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母亲这辈子从来没有主动过，就连做爱都没有睁开过眼——她这辈子没对任何男人说过一个“爱”字，这对她是空白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卫

国亚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送给父亲一个深长的吻别。这个最后的吻，也是第一个吻。

父亲叫国之杭，母亲叫张秀菊。标准的中国名字，普通的工人家庭。

2005年春节，国亚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到父亲的灵前，并把自己刚刚完成并出版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在父亲灵前焚化。

“我多么希望，能够有人把我这一生都写下来呀。”病中的父亲曾向儿子感叹。这部原本仅为完成父亲遗愿的书，后来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列为本科生必读书。国亚，这个以金融业为生的业余作家，因此备受关注。

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坐在沙发的一角捧读国亚的书稿。老伴走后，夜夜无眠。她曾无数次想用攒的600多片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

国亚认为，母亲很爱父亲，但这种爱“主要是亲情”。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国亚坦陈，“那就不好说了。”

国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活了30多年，从没见过父母之间有过亲热的举动。如今，母亲住在武汉中央商务区一个安静的小区里，平静度日。这个普通的中国妇女，至今还“觉得多说一个‘爱’字都是很羞耻的事”。

介绍对象

中国有两个特有的词：自由恋爱和介绍对象。国亚父母的结合属于后者。

母亲初次见到父亲，是1967年8月的一天早上。母亲被她姐姐领着，来到介绍人张大娘家里相亲。双方约好了时间，究竟是几点母亲并不知道，跟着姐姐走就是了。

因为辛苦劳作、省吃俭用攒下了40多亩地，外婆和外公被划为地主。母亲的命运也因此而注定。

母亲老家是河南滑县。那里的各种政治运动总是异常猛烈，而且还花样翻新，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文革”中就有一种“发明”：把挂木牌戴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在一起，弄一些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一次，一枚威力奇大的二踢脚在母亲耳边炸响，把她的右耳炸聋了。

这次批斗会之后，外婆就放出话来，要给母亲找婆家，而且越远越好。同村的张大娘经常跟着儿子一起住在郑州，于是她介绍了她在郑州的邻居，就是国亚的父亲。

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父亲22岁那年赶上“大鸣大放”，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的他给领导提了条意见，说他们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结果被打成“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教养人员，第一个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

刑满释放后，父亲当了一名铁路工人。那时，父亲交了个女朋友：20岁出头的大姑娘，工人阶级，个头比父亲还高，祖母也满意，只是太热心政治。每次上街，这位铁姑娘一看到哪里围着一堆人在大辩论，就立刻钻进去，拉都拉不走，这让父亲头疼不已。

父亲并不是一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冒的。他16岁参军时也是热血青年，刚到劳改营时也诚心诚意反思过自己。“困难时期”他身在劳改农场反而没饿着，吃甘蔗吃坏了牙保住了命。那时，父亲没有生存之忧，于是学会了观察和思考。父亲一直记得，他跟着劳改营的豫剧团第一次到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的情景：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新坟头，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父亲进门时，母亲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又老又瘦又丑，跟幻想差了十万八千里，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从此，她这一生再也没有正眼直视过任何男人，包括国亚的父亲。

父亲正好相反，“一眼看去就是你”。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三百遍、五百遍”地说过这句话。父亲对母亲说，要出去办点事。办完事回来，父亲请客下馆子吃了顿饭，事情就算定了。

母亲后来才知道，父亲出去办的事，就是和那个铁姑娘分手。父亲后来常常千百遍地感叹，是命运把母亲送给他的，他一定是感觉到了命运的召唤，所以尽管32岁了，多少年没沾过女的，总是觉着不能动。那个铁姑娘和父亲交朋友的时候，她到屋里总要把窗帘拉上，“她拉上我就拉开，她拉上我就拉开”。

两个月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证上，父亲年龄29岁，比实际年龄减了3岁；母亲19岁，比实际增加了3岁。16岁的母亲，那时还是个女孩，结婚时穿36码的鞋，发育成熟后穿40码。

扭曲的家庭关系

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免票的优惠，父亲带母亲到北京大姑家旅行结婚。在那里，母亲第一次见到祖母。

祖母被父亲的先斩后奏激怒，何况还是舍弃了工人，娶个吃“高价粮”的农村户口的。祖母见到母亲后，耷拉着眼皮，一口水都没喝，屁股也没落座，就把母亲打发到隔壁房间。躺在行军床上，母亲听着隔壁的骂声、拐棍打在身上的声音，真想从楼上跳下去。

后来，祖母回到郑州，母亲跟她住在一起。从此，母亲陷入无尽的深渊。

祖母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嫁给做官的祖父后一步登天，过门才1年就生了儿子，因为有功，更是骄纵。这个老太太在无数次命运的大起大落和历次运动中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斗争哲学。国亚分析她，首先是演技高明，会装慈祥装可怜；其次是善于分化瓦解，懂得把人分为同盟军和斗争对象。

贫困还给祖母塑造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见不得人多吃几口。母亲婚后一直吃“两样饭”，祖母吃肉，她吃面汤，饿得婚后第一周，整整一周没大便。春节前，趁着祖母和父亲去北京大姑家奔丧，留守的母亲才第一次吃饱了饭。祖母回来看到面箱空了，哭得几乎晕死过去。一半是报复，一半也因粮食短缺。在母亲一个人干完所有活之后，祖母在大年三十下午突然让她回娘家去。

“一听这话，我就自己给自己判死刑了。”这个逆来顺受的中国妇女对记者说，她本来打算一出去就往车下钻，但父亲偷偷跟了出来，还拉了她的手，这是父亲第一次拉她的手。父亲把新手表卖了，把她安置在旅馆中过了春节。

但祖母终于还是知道了，怒火更炽。初八这天，飞沙走石，行人稀少。母亲身上藏了一根晾衣绳，带上纸笔，来到跟父亲约会时去过的郑州人民公园。她写好遗书，上面写有家里的地址，并且嘱咐父亲不要告诉外公外婆是自杀，就说是车祸死的。她在公园僻静处找了棵松树，旁边有块突起的石头，她站上去，系上套子，比划好，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脚往前一滑，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太好了！”渐渐地，高音喇叭的声音听不见了……

后来，母亲被路人救下，死里逃生。再后来，母亲又一次被祖母赶出家门，跳河自杀，也被好心人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