米。文革后只恢复了法源寺的中轴线部分，占地面积约13，000平方米，只有解放初的七分之一左右，但是原先的那些地名却沿用下来了。
　　在附近一位居民的指点下，我终于找到了从教子胡同到法源寺的入口。这个入口太小了，很不起眼，颇容易错过。这有点儿象桃花源的那个入口了——下次再来，或许已经找不着了。路北是一家清真饭馆，几个服务员在擦玻璃和嬉闹。饭馆前的槐树下，拴着两只绵羊，一只在悠闲地咀嚼着青草，另一只却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神空茫忧伤，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沿着小巷向里去，里面安静异常。小巷的南面是一些四合院，围墙高高的，遮住了里面的世界。偶然能看到院子里的树的枝叶和搁在墙头上的花盆，里头养着一些并不名贵的草花。
　　约行几百米，正如《桃花源记》中所说，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平旷者，悯忠广场也；俨然者，法源寺也。上次直接匆忙进了寺庙，没有注意到法源寺门外居然建有这样好的一个大广场——虽没有缤纷的桃花落英，却直是“芳草鲜美”，树木成行。我观察了一下那些树，大部分是新栽的小银杏，笔直，不蔓不枝，像快乐的少年，散发着勃勃生机。
　　我第三次来法源寺的时候，戒毓师告诉我，法源寺现在赶上了好时候，一诚大和尚就任方丈，天时、地利、人和，都齐备了，寺内的各种关系也非常调顺，法源寺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府对法源寺也是前所未有地重视——居然能下决心将法源寺门前原有的高层建筑拆迁、修建一个悯忠广场——这是过去几十年间都不曾发生过的事情。说这话的时候，戒毓师有点儿激动，眼神里充满了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