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我不能改变世界，但能改变我的课堂

[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之三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

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今天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多少power，但总是有你做主的一块小小的地盘，能不能把你作主的地盘搞成一个特区，搞一个根据地

解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

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

搞现代化，首先要靠知识分子

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争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是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

这几年揭露了这么多抄袭案、腐败案，前两天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还晚节不保。客观说，虽然这些案例在大学里是少数，但问题是，风气坏了

知识分子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

如果你是知识分子，那么你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代表人类所普遍公认的一些基本价值标准，有些是伦理价值标准，有些是政治价值标准

儒家的道德理想，晚清开始就慢慢破灭了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实在看不下去了，自杀了。他说，他不是殉清，是殉文化。中国文化亡了，活着也没有意义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正在两极分化

一极是学院知识分子，统称为专家——知识太多、公共太少，不再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另一极就是媒体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知道分子——公共太多、知识太少

出品：李玉霄 监制：赵国臣 制片：郭法德 统筹：vingie 本期编导：金波 郑晓艳 魏青科 本期后期：吴林涛 本期摄影：张贺庆 陈培(腾讯新闻荣誉出品版权所有)

【简介】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要尊重民意的话，首先是尊重知识分子”

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是腾讯网在建国60年期间隆重推出的一档高档主流专业的历史谈话类节目，该节目将邀请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做嘉宾，就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今天我们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教授给我们谈知识分子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知识分子政策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动力，但事实上却被当时的社会抛向边缘。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重新回到主流，此时却发生了更多事情。

许纪霖：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从古至今都是被代表，他们需要通过别人来表达，自身没有能力，也没有空间来表达意志。那么，谁在代表？历史上看来，一直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通常是民意的代表者。如果说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要把建国60年以来的知识分子问题说清楚，首先要从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说起。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重心。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士（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它和农工商是完全不同的阶层；农工商是民，士是精英。士大夫有特权，不仅有经济特权，还有直接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的特权，就是前面所说的“代表民意”。

晚清发生变革以后，情况有了小小的变化。此时，社会其他阶级开始（建立）起来，比如商人阶级和军人阶级。从晚清到民国初，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传统的士大夫相比，开始发生两个趋势的变化：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位置在下降，因为整个社会世俗化，他们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相反，军人、商人地位却在上升。另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上升。特别是在民国期间，知识分子控制了媒体和大学，通过这两者，他的社会影响力比古代士大夫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1949年建国以前，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是想重建社会重心，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以自己的理想来打造一个新的国家，但是这个梦想破灭了。

为什么破灭了？因为背后失去了支持他的社会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新的一页。建立新政权后，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并不清楚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新中国发生着什么样的关系。

当时，解放军一进城，无论是进北平还是上海，带来的完全是新气象。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迅速地在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接受了新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