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正在两极分化”

主持人：当时我跟《南方周末》说这个东西不新鲜了，因为在民国选总统时，上海就在妓女里选“花国总统”。实际上也是媒体在促动：在报纸上印选票，看哪个集团的实力强，然后选上总统。这是对新民主状态的一种操练，但是他们却附属了太多的东西。

现在如果想立身于传统型知识分子，他们自身的生存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在解释中国这个复杂社会时，要求我们的知识、我们知道的真相太少了。所以，作为一个传统型知识分子，想在公共空间里对它进行批判也非常困难。

许纪霖：我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称为“两极分化”。一极是学院知识分子，统称为专家——知识太多、公共太少，不再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另一极就是媒体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知道分子——公共太多、知识太少。公共与知识之间如何获取平衡？媒体知识分子如何更多地有知识，而学院知识分子如何更多地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这两拨知识分子需要互动和和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相互看不起。

八十年代不是这样的，民国时知识分子也不是这样的。最优秀的一批人既在学院又在媒体。

主持人：对，启蒙时代也是一样。如今，媒体缺乏思想资源，因此，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媚众了，包括现在说“维权”。我在这里批判一下，因为我和这些人也很熟。有些人的立场是第一位的，事实都不掌握，就开始做出一种结论性的东西，因为他需要一种斗争的姿态——好像掌握了，但实际上什么都不掌握。就像我们说的“又红又专”，他不够专，但是却先要站在“红色”的道德正义的立场上，事实上，媒体知识分子就变成真正的“毛”了，他连知识的“皮”都没有。

许纪霖：现在有太多的政治正确，政府有政府的政治正确，民间有民间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会造成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立场，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首先考虑的不应该是站在哪一边，而是你是否站在真理这一边。遵从的不是立场，而是反思所带来的知识。

“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

主持人：遵从的不是利益考量，现在利益考量的太多。

许纪霖：因为利益会导致人陷入某种堕落，同时，简单的一个所谓良知也会产生各种幼稚。只要我立场对了，一切就天然对了。

今天这个时代发扬职业道德精神，不是一个空话。作为历史学家，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回到传统。因为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非常好的传统。只有把这个传统承接下去，才能知道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然而，今天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政治运动和市场经济的腐蚀，我们把历史上最坏的传统继承了下来，而好的传统现在仍在淹没、消减。

主持人：二十世纪的反智论、民粹主义是歧视知识分子，以前是他人在作贱，现在有时是知识分子在“自贱”，都是非常可怕的。

许纪霖：讲到最后，我们需要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一方面，我们需要比较宽容的、符合人性的制度环境来重建知识分子的传统。另一方面，也需要有精神重建，因为如果精神垮掉了，好的制度同样会变质。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是“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但是两者不可或缺。不管现在是怎样的制度，不管有多少抱怨，每个人首先应该有一种自觉，从自身做起。

我这几年一直讲一句话，这句话据说在网上传的也比较多，是在一次访谈中讲的，后来做了标题。“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我的课堂我做主。”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多少power，但总是有你做主的一块小小的地盘，能不能把你作主的地盘搞成一个特区，搞一个根据地，有一个好的制度，有好的风气。你就是成为一个典范。我相信，如果中国有越来越多这样大大小小的“井冈山”，这个风气就会慢慢改变。但是可惜的是，今天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是严于律他、疏于利己，太多的批判、太少的实现。所以每一次演讲别人问我，知识分子怎么办，我说没什么办法，从自己开始做起。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点滴改良”——点点滴滴地开始做起，也许未来会给中国打造出一个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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