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70后：施袁喜 离诗歌远一点，离现实近一点

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云南大理晴间多云，无风。

刚过而立之年的施袁喜，早上睡到自然醒，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北京。“朋友告诉我，昆明公交车发生连环爆炸，让我和家人注意安全，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感佩于互联网的伟大，使消息瞬间得以流布。”起床后，施袁喜没洗脸，就蹲在桌边抽烟，“想，是什么使我们生活在恐惧中？”后来他告诉我，“烟雾太大，想不明白。”

时光逆转到1977年3月22日，中国文革最后一年的春天，施袁喜出生在云南南涧乡村一个彝族家庭。“像安徒生的童年那样，我童年的沙乐河边，也有一座小磨坊，父亲一度是那里的主人，一个人孤独地守着哗哗转动的水轮。”初中时期，施袁喜开始写作。

最早是写诗，“一部分诗歌发表在南涧周围的杂志报刊上，日积月累，剪下来贴成的本子渐渐厚实起来，然后莫名其妙地丢失……”18岁那年，他带着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孩子读一些难懂的诗歌，创办学社，编辑校刊。高中时，他参加了某校园文学大赛，同台竞技的均为大学生，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不起眼的高中生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力压群雄，拔得头筹。

1997年，云南大学对这个出过诗集、获过文学奖的“少年天才”网开一面，将他录进了人文学院。进大学后，“我煞有其事地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日读书，装得像个知识分子，替世纪末的文学状况担忧，叹我身才华空负……”当然，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他也时常迷惑无绪，“有时整日拎着酒瓶，在校园转来转去。”

从1993年开始，施袁喜以《黑哀牢》为总题写了一大批诗歌，“一记闪电/扑在窗台上/雷声是你爹/吼着敲门”“牛羊在坡上吃草/你吃什么/五谷杂粮/和往事”，这些电闪雷鸣般的作品最开始在朋友内部传播，后来被发到网上。

一次，“中间代”代表诗人安琪无意中在审视诗歌论坛上读到这些诗歌，激动不已，“一种按捺不住的发现优秀诗歌的狂喜抓住了我，我的眼眶湿润，心跳加速，后背发麻，前胸紧堵……”安琪说，每当自己看到好作品，“就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使之更为广泛的流传。”

大学毕业后，怀揣文学梦想的施袁喜只身打马来帝京。之后，像大部分北漂一样，不停地搬家，成摞的诗歌跟着也跟着他从甲地到乙地。“完全是一头理想主义的豹子呀！”不久，他投身在传媒界负有盛名的《经济观察报》，“在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怀尧访谈录》采访的从外地到北京的文学青年中，有近60％的人会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投身于报社、杂志社、图书公司、网络媒体等单位，并等待时机寻求转型，施袁喜即是其一。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离开报社跳到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因为出色的编辑水准，很快升到主任编辑的职务。等到他离开这家出版社跳到中央电视台时，已经留下了一连串的成绩：先是个人诗选《白乌鸦 黑乌鸦》出版并受到诗歌界瞩目；酒后随手写下的《乌撒牧歌》被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乐队山鹰组合演绎后广为传唱；2005年责编的《富兰克林自传》获得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联合主办的“知识工程推荐书目重点图书”荣誉奖项；2006年责编的李银河作品《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入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作《梵高自传》则入选高中语文选修课教程。

“再干下去，搞个国家图书奖、五个一什么奖的也未尝不可。” 已经离开出版社两年多的施袁喜笑笑说，“这些迟到的荣誉，说明我稍微不小心，工作稍微认真点，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奖项。”随后他笑声更大，“遗憾啊，我这个一直在写作，而且和出版打过多年交道的人，没有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对于那些通过写作致富的人，他希望增加得更猛烈些，“作家成富豪的背后，更多地沉积着辛酸的血泪，以及艰苦卓绝的劳动。”

刚来北京的时候，施袁喜没想过自己会在北京停留到30岁，也没想过会做电视。“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态，能否以3年为时间段：3年报纸，3年出版，3年电视……如此下去，在一个又一个浩大的单位里，卑微地耗尽余生。”他若有所思，“人生没有几个3年。”

2008年4月期间，施袁喜离开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云南。“专事陪老婆，因为快要当爸爸了。”4月22日，他在个人的网络空间呐喊：“如有朋友来云南，请在昆明刹一脚。”

现在，这个一直在转型的写作者，是香港某传媒集团的杂志执行主编，该刊的部分编辑工作，可以在云南完成。“孩子就要来到世上，惊喜又慌张。”施袁喜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昆明，连云朵都慢腾腾的，不想干事，他说，在昆明，“下雨就冷，很容易就开始想念那些在北京的人。”就在本文截稿前不久，我收到施袁喜的短信，他已经是一位父亲了。“千金难得，是个公主，小家伙刚生下来时，重六斤六量。”短信结尾处，是个笑脸图形。

2008年10月27日。成都，细雨纷飞湿人衣。

头天晚上，杨黎和李亚伟、颜歌等一帮朋友喝酒直至深夜，等到聚会结束他晃回家时，已是凌晨两点。睡了大概八个小时，手机响起，杨黎被吵醒，等接完电话，睡意已经全无。

是日下午，在位于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杨黎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专访，这是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对话。

