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晋

    [摘要]以1959年10月开始写《读报诗》为标志，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进入了晚年时期。晚年之作可分为时事评述、借物言志、感事抒怀、咏史四类，“寰宇”、“虫妖”、“风雷”是经常出现的三种意象元素。毛泽东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急迫的“突围”心态。其晚年之作的四类作品，拥有一条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泽东以深沉的命运感和强烈的斗争意志，播撒在“突围”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绪和情感。
    在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中，其晚年诗词，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指一种创作类型。开启这个学术话题，自然免不了要回答：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作品为标志进入了晚年时期？其晚年之作庞杂多样，其间有没有一条共有的内容理路和相通的创作意象，本文即围绕这两个问题来展开论述。
　　
　　　　　　一　何谓诗人晚年？
　　
    划分诗人创作阶段的着眼点，常常有年龄、时代、人生遭遇、创作风格等不同角度。具体到毛泽东来说.如果单单从年龄上来划分其晚年创作，意思并不大。例如，是从1953年毛泽东岁入花甲算起，还是从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1963年算起？这两种算法都很难在其诗词创作中找到主题、风格发生转变的标志。
    当然，比较便当的划分，是从1957年反右或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算起，因为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变化，常常成为文化时代的转折点，而这两场大的波折，确实标志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别离了凯歌行进的岁月，进入到曲折的即健康探索和错误决策交互出现的时期，并进步发展为“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错误。所以，目前毛泽东研究界研究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说到他晚年的错误的时候，常常从1957年开始。
    但是，具体到诗人的创作，政治划分似也不好代替艺术分野。诗人的政治思考和实践当然要影响到他的创作走向，但二者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情，诗风的转变同其政治思考和实践也并不总是迅速同步。更重要的是，诗人是用作品说话，谈论毛泽东晚年诗词，更贴切的划分，应该着眼于其题材、主题和风格的演变，包括挖掘作者在创作上特有的心态情结，提炼出其作品中一致成比较一致的思想倾向，寻找出作者着意思考和表达的题材内容，进而凸现其晚年作品的主要特征、主流形态。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纵观他在头十年的作品，无非是三类：一是咏赞开国气象，一是吟唱山水，一是歌颂建设。这三类作品，基本上呈现为一条理路，这就是在古今对比中突出今胜于昔，在神仙衬托中渲染人定胜天。整个诗风呈明朗开阔之势，给人光昌流丽的感觉。即使他1958年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和1959年庐山会议前写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其主题也都延续了今胜于昔和人定胜天的理路气象，抒发了对中国社会发生沧桑巨变的感受，同此前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水调歌头，游泳》没有实质区别。
    其中，《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似乎复杂一些。因为毛泽东在1959年9月1日给臧克家和徐迟的信中有个自解，说“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我的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显然，这是诗人事后对自己作品的意义作的现实引申，反映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的心境和思路变化，而当初写作时是不可能有这些考虑的。因此不必拘泥于毛泽东的自解，把这两首作品纳入具有特定意向的晚年之作。
    但是，毛泽东1959年9月的这个自解，却透露出他诗思走向转折的信息，在其用诗、写诗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笔。在这以后，毛泽东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咒骂”和“答复”、挑战和应战、包围和突围的心理冲突中创作的。
    如果比较浓缩地归纳一下毛泽东1959年以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心境，我们不妨说：在意识形态上，他逐步陷入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相互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框架；在政治力量上，他逐步陷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框架；在社会走势上，他逐步陷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框架。
    这些挥之不去的思维框架，使晚年毛泽东总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急迫的“突围”心路，他从1959年以后的许多决策和思路，似乎都可以比喻为冲破重围、寻求新途之举。如果说，从“防止和平演变”到“防修反修”，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属于冲破重围的思想武器的话，那么，在实践操作上，则是在经历中苏论战、反对“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文艺批判（两个批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局部战役之后，最终发展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突破重围、另辟新途的“总决战”。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政治“突围”中一路拼搏的毛泽东，其思路决策渐渐从局部困顿走向了全局性迷误。
