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菊
菊能入诗,亦能入画。
古画里就有“梅、兰、菊、竹”四条屏。
菊,群芳中的隐者,在万花即将枯萎的时候,悄然于田野村舍、木栅竹篱、数影墙旁。孤傲冷峻的高士,凛冽的秋风中,品读着恬淡脱俗。宜肥宜瘦,宜蕾宜放;可眩黄郁金,可皑皑白雪,可水墨滴翠,可万紫千红;皆是一派自然潇洒的气度,自然也成了画家们笔下的所爱。菊花与兰花、梅花和竹子通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画家不倦的创作母题。
菊花何时入画,现在也难以查证,宋《宣和画谱》卷中在著录腾昌时,记述藤“卜筑于悠闲之地,栽花竹杞菊以观植物之荣悴,而寓意焉。久得其形,似于笔端”,这是绘画史中所见到的最早有关画菊的明确记载了。由此可知,五代已经有了画菊的风气。自五代黄筌的《寒菊蜀禽图》以来,画菊者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凡工花卉者,咸能为之,虽众若繁星,但无当空皓月。唐宋年间多用勾勒渲染法,以表现菊花的种类繁滋,色彩艳丽。出类拔萃者有黄荃、滕昌佑、邱庆余、赵昌、簧居宝等人。《全唐诗》中不见关于画菊的记载,说明唐代画界尚未注意到这一题材。入宋后,画菊花的人开始增多,但和画梅、兰、竹的人相比自然要少。一直到南宋、元代的时候赏菊、咏菊、画菊之风气才开始浓厚起来,热衷于画菊的画家开始多起来,如钱选、苏明远、赵彝斋、李昭、柯丹丘、王若水、盛雪莲、朱樗仙等俱善画菊,而且他们都以突出菊花傲霜凌秋的品格,在技法上摒去脂粉,唯以水墨图写。明清之际的吕纪、徐霖、沈筌、蒋廷锡均循此法。但明清两代画菊的人也不多,有陈淳、徐渭、沈周等人画过菊花,现有陈淳的一幅《菊石图》藏于故宫博物院。元明以来始有文人逸士,慕其幽芳,寄兴笔墨,不施脂粉,愈见清高,始创墨笔点染法,更显傲霜凌秋之气。含之胸中,出之腕下,全然不在色相相求矣。画中每题诗句,情景交融,更能直抒胸臆。成就卓著者当属徐渭、陈淳、石涛、恽南田、朱耷、李方膺、虚谷和吴昌硕了。中国人对菊花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情愫。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谦恭气质、倔强精神都通过菊花的载体表现出来。中国人喜爱菊花就像西方人喜爱玫瑰花一样,是国情、人情的体现。历代文人笔下的菊花形象也是中国人文化内涵的体现。菊花繁多的品种、缤纷的色彩在画家的眼里已并不重要,“黄花”成了菊花的替身。画家关注的是菊花“发在林凋后,繁当露冷时”的精神;“春露不染色,秋山不改条”的气节和“澹极名心宜在野,生成傲骨不依人”的风骨。即或逸笔草草,也能感地惊天……
清代人画菊花的也不是很多,其中以金陵八家之胡和扬州八怪之黄慎最为有名。
清初四僧之一的石涛画的《对菊图》,画法精细,望远景山峦重复,屋舍掩映山间树丛,中景溪水平静,近景院落内,有两松交错盘结,一高人对菊而立。笔法细秀苍劲。近代画家陈大羽的《松菊颂》,松柏龙腾虬跃,霜菊气韵生动。笔墨酣畅,色彩鲜明,溢出画外。笔墨功底厚实并以书法入画,显示出浩荡磅礴之气势。
至八大山人画菊,竟不以花蕾为主,而着重表现菊花的残叶、残枝傲霜之姿,从而画出了菊花之精神气质。菊花在画家墨气淋漓的笔下,幻化出一种冰清玉洁与空灵幽绝的境界。
画家们的画菊时题菊诗却是别有情趣。清代画家黄山寿反其意而写道“不是花中偏爱菊,迟开都为让群芳”,借菊花之迟开,真诚地写出了先人后己,处事做人的原则。扬州八怪的郑板桥在《画菊与某官留别》中写道:“进又无能退又难,宦途踞蹐不堪看。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道出了他与陶潜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气节。更有宋代画家郑思肖震撼人心的“题菊”诗“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味浓。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写尽了菊花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品格,表达了作者不怕杀头,不愿降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唐寅的《题菊花图》中写道:“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篱曲径中;尽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红楼梦》中薛宝钗所作的《画菊》诗云:诗馀戏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 聚叶泼成千点墨,攒花染出几痕霜。淡浓神会风前影,跳脱秋生腕底香。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
另外,菊花华丽、闲寂的风度也十分投合日本皇室贵族和文人墨客的情趣,长期成为日本皇室的象征,平安朝的宫廷贵族、文人墨客仿效中国重阳节饮菊花酒的习俗,赋诗探韵,酒为菊酒,杯为菊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抒发出的归隐情趣,也引起不少古代日本人的共鸣,他们在园林中广植菊花,以营造野趣。在江户初期画家菱川师宣所画的《余景作庭图》中,有一园画满菊花,并注明:“此名菊水之庭……池之周围结菊篱以植菊,以陶渊明之诗心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