1962年生于成都的杨黎，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诗人韩东曾说：“如果天上掉一块石头要砸中一个天才，那被砸的人一定是杨黎。”然而，在部分公众和媒体人眼里，这个“天才”声名欠佳，甚至是一个与文学无关的人。究其原因，这和他的几次策划有关。

2006年赵丽华诗歌事件之后，杨黎为其打抱不平，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名为“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会上，他的朋友、诗人苏菲舒出其不意的裸体而诵，一时间引来众多讨伐之声，事后有人指责杨黎是该事件的幕后主使；2007年1月23日，杨黎又把自己关进一个“与世隔绝”的房子，声称在整整一年时间内，他不上网、不打电话、不发短消息、不与人接触、不看书报，除了吃喝拉撒就只有写作。但是正好如同质疑他的媒体所料，杨黎很快丢盔弃甲——在那所冰冷的水泥房子里，他只待了十一天。

对于这些广受诟病的事件，杨黎不愿过多解释，只是笑着说：“我不再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句话，因为地太深了，很多金子都会变成古董，所以还是需要折腾。”他更愿意聊的，是关于写作的话题。

“在我的阅读生涯中，大部分书是20岁之前看的，20岁之后，我就看得很少了。”最初，他看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后来开始涉猎外国文学名著，“找不到书看就满世界找人借。”

初中二年级起，杨黎开始有意识的创作，而且上手就是长篇小说。具体写了多少字，现在已记不清，“反正写了很久很久，厚厚的一摞纸。”到了高考前夕，他满脑子想的是“赶紧毕业吧”，在他看来，学校生活是不自由的，“毕业后就可以自由的支配时间，开始专业写作。”更重要的是，读过不少文学作品的杨黎，“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学问家了，认为念大学是浪费时间。”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高考揭榜之后，杨黎名落孙山。

从学校出来后，十七岁的杨黎就直接去了银行工作，并且一工作就是四年。期间，他继续小说创作，同时开始诗歌写作。但小说字数偏多，“我嫌麻烦，写了还要抄，所以更喜欢诗歌创作。”此后，他还认真阅读一些西方哲学专著，“比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之类。”

一边上班一边创作的生活，杨黎感觉还是不自由，于是辞职。1983年，二十一岁的杨黎写出后来广受文学界好评的《怪客》，并结识了一帮作家朋友，开始创办地下文学刊物。

时间水一样的流走，很快十年过去了。杨黎发现，整天和文学纠缠在一起，也不是办法，“没有钱呀，但是要吃饭。”1992年，刚满而立之年的杨黎下海经商。此时，他的想法明朗而坚决：“等挣够了十万，就转身回来写作。”此后，他和几个朋友合办广告公司。再后来，他跳出来单干，而且干得不错，“三年的时间，公司成了成都市十大广告公司之一”。

但这并没有给杨黎带来成就感，相反，每当别人喊他“杨总”时，他竟会有些不知所措。“老实讲，内心深处不想成为商人，还是希望回到文学创作。”1997年底，杨黎痛下决心，关闭了公司。我问他，开公司的那几年，是不是挣了不少钱，毕竟公司都被评为十大了。杨黎摇头，“除掉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

再次回到写作现场的杨黎，在感觉身心舒坦的同时，很快又遇到生存问题。情非得已，他给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一些媒体撰稿，“但从来不用真名，而且笔名也是不停地换。”在他看来，那些文章只是为稻粮谋，写得很矫情，“如果署自己的名字，现在肯定脸红。”

2001年，杨黎只身去了北京，期间逢年过节才回成都。“到今年为止，我在北京呆了整整七年，但上班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这是我一生中真正的专业作家的时代。”只是这个“专业写作时代”，他挣钱不多，还得靠女友接济才能过活。这期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小杨与马丽》和关于第三代的专著《灿烂》。

2002年底，杨黎完成个人首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写这部小说的几个月，是我生命中最安静的时段。每天中午起床，喝杯凉水就开始写作。我的床和我的电脑在一间屋里，我从床上起来到电脑前坐下，移动的距离非常短，这使我在整个写作中还像没有睡醒：只有当我偶尔抬头，看见窗外明亮的阳光，才明白自己就算醒了也是在白日做梦。”

《向毛主席保证》因杰出的叙述和诗性的语言，在文学圈内快速流传。遗憾的是，小说经过几家出版社都被退了回来。“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小说的名字。”不得已，杨黎将书名改为《少年烧》，“这样一来，又没有市场——啊，市场，多么了不起的怪物啊，它把我们时代的写作压迫得喘不过气。”灯光下，杨黎眼光闪烁，表情复杂，看得出，这个人很不甘心。

2008年五月期间，曾经办过地下文学刊物的杨黎，决定自己“出版”这部小说，“算是对这些怪物的反抗。”小说限额印刷了300本，每本独家300元。“我为它们编上了号，从001到300，还为每本签上我名字，而且此书并永不再版。”截至目前为止，杨黎发出去的书有157本，买书的主要是他的朋友。收到的书款让杨黎支付了印刷费、还了一些债，“交了一年的房租和度过了千年难遇的地震”。这些书如果顺利卖完，杨黎将得到八万元的利润。

“这些钱，会帮助我过上两年平静的日子。在这两年中，我会再写一本小说，然后再把它卖给朋友们。”我问他，如何看待目前作家在生存状态方面的两极分化，他说，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富豪作家不等于写得好，穷作家肯定不是因为写得差，——其实各有各的命。“我有我的快乐，作家不管穷富，都不要相互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