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是通州第一个官办的综合性群众文化机构。说它是第一，并不是以前没有。“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通州地区也曾出现过一些群众文化活动设施。据民国五年五月即1916年6月《京兆通县社会教育调查表》统计：这一时期，通州有群众文化设施五处。即通俗图书馆一处，阅报处两处，通俗讲演所一处，平民学校一处。但是，这些文化设施是零散的、分散的、单一的，形成了规模，群众文化活动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自生自灭状态。民众教育馆成立后，通州的群众文化活动逐渐形成了由官方出面领导的、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从而使群众文化活动向多层面、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使通州的群众文化活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但是，说实话，国民党兴办民众教育馆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民众，这也是真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党化”教育。打着“民众”的旗号强化它的“党化”教育。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清党”以后，越来越明显。关于“民众教育”一词，还有些来历呢。据说是在1928年，国民党教育部有一名官员，他觉得“平民教育”这个词不好（当时正提倡平民教育），平民教育算什么呢？还让人误以为是贫民教育呢，贫民教育不正好与贵族教育对立吗？这不行！带有浓厚的阶级思想色彩。不如提民众教育这个词好。这个词多好啊！可以表示两种意义：一是党化的平民教育与以前普通的平民教育不同；二是政府推行的平民教育与一般社会提倡的平民教育有别。还有，用民众这两个字，很合乎孙总理唤起民众的遗愿。民众教育馆是否由此而得名，不得而知。但根据民众教育馆后来的发展看，有一点可以肯定，它至少决定了国民党官办民众教育馆的方针，就是进行国民党“党化”的民众教育。因此，所谓的民众教育，只是国民党政府进行“党化”教育的一面旗帜而已，再加上有些民教馆的馆长本身就是国民党党部的人，争名逐利的兴趣很大，对为民众办事没什么兴趣。所以，民众教育馆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暴露了许多问题。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民众教育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民众教育馆的活动，空虚的多，实在的少”。如开展识字活动，只是贴标语，发传单，或者化装表演，开游艺会，请名人公开宣讲，宣传识字如何重要，仅数日就宣告结束，民众有没有识字谁也不去管他。民教馆办不好的社会原因，就是民教馆找不到民众。因为民教馆的活动，民众不能来参加，大批民众不分昼夜地忙着自身衣食与家庭生计。这些有识之士，虽说的是全国的民教馆，但也基本上概括了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基本状况。就拿通州来说吧，有98%的人靠打执事扛长工为生，根本不识字，靠民众教育馆这么几个人就能扫盲？这不是笑话吗？！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冬，通州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大汉奸殷汝耕推行冀东自治，建立所谓的“防共自制政府”。首府就设在通州。通州成了国中之“国”。嗬！这下子民众教育馆可抖起来了，一下子变成了“国”馆。“国”馆当然要有“国”馆的样子，怎么办呢？首先进行了更名，把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改为冀东第一社会教育实验区中心民众教育馆。同时，对民众教育馆进行大规模地改造，把民众教育馆全部迁入潞河公园。（中仓馆址被军部——特务机关使用，）并大兴土木。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冬建了讲演厅（即新民堂），计二十七间；东西配房十八间；厕所、茶楼十二间（民国二十六年初夏完工）。组织机构上也进行了调整。加强了教学部。变图书部为阅览部。健康部为康乐部。冀东政府垮台后，虽然民众教育馆几次更名，如：民国二十七年五月（1938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民国二十七年八月（1938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一新民教育馆”。抗战胜利后又改为河北省立民众教育馆。但性质没有变，以前，民众教育馆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工具，现在呢，变成日伪政权奴化人民的场所。