    与此同时，这些政治“突围”的思路决策，也像一种强大的驱动器，把毛泽东晚年的诗兴和诗思逼进这样一条主题鲜明的通道：按自己的理解和意志，去揭示命运、突破包围、张扬斗志、掌握未来。这通道，也是一条“突围”心路，它划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创作以1959年为界的两个判然相别的时期。这条通道之所以主题鲜明，是因为它总是布满了政治忧虑、政治思考、政治判断、政治斗争、政治期待的符号标示。
    毛泽东的晚年诗词，正是他以深沉的命运感和强烈的斗争意志，播撒在“突围”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绪和情感。
　　
　　　　　　二　转折在《读报诗》
　　
    笔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1959年10月中苏两党关系从出现裂痕开始走向破裂，进而引发毛泽东写《读报诗》，毛泽东诗词创作进入了晚年。借用李人凡先生的话来说，毛泽东晚年诗词也是其诗美的“变异期”。“说它变异，是指诗艺已有从高峰呈下滑的迹象，又指诗格在崇高、悲壮中掺杂了些许不协的因子，更指诗词创作活动较多、较明显地带上了文化指令、政治斗争、文学运动的色彩。”[1]
    毛泽东写《读报诗》，始于1959年10月。丁毅先生说：“读这些诗往往让人产生疑问，诗人刚刚写过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不久，何以诗风变得如此之快，简直匪夷所思！”[2]是啊，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陡变，出现新的主题、新的风格？
    《读报诗》无一例外地涉及中苏两党的分歧。我们可以列出1958年夏到1959年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苏关系发生巨变的几件事情，来看看它们何以剧烈地影响到毛泽东的诗词创作。
    第一件，1958年夏天，中国为维护主权，拒绝苏联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的动议。
    第二件，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单方面废除此前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作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第三件，1959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此事件8月26日发生，9月6日中国已经把真相告诉苏联，说明冲突是由印度挑起的，但塔斯社声明仍然责怪中国，偏袒印度。
    第四件，1959年9月15日至28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苏联方面在6月20日和9月9日的两个举措，自然被中国视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贡礼”。
    第五件，1959年国庆节期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通报其美国之行。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同他会谈时，在看待国际形势和美国的问题上多有分歧。[3]
    第六件，苏联方面当时对中国提出的“双百方针”和正在实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示明显的怀疑和批评。[4]
    第七件，1959年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搞“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斯基主义”。
    此外，1958年至1959年出现的另外两件事，也极大地触动了毛泽东的思想。一件是1958年12月4日至1959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几个演讲。一件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所谓国内右倾机会主义被认为是同国际机会主义相呼应的。
    这些事情，或关乎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或涉及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时期怎样看待西方和协调内部立场，或直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由此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和新的思考，实为情理之中。苏联在当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其战略性的选择发生变化，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关系到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同苏联的结盟，是中国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中的必然选择，这种盟友关系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处境；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来说，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呈现为从学习苏联模式到突破苏联模式这样一个探索轨迹，在毛泽东看来，刚刚有所尝试，便引来不同的声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发其应战和挑战的激越心态。
