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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现代文学 >> 北大新风 >> 鲁迅:杂感和散文
  • 鲁迅:杂感和散文
  • 来源:转载 作者: 诗情画意 日期:2008/6/9 1 阅读:9141 次 【 】 A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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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迅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写了不少杂感、散文和散文诗。杂感是他直接解剖社会、抨击敌人的艺术武器:犀利活泼,不拘格套。散文和散文诗则以清新隽永的风格,包含着更多叙事和抒情的成分。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互有高低,但总的倾向是一致的,并且各各以其新颖多彩的形式,丰富和充实了现代文学最初十年间的成就。

    杂感“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和过去这一类文章的传统形式不同,它是适应五四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一开始就受到鲁迅的重视。鲁迅最早的杂感见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的“随感录”,以后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多种报刊上开辟阵地,不断倡导。他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注:《华盖集·题记》)鲁迅重视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不断撰写杂感。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作家继起写作,蔚然成风。鲁迅前期杂感收集在《坟》(注:鲁迅自己曾把《坟》称做论文集,其中一部分文章却近于较长的杂感,他后来写的便不再区分,一律收入杂感集中)、《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这些杂感根据艺术样式本身的特点,直接地表现了烈火一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广泛地接触了为小说创作所没有或者不可能接触的问题。

    在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曾经统治了二千多年,系统严密,条理周详。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动摇这个体系,直到“五四”前夕,这种长期淤积下来的思想毒素依旧支配着社会心理,形成一种历史的惰力,对外来思潮起着排斥和抗拒的作用。而每当政治方面反动逆流高涨的时候,情势就更为猖獗。在社会上,充耳触目的都是歌颂祖德、仰慕往古、崇道劝孝、读经尊孔,甚至以儒家名义而信奉《太上感应篇》,大做其迎尸拜蛇、扶乩炼丹的勾当。鲁迅认为:“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因此中国倘要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应该是“这机运的开端”(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激荡的历史浪潮中,广泛的社会批评便成为他早期杂感的特色。单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而言,“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注:《热风·题记》)从“虚无哲学”到奴隶主义,从盲目自大的“爱国论”到光怪陆离的社会相,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这些杂感涉及的问题很多,不过始终贯串着“五四”的时代精神——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的要求。这种要求具体地表现在鲁迅杂感里的,首先是反对国粹主义。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发端于“五四”前夕,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更激烈和更彻底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22页)守旧派用“保存国粹”名义,维护文言,提倡国学,宣扬所谓固有道德和固有文明,其目的是使封建思想继续盘踞统治的地位,以压制新思潮的传入和兴起。鲁迅在《说胡须》、《看镜有感》、《论“他妈的!”》以及《热风》的绝大部分《随感录》里,反复地驳斥了那些“国粹家”,指出在中国,从缠足、拖大辫、吸鸦片一直到人身买卖、一夫多妻,他们的“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二》)“国粹家”们甚至觉得“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当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日益成为世界潮流的时候,执拗地保存着以“国”字冠首的陈腐的成规,这结果必然是我们保存了国粹,国粹却不能保存我们:“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注:《热风·随感录三十六》)其次是扫除迷信落后的思想。封建制度从来便是和迷信落后的思想相胶结的,统治阶级利用神道魔法,因果报应,向人民群众灌输宿命论,使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生活,不敢起来反抗。破除迷信曾经是“五四”当时启发人民群众觉悟的举措之一,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们的反对扶乩迷信(注:《以美育代宗教说》,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偶象破坏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均指斥鬼神迷信的虚妄。后来北京大学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出版过“非宗教丛刊”,第一册《非宗教论》里收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吴虞等多人文章。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文章均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都是驳斥上海盛德坛的扶乩迷信的),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在《论照相之类》、《春末闲谈》以及《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五十三里,不断地向愚昧无知的习俗进攻,指出应该知道“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注:《热风·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要医治“祖传老病”,扫除社会上的“妖气”,只有一味“对症的药”:科学(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注:《热风·随感录三十三》)第三是主张社会解放。封建礼教、宗法观念长期以来束缚着人们,成为人们——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精神桎梏。“五四”当时一直把家庭问题作为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新青年》,许多报纸和期刊甚至开辟专栏,研究了妇女和青年的问题。鲁迅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以及其它一系列杂感里,猛烈地攻击腐巧的名教、吃人的礼法,反对寡妇主义,反对坚壁清野主义,宣传家庭革命。在他看来,妇女只有争取经济权,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平等;做父亲的需要解放自己的孩子,“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作为最根本的手段,则是扫荡封建制度,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的杂感不仅是战斗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他善于动用生动的形象和幽默的语言来展开逻辑严密的论点。《热风》里的短文精悍凝炼,明白晓鬯,一篇篇锐利如匕首;收在《坟》里的一些较长的杂感,则又气势跌宕,层层深入,表现了擒纵自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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