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来，知识分子的二度被边缘化”

主持人：当年的口号是“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许纪霖：对，是这批人，而不是知识分子。1992年搞经济以后，核心是商业精英，也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就有一个第二度的“边缘化”。

第一度“边缘化”，是在前30年的历史政治运动中被政治边缘化。到了1978年以后改变了，知识分子重新成为重心，但没有想到市场经济来了以后，第二度被“边缘化”，你的收入被边缘化了（中国社会还是蛮势利的，从古到今都是看有没有钱）。1992年以后，知识分子也是一度被边缘化的，就是你说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1994年上海的一群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发起了一个人文精神的讨论，我也是发起者之一。

主持人：还有王晓明教授。

许纪霖：主要是王晓明教授。我们为什么会提出“人文精神”？因为那时，整个社会突然“一切向钱看”、“以金钱为目标”。知识分子没有金钱和权力，但掌握了人文知识，，社会的价值在知识分子手里。于是，重提人文精神。我当时提了一个看法——“第三种尊严”，后来还以这个作书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小册子《第三种尊严》。金钱是需要的，权力也是必要的，但一个社会如果仅仅围绕着金钱和权力来转的话，这个社会是畸形的，是不正常的。同时，这个社会还需要第三种尊严——知识和人文，而这恰恰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

90年代前期和中期，知识分子突然一下子沦为了平民，是他们最痛苦的时期。当时最惨的是中国社科院，他们自己编了一个段子嘲笑自己：“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原来是社科院的。”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所以，知识分子一大批下海，没有下海的就炒股票，整个大学变成“商海”。但这个情况在90年代末很快就改变了。

“90年代末的学术大跃进仅仅是‘计划学术’而已”

许纪霖：国家财政能力加强后，就开始大规模往教育、科技投资。体制里的收入也增加了。知识分子哪边有钱就往哪边走， 90年代末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回归。9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大学、离开科研下海；9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到21世纪，大批人重新到体制寻租，回归“吃皇粮”。大批人回来了，甚至连作家也纷纷往大学走。这是一个很大的回归。

这个回归从好的方面来说，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体制的保障，不必再为稻粱谋，再到市场经济里去打拼。这是好的一面，他重新获得了部分的体面。但是另一面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开始依附于体制，而这个体制现在是有一些畸形的发展，我把它称之为“计划学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走市场化道路中，经济、社会不断地开放。但是，90年代末的这次学术大跃进、教育大跃进却是相反的，它采取的是强有力的一套国家规划的学术发展路子，比如说国家课题、规划。今天在大学科研体制里，整个学术的评价标准是有一个所谓的国家主导标准的，以国家为主导性的课题为中心的。

这几年都在讨论，怎么出大师？一个个大师都走了：王元化先生走了，季羡林先生走了……何时再能出大师？

国家主管部门好心好意，从教育部到人事部出了很多人才培养计划、大师培养计划。上海还搞了大师工作室，“含泪劝告”的那位（余秋雨）也成了大师了。但是，大师是不能培养的，培养出来的都不是大师。大师的培养方式是什么？搞经济的都知道，就是风险基金式的培养方式。让你们自己去干，把你们养起来，你们自己去胡思乱想，按照兴趣去创新。你要搞什么不来规划你，甚至也不严格来检验你，即使要检查也是隔五年十年。这样才能培养大师。大师培养就像风险投资基金一样，（十个之中）九个失败，一个成功。即使有一个成功，所有的本也都捞回来了。

主持人：这个成功率太高了，十分之一。

许纪霖：十分之一也太高了是吧？对。

主持人：但是现在的体制很像一个供销社在采购。

许纪霖：国外拿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有什么成功诀窍？答案是好玩。他说，我每天走进实验室，就带有新奇感，觉得自己会玩出一个花样。没有人逼迫他一定要有什么目标，最后一不小心就玩出一个诺贝尔奖，都是无心插柳的事情。

中国现在树立的各种目标、各种项目，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于是大家也就报一些保证成功、绝对不会失败的，所谓创新系数很低，甚至没有创新的（项目）来糊弄。真正有创新的东西很少，因为，有创新的东西一定是风险系数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