    凡此种种，使这位一心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敏锐把舵的政治家，这位充满使命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种感觉：盛极一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突然间走向了一个叉路口，中国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已经和必然面临各种势力的阻障乃至包围，能不能用崇高的理想把握中国的命运，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在他看来无疑是一场艰难的“突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连续两次召开小型会议，讨论国际问题，包括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讲话，赫鲁晓夫的讲话等。12月又在杭州开国际形势讨论会。正是在杭州的几次会议期间，一个影响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特殊命题被提了出来，这就是“防止和平演变”。于是，毛泽东的心路主脉也发生了从“今胜于昔”到对前途的忧虑这样的逆转。
    这个逆转合乎逻辑地延伸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明显动机和思想基调。
    转折的标志，就是《读报诗》。
    1959年12月30日和31日，毛泽东两次致信机要秘书罗光禄，要求把他新近写就的几首《读报诗》，印发给即将参加一个会议的“各同志”。
    从披露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当时写了这样三首《读报诗》。
    其一：“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找全球侵略者，仅馀此地一孤家。”
    其二：“托洛斯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其三：“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不知说了啥些事，但记西方是友朋。举世芬尼尊匪盗，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吴冷西在其回忆录里引述这首诗时，中间两联为：“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5]可能是过程稿中的句子。
    这三首《读报诗》的题材和主题显然同杭州小型会议讨论国际局势的主旨完全一致。而其中“不战不和”，“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诸句，则径直转述了赫鲁晓夫的言行。把这样的诗作印发与会者，目的是以“诗化”的形式传达他对会议讨论内容的初步思考。在党的高层会议上正式印发自己的作品，这也是第一次。毛泽东从此踏上了直接作诗议政、以诗为旗的“突围”心路。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首中“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两句，在毛泽东当时的心目中，大体是指国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这显然已经开始不适当地把国内问题同国际问题牵连到了一起。看似不经意，但无论是政治思考还是诗思的传达，这都是很要害并且很危险的一笔。
    评述赫鲁晓夫的言行和相关的新闻事件，看来是毛泽东写《读报诗》的固定题材和主题。1960年5月1日，就在赫鲁晓夫准备赴巴黎参加四国首脑会议的时候，美国U-2型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军击落。此事引起世界轰动，更使真心要改善苏联和西方关系的赫鲁晓夫陷入既尴尬又愤怒的境地。5月16日，四国首脑在巴黎爱丽舍宫刚一会面，赫鲁晓大便站起来要求发言，按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对美国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巴黎会议随后宣告流产，美苏关系重趋紧张。
    此事再度刺激了毛泽东的创作灵感，于这年6月又写了一首《读报诗》：“托洛斯基返故居，不和不战欲何如。青空飘落能言鸟，黑海翻腾愤怒鱼。爱丽舍宫唇发紫，戴维营里面施朱。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从这以后，毛泽东不再有《读报诗》。但《读报诗》开启的国际题材和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却无疑在他的诗词创作中沉淀和延续下来，并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日益恶化和表面化，随着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逐渐走向错误，越来越深刻地构成其晚年作品的基调，越来越明显地浓缩为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防修反修”、“继续革命”。
　    于是，50年代常见的那种“今胜于昔”、“人定胜天”的题材和主题，在毛泽东的诗思中淡然远去，除了在《七律，答友人》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两首作品中偶尔一现外，几乎不见了踪影。而毛泽东在60年代接见外宾时，对方一旦同他谈起诗词创作，他便屡屡表达：“你要写诗，就要写阶级斗争……我也是写阶级斗争。”[6]“我不会写诗，主要是写反帝的内容。”[7]这些自白，多少可视为毛泽东对其晚年诗词的创作动机和思想主题的一种不自觉的诠释。这种诠释，已经把他40年代在重庆回答徐迟怎样做诗的提问时说的“诗言志”这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局限到一个很狭窄的渠道了。与此同时，在诗风上，毛泽东晚年之作也是雄奇豪放里多了不少急迫粗放，光昌流丽中渗进了许多忧郁悲凉，敷陈其事和直言其理越来越跃然纸上。
    这便是毛泽东晚年诗词构筑的大致幕景。
　　
　　　　　　三　四类作品，一条心路
　　
    毛泽东从《读报诗》开启的晚年创作，致可以划分成四类：
    第一类大体可称之为时事评述诗。即上述写于1959年至1960年的四首《读报诗》。