先看看民众教育馆1939年的一份工作计划。它在社会教育上要达到五点：“（1）训导民众了解剿共灭党之意义。（2）训导民众了解亲仁善邻之利益。（3）训导新民主义之精神。（4）训导民众以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八德为立身根基。（5）培养民众具有怜贫防灾互助之美德。”这计划说得够彻底的了吧？如果还嫌不够，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该馆组织活动的主旨。1938年初，这个馆举办过一次学生作品展览会，要求作品要有八项内容：“（1）庆贺新政府成立。（2）表示中、日、满亲善。（3）表明朗朗中国之复兴。（4）防共亲日使显现中、满之意向并表现，感谢努力之日本皇军。（5）表现防共东亚团结之主张。（6）表现冀东之朗朗政治。（7）表现爱护铁道之通讯之精神。（8）关于其它之新民大会。”这赤裸裸的奴化教育之行为，不要说以前，就是我们现在见了也是胆战心惊吧。伪民众教育馆进行奴化教育的另一种方式是创办大量的短期小学。他们加强了教学部。由教学部管理短期小学、职业补习班、日语班及代笔问字处。短期小学在最兴旺时有三十五处，遍布通县、蓟县、平谷、密云、三河、怀柔、顺义、昌平、香河、宝坻、玉田、等十几个县，教员都是聘任，要经严格审查，不但有保证书，而且要有担保人。（1940年2月，为了便于管理，将二十一处短期小学移归所在地、市、县。“民众教育馆”只负责通县县内的短期小学）举办大量的少年日语班、成年日语班，而且在所有短期小学及各类职业班内都开设（有）大量的日语课，宣传中日亲善，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对于图书和小学课本，（小学课本免费提供）凡“防碍中日亲善宣传共产主义，”“有伤风化……防碍少年意志为国民政府或蒋介石宣传德意者，一律焚毁或呈交”。他们组织检查委员会，由馆长挂帅，各部主任分工进行检查，检查完毕，由检查委员会盖章，以示负责。对于娱乐场所，他们控制更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期，“民众教育馆”专门成立了公共场所检查委员会，订立了冀东通县公共娱乐场所检察委员会规则。规则规定：“凡本县各公共娱乐场所，所有一切演映之戏剧、词曲、电影片等，未经检查委员会检查核准发给许可证后，不得映演。”“凡请示审查者应用书面遵照下列手续分别办理：（1）电影片在演出前三日，须将主编人员、导演人、演员姓名及影片（本身）词曲呈送检查，如认为有先行试映之必要时得令预演，由检查委员会派员检查。（2）戏剧词曲在开演前三日，须将剧本词曲呈送检查”。凡请示检查之戏剧词曲、电影片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给予许可证：（一）违反冀东政策者，（二）妨碍风化者，（三）有害“世道人心者”。“凡经检查委员会检查合格之戏剧词曲，电影片等，于演映时仍得派员携带检查证前去检查。如发现未经检查或擅自穿插事实致违反前条款之规定者，得随时纠正或令停演”。当时来通的戏曲演员，文化水平很低，有许多人根本不识字，剧目都是口传心授，而检查委员会却要戏词，令戏园老板们苦不堪言。
日本投降前后，“民众教育馆”已经到末日，各种活动几乎陷于停顿。据“民众教育馆”1945年9月移交书中的一份清单上记载“本年（1945）6月后，本馆全部房屋经日军数度占领，家具、器皿等物均多损坏”“8月，日本撤退后，复有燕京通州保安联队本部借驻半月，现在为新编第二十四军教导团第三营全部借驻。本馆移于大门外健康组、游艺室（房屋九间）临时办公。（所有）民众学校四班，妇女补习班一班因教室无着，均无法开课。为避免学生荒废学业起见，曾先后在馆外各处觅定适宜公共房屋三处为临时教室，但开学数日复为日军占用，迫不得已，只得暂时停课。一面仍寻觅相当房屋，以期早日继续开学。至于其他事业，亦因驻军关系，未能推行。本馆在顺义牛栏山设有实验区一处，本年因地方不清，家具等项迭受损失，上月该区主任为避免危险慎重公物起见，将所有书籍，分寄本镇，派员看管，其家俱则运回本馆保存”。
国民党接收后，“民众教育馆”更是有名无实，没有什么象样活动，就这样，勉强维持到通州解放。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教育馆，后来，又吸取了苏联的一些经验，从内容、体制上进行了全面革新，这样，民众教育馆就更名为现在的文化馆了。
写于1991年2月22日
改于200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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