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1军扩编成了新1军和新7军

1947年11月，他将新1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1军和新7军，新1军（军长潘裕昆）辖新30师（师长文小山）、第50师（师长杨温）、及暂编第53师（师长许赓扬）三个师；新7军则由新38师（师长史说）、暂编第56师（师长刘德溥）及暂编第61师（师长邓士富）组成，新38师原师长李鸿升任军长。

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元旦，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解放军）展开冬季攻势，连克彰武、鞍山、营口、四平，陈明仁主力被歼，东北国民党的军队被　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大的立城市及地区。

陈诚初到东北的时候，曾大吹“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但结果却是丧师失地，一败再败，致使国民党只能龟缩于几个中心城市，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沈阳百姓编顺口溜道：“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南、北站均在沈阳市内），以讽剌其窘境。这时候，国民党内东北藉朝野人土中“杀陈诚以谢国人”之声不绝于耳，蒋介石见陈诚智穷计竭，回天乏术，遂辙掉东北行辕，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任总司令。

长春成了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孤城

鉴于兵力不敷，四处受围的现状，上任不久的卫立煌收缩战线，将各部部署在几个中心点及附近很小的活动范围内，困守待援，或相机南撤关内。按照其部署，新1军被调到沈阳，拱卫“剿匪”总部，新7军则留在长春，与曾泽生的60军一起固守国民党的最北的据点，郑洞国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一职，指挥长春部队。

长春孤悬沈阳600余里之外，四面皆被解放军包围。早在围城之初，地处西郊的飞机场已落入解放军之手，两军相距的距离近则五六百米，远则不过千余米，因此，长春是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孤城。

时解放军正着意于锦州之敌，拟先取锦州而后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对长春则围而不打，围而打援，因而才有了郑洞国孤守南望的这段历史。

郑洞国将长春分城而治，以新7军守西城，60军守东城。新7军的新38师虽受过打击，但仍是守长春部队中兵力最强的，装备大体上保持着印缅时的水平；每班有轻机枪一挺，班长都配有冲锋枪；每排有六零迫击炮2门；连有重机枪8挺，师有七五山炮一营，全师有兵员11000余人，大小汽车近300辆，只是在解放军的强大围城部队面前，新38师无处使力，也不敢单独使力。

被困之后，长春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开始的时候，长春还有一些存粮、布匹、食盐，四郊的农民偶尔还推粮入市交换，守军也不时用“东北流通券”（国民党接收东北后在东北单独发行的流通币，比率为1元折合关内法币10元）去强购近郊的民粮，后来随着解放军的包围的收紧、缩小，农民不入市了，市里的储备日渐消耗，粮荒便显现出来。

1948年5月，新38师扛枪拖炮掩护暂编第61师出城抢粮，结果粮食未抢到，驻守城西的暂编第56师反被解放军一口吃掉2个团的人马，从此，新7军再也不敢出城干这种亏本买卖，只能呆在城内坐吃山空。

由于在长春驻守的时间长一些，新7军原先就贮备了一些大豆、豆饼，而60军是从吉林市调来的，毫无粮秣储备，除了向新7军借粮之外，他们便只有去酒坊酱园挖一些陈年酒糟充饥。郑洞国向蒋介石要求空投，飞机是来了，可每次只五六千斤高梁、大米，这对于有着20万军民的城市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可即便如此，空投还得看天气情况，一遇阴雨这点粮食也没有，为防止解放军炮火射击，这些飞机都不敢低飞，不少投下的粮食就这样飘飘荡荡地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守军气得操爹骂娘也没有办法。为争空投的粮食，新7军和60军还曾刀枪相见，一些部队更是可笑：按规定，空投之粮统归长官部收集，然后筹划分配，而一些部队待飞机来时即生火烧水，若米包侥幸落在附近，便抢来倒进锅里，等长官部的人赶来时，生米已煮成熟饭。“要我们卖命打仗，让我们吃顿饭去死，不算过分吧？”士兵说。看着这些面黄肌瘦的人，长官部来的人还有什么话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