    第二类大体可称之为借物言志诗。包括写于1961年至1963年的六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还有《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这两首七绝因借照片言志，故也归入此类。[8]
    第三类大体可称之为感事抒怀诗。包括写于1961年到1966年的八首：《七律·答友人》、《杂言诗·八连颂》、《七律·吊罗荣桓》、《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念奴娇·井冈山》、《七律·洪都》、《七律·有所思》。
    第四类属于咏史诗。包括《七绝·屈原》、《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贺新郎·读史》、《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七首。其中最后一首写于1973年。
    总共25首，囊括了毛泽东的晚年之作。
    从题材内容和创作意图来看，这四类作品虽各有侧重，但其理路却并非神龙见首不见尾，各类作品的相承之脉，形迹明显。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理路呢？是一条政治“突围”的心路。
    《读报诗》鲜明地昭示了毛泽东对50年代末“反华大合唱”的感受和反应，可视为其晚年政治“突围”的序幕和突破点。丁毅先生认为，这些诗作“刻画鬼态及伎俩，是直接写赫鲁晓夫的”，“欲打鬼者先画鬼，反修必须认清修正主义者面目”。[9]这个定位是有道理的。从创作心境来说，这类作品显然不是刻意为之，犹如突围初期准备不足的“遭遇战”，即兴之中流于“打油”，倒也使毛泽东诗词变异出一种新的品类。《读报诗》在风格上驱雅入俗，寓庄于谐，此种心境品格在1965年同样是写国际题材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也复显露。
    “借物言志诗”的题材依然是国际，但诙谐随意不再，对中国党面临的局势的描述，严峻了许多，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感受，也沉重了许多。政治“突围”中的双方冲突，在这类作品中总是比照而出：有“精生白骨堆”，便有“奋起千钧棒”；有“悬崖百丈冰”，则“犹有花枝俏”；有“高天滚滚寒流急”，便有“大地微微暖气吹”；有“蚍蜉撼树”，便有“扫除一切害人虫”。作者借景感物以言志，着力在两种力量的紧张关系中，映衬抗压不屈的豪情，捉妖打鬼的信心，体现“继续革命”者的战斗精神和高尚情操。和《读报诗》相比，这四首作品更概括和虚拟一些，体现了毛泽东进行政治“突围”的思想人格的升华，因而更吻合诗境和更有象征意蕴。两首题照诗是对政治“突围”者的人格精神的期待。这两首诗与前面四首不同之处，是不见对立冲突中的另一方而突出我方的正面追求，这也正是“突围”者极力追求的另一种人生境界。故这六首作品一并被毛泽东收入了1963年底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感事抒怀诗”的创作，常为具体事件引发，似乎又回到了实际层面，且把主要视野从国际转向了国内，多少可视为毛泽东对政治“突围”的现实状态及其决策心理的描述。或许，正是因为政治与诗情的互动共鸣在这类诗词中体现得格外明显，不少论者在分析其中的一些作品时，常常比较坐实，诸如从中挖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过程。但总的来说，这类作品表达的，不外乎在艰难的政治“突围”中，需要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事，达到什么目的。
    其中，《七律·答友人》则是对未来光明世界的设想。这首诗理想色彩极浓，以虚幻之笔写玲珑剔透之境，即便在“梦”中，也渴望着心中的“芙蓉国”到处是阳光和鲜花，这多少是政治“突围”的目的所在。而《杂言诗·八连颂》所颂者，是在政治“突围”中经受得起考验的“奇儿女”。《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所吊者，是“国有疑难”时可以倚重的干城巨子。《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传达出浓郁的“井冈山情结”。联想到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文化大革命”不成功就重上井冈山这样的话，他1965年的井冈山之行并赋词咏怀，是不是意味着又一个历史性的起点就要到来？两首词都在呼唤昨日“烽火”里那股“九天揽月”的“独有豪情”，目的自然是以助今日之政治“突围”。《七律·洪都》，则期望于那些闻鸡起舞、北地挥鞭的“多难兴邦”之士，以使未来中国“彩云长在有新天”，重视接班人的心态已很明显。
    《七律·有所思》所表达的，是在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围总决战”打响时特有的一种心境。读这首诗，人们不免要问，毛泽东在1966年6月写作此诗时，所“思”者何？从作者手稿中曾先后拟题为“颂大字报”、“正是神都”、“有所思”来看，写的似乎只是一种外在形态，即北京掀起的“文革”风暴，以及这种风暴的表现--“大字报”。但从解诗的角度来看，那个“思”字则格外诱人。因为在表层风暴的下面，是深层的思绪碰撞，还有深潜的忧患，深切的渴望，深远的期待。比如，此前于5月7日给林彪的那封信，不是渴望和期待？此后于7月18日给江青的那封信，不是碰撞和忧患？这两封信，确实比较集中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心境。
    至于“咏史诗”，体现的是毛泽东在进行政治“突围”时，对历史资源的寻求和借鉴。他在诗中试图通过揭示历史规律来掌握今天的命运，同时也借古喻今来张扬和期待某种理想的政治人格。其中的《贺新郎·读史》，是毛泽东对其历史发展观的集中阐述。犹如鲁迅在史书中看到了“吃人”那样别具一格，毛泽东撩开史书那“欺骗”（“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的面纱，看到的是疆场彼此的“弯弓”，即与“吃人”同理的阶级斗争。因此，几千年的文明史，依然要从奴隶造反说起，从“陈王奋起挥黄钺”说起。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历史灵感，而是有意引古证今，把历史引向现实。在毛泽东看来，充满血腥味的冲突、对立、斗争，进而悲壮的“突围”，自古皆然，于今尤烈。于是，在60年代风云变幻的历史震荡中，一首《读史》悄然打开了毛泽东的一个心灵窗口，在悲壮的“突围”中，在“弯弓”的岁月里度过晚年似乎已经是注定的了。
   　1973年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依然是历史观的一种宏观表达，是出于现实政治“突围”（批林批孔）的需要来评价历史上的治国之道（“儒法”之辩）。
     除了上面两首外，毛泽东的其他咏史之作都是感慨人物的。无论“少年倜傥廊庙才”的贾谊，还是“刀光剑影任翔旋”的鲁迅，显然都是毛泽东所期望的政治人格。再说“一跃冲向万里涛”的屈原，体现的是以身殉志的理想人格。看来，成功的“突围”，总是需要遇难不屈。毛泽东对其政治“突围”的悲壮乃至孤独的感受，已凸现而出矣。
   

         四　诗意渐衰“如之何”？
　　
    反复表达的政治“突围”心路，使毛泽东晚年作品始终充满着和国内外“帝修反”作斗争的诗学张力，而不像50年代抒写历史巨变和歌颂建设的作品那样从容，那样光昌流丽，其笔下营造的氛围转而显得凝重和急促。
    在诗词意象构成方面，毛泽东晚年之作大致也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元素，其中频频出现的有三类：
    寰宇--“玉宇澄清万里埃”、“芙蓉国里尽朝晖”、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小小寰球”、“天地转，光阴迫”、“试看天下谁能敌”、“彩云长在有新天”、“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试看天地翻覆”、“可上九天揽月”……晚年毛泽东似乎总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的创作视野和诗意胸怀。似乎只有“寰宇”这样的空间舞台，才能装载他所吟咏的物象，非如此，便不足以体现其胸襟之博、思绪之广、目标之大。因为其敌充斥寰宇，其志在改变寰宇，其政治“突围”的成功与否，也就有了非同小可的世界性意义。
    虫妖--“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只缘自己是狂蜂”、“独惜神州出蠢虫”、“便有精生白骨堆”、“妖为鬼蜮必成灾”、“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不怕鬼，不怕魅”、“冻死苍蝇未足奇”、“有几个苍蝇碰壁”、“万怪烟消云落”……这些反反复复的“虫妖”之喻，完全可以用1958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批阅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时写下的一段话来解释：“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10]这里的“餮蚊”只是“虫妖”的另一种表述。其衍生之处，在毛泽东稍后的视野里，也不仅仅是港台和西方，而是扩大到了“寰宇”。虫妖布阵相逼，所以要“突围”。以虫妖比喻“帝、修、反”、“封、资、修”，一则彰其恶毒和龌龊，一则示以轻蔑和不屑。
    风雷--“一从大地起风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风雷动，旌旗奋”、“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黄绿走旌旗”……靠什么一扫虫妖，风雷荡涤而已。很好理解，风雷，是“继续革命”者的身影和力量，是“愚公”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是实施“突围”的自信和“突围”呈现的壮观场面。
    “寰宇”--“虫妖”--“风雷”，好像一个三角架，牢固地支撑起走在“突围”心路上的毛泽东的诗兴诗趣。以寰宇为舞台，以风雷扫虫妖，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突围”心路的诗意比托，也是毛泽东晚年最习惯的创作思维定势，最主流的作品意象形态。但这样的比托模式，虽然有气势，流于大言大词者却过多；虽然激越，却弥漫着忧患（“国有疑难可问谁”，“故国人民有所思”）；虽然豪壮，却布满悲凉（“鬓雪飞来成废料”、“壮志未酬事堪哀”）。
    在诗词创作路上的最后一段行程，毛泽东的诗兴诗趣事实上已不如从前了。“文革”前夕，当他接到周世钊寄来的“诗词数十首”时，在羡慕和称道老同学作诗的“兴趣尚浓”之后，笔锋一转，感慨起自己“已衰落得多了”，还连声自问：“如之何？如之何？”[11]
    这样的状态，自然要影响到他的创作。
    最明显的是刺激创作灵感的对象和方式发生了变化。除了1965年重上井冈山之行的两首，理应是真切实感的触景生情以外，毛泽东的晚年创作，较多的是阅读之后的感慨，比如读报、读史、读文件之类。这与他晚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长期局限在书房和办公室里有关，虽常常外出，但深入基层也并不多，大多在屋里披阅文件和读书。那怕是《七律·有所思》这样的作品，也是从文件中了解北京形势后的创作。
    靠阅读而来的诗兴，也促使毛泽东晚年较多地出现改诗现象。诸如，1958年12月下旬在广州改陆游的《示儿》[12]，1959年12月在杭州改鲁迅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13]，1972年10月2日同周世钊等人的谈话中，改李攀龙的《怀明卿》[14]，1974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中，又改李白古风《梁甫吟》[15]。这些改作，有的是刻意为之，有的是随口出之。改作虽也算诗兴诗趣，但毕竟可率意而为，不至于像原创那样必须冥思苦想。而其所改内容，也都是直指现实的政治“突围”，毫不遮掩作者批判敌人和对手的功利用意。改诗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进入佳境的创作在毛泽东晚年已非易事。到1973年，即使原创如《七    诗词创作虽可传达理念，但过于坦直粗放地刻意抒发政治思考，毕竟不是一种创作佳境，难免伤及诗意。毛泽东晚年在认识上虽然也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16]但在进入创作状态时，常常是急于传达理念，释放激情，却又较少寻找到丰富独特而又恰到好处的物象来对应比托。于是，只好反复出现“寰宇”、“虫妖”、“风雷”这样的意象元素，从而使作品达到“思与境偕”或“意与境浑”者日渐其少，“与形不合”或“与境不偕”者日渐增多，有的虽理不障，但境却隔。所以丁毅先生说毛泽东晚年诗词“在内容上虽繁缛艺术上却显得单调”，“缺少情景交融之作”。[17]
    毛泽东此前的不少好诗，是改出来的。稿成后，他不仅自己改，也常常请一些诗坛大家改。看过毛泽东60年代初修改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写的几首词的过程稿的人，都会对前后变动之大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创作观念，毛泽东在1963年11月24日会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桑托斯的谈话中，依然坚持。当桑托斯把自己的中文本诗集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会写诗？……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于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桑托斯答：很少）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但事实上，正是从1963年起，他的新作就很少像过去那样给人修改了。晚年毛泽东也曾清理打整自己的作品，比如，让护士长吴旭君把卷宗里自己的全部诗词用毛笔抄写了一遍。但有一个细节，却颇有意思。在核对《贺新郎·读史》时，吴旭君见手稿里是“为问何时猜得？”特意问是“为问”还是“如问”，毛泽东说是“如问”，当吴旭君请他动笔在手稿上改过来时，他却说：“不要改了，随它去吧！”
    真正是诗意渐衰“如之何”？缺少反复打磨的作品，自然是留下不少的遗憾。
    凡此种种，使毛泽东晚年诗词的艺术水平，整体上不如从前。好诗不多，没有出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现象。其中属一流者，大概要算《七律·答友人》、《卜算子·咏梅》、《贺新郎·读史》几首了。当然，余下的作品中，有的如剥离背景、主题和特有的针对性之后，今天读来也还不错，特别是诗中所营造的精神气氛和人格力量，不乏感染力。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注释：
　　
　　　　*本文是作者2002年7月在伊春召开的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黑龙江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发言。
　　　　[1]李人凡：《鲲鹏之路--毛泽东诗词美学发展论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页。
　　　　[2]丁毅：“毛泽东诗词创作七期论”，第二届国际毛泽东诗词研讨会交流论文，江苏南京，2001年。
　　　　[3]10月2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正式会谈。赫鲁晓夫在通报他访美情况时，大讲他在美国受到的热烈欢迎，说一个农场主送给他三头良种牛，有位资本家送给他一盘古银币，说美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一家有好几间房子。住得很好，吃得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他的结论是，我们同美国只能在经济上竞赛，搞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来“试试它的稳定性”。还说艾森豪威尔的确需要缓和等等。
　　　　[4]例如，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发表《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的演讲，谈到苏联20年代搞公社失败的问题，美国《纽约时报》便看出这是针对中国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把赫鲁晓夫的这个演讲印成文件发给与会者，8月1日在一个批示中又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还说，“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向全世界作战。”
　　　　[5]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吴冷西还说：“这首打油诗是主席的警卫员1959年12月杭州会议时给田家英看，田家英转告我的，没有广为流传，当然也没有公开发表，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
　　　　[6]毛泽东1962年9月28日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的谈话。
　　　　[7]毛泽东1963年7月25日会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访华代表团的谈话。
　　　　[8]《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两首列入此类，是丁毅先生看了笔者初稿后提出来，并拟了相关的文字，在此致以特别的谢意。
　　　　[9]丁毅：“毛泽东诗词论札”，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交流论文，黑龙江伊春，2002年。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8页。
　　　　[11]毛泽东1966年1月29日致周世钊信。
　　　　[12]陆游原作为：“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毛泽东改为：“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餮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13]鲁迅原作为：“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苦坠空云齿发寒。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毛泽东改为：“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14]李攀龙原诗为：“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悴侍臣颜。”毛泽东把最后一句改为：“秋风怒在叛徒颜。”
　　　　[15]毛泽东在念了李白诗中“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诸句之后，说：“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
　　　　[16]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
　　　　[17]丁毅：“毛泽东诗词论札”，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交流论文，黑龙江伊春，2002年。

　　摘自：《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