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初，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

主持人：在美国轰炸日本的时候，梁思成也帮助美军在地图上勾出日本的一些文物，比如说金阁寺，比如说不能轰炸京都。这都显示了对古典文化的一种态度。

许纪霖：解放军走了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拥抱在一起，他们觉得义师来了。虽然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但是这一件小事让他们觉得至少在政治上是认可共产党的。解放以后，林徽因当时已经重病卧床，她忽然像换了一个人，在床上指导师生们设计国徽，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徽因是国徽之母。

举这个例子是说，解放之初，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的，他们有过一段“蜜月期”。因为新政权的确给中国带来了知识分子曾经渴望的国家独立、统一和清除腐败。这些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比自由更高的目标。

主持人：而且，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圈子是右翼知识分子，是英美派的。

许纪霖：他们当然是英美派的。新政权一开始是赢得知识分子的民心的。这不是指个别人，是普遍的。就连梁思成、林徽因的好朋友金岳霖（大哲学家）也说过，国家有自由了，自己个人的自由少一点也不算什么。从这句话，能看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是什么。

但是“蜜月期”持续时间并不长。为什么？新政权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纳入到新的体制、新的生活，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但是，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因为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他们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他们有这样的好奇心，甚至也想能够和新政权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思想改造并不是花了三五年时间缓慢进行的，而是急风暴雨式的，想得通要改造，想不通也要改造。改造中虽然有学习，但是更重要的是自我检讨，需要他们深挖自己历史、思想当中的资产阶级的“根”。

主持人：所以，知识分子团体的凝聚力原本是非常强的，通过这种检讨，人心一下子散掉了，变得相互不信任。

许纪霖：对。但是，当时共产党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待遇也是相当不错的。

主持人：对，当时还是工薪制度。

许纪霖：解放初，通货膨胀还很厉害。当时知识分子是实物制，他们的工资是发大米或小米，是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所以手中还有些钱。当时共产党干部还是供给制，什么都是公家给，并没有零花钱。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就非常羡慕夏衍（夏衍是知识分子），说，你还有稿费，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你比我有钱。可见，解放初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

1952年、1956年搞过两次教授定级、艺术家定级，一级国家演员、一级教授等的分级制度。一级教授待遇是非常高的，有（每月）400多人民币。

主持人：基本上赶上毛泽东了。

许纪霖：非常高，而且级差拉得很开。

“搞现代化，首先要靠知识分子”

许纪霖：四十年代以后通货膨胀就更厉害了。知识分子一沦为赤贫，就开始和国民政府离心离德。堂堂大教授闻一多，在三十年代有三四百大洋的工资，《骆驼祥子》里写到，三十年代的北平，每个月七个大洋就可以养虎妞，生活达温饱。这笔钱足够养一家十几口人，甚至还可以养几个保姆，已经是贵族式的生活了。到了四十年代，这几个大洋不值钱了。大教授闻一多不仅要到中学兼课，还要自己刻图章来赚一点零花钱。

主持人：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善，甚至在恶化。

许纪霖：不仅没有改善，到了后来还要靠美国面粉来救济。像朱自清这些有民族骨气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很不满，就不去领美国救济粮。打内战打到这种程度，最后只能靠人家的洋面粉，这是国耻。后来这么多知识分子倒向新政权，和国民党“烂掉”也有关系。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有“蜜月期”。1957年 “反右”运动，却伤害了55万知识分子。 “文革”就更厉害了，不要说知识分子，连干部都无一漏网。

邓小平在对待知识分子上和毛泽东是不同的。邓小平出过洋，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见识过现代化的大世面。他知道欧洲富强的原因是依靠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是宝贝。“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在江西时，他看到民间疾苦，所以，七十年代末，“四人帮”一被打倒，重新要搞现代化，他就意识到，首先要靠的应该是知识分子。

主持人：所以他提出“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

许纪霖：对，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1975年搞整顿时，邓小平树的第一个标本是陈景润。陈景润是个书呆子，不食人间烟火的数学家。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争。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文学》发表徐迟的《迟来的春天》，写的是陈景润。陈景润现在看来是一个不正常的迂人，那时却成为全民的楷模。现在讲“知识改变命运”，改变的是个人的命运，那时讲“知识改变命运”，改变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知识来报效祖国。

八十年代是很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我1977年末进大学，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那时候的大学氛围不是考各种证书，而是一腔热情，报效祖国。因为祖国突然有希望了，个人的希望就和祖国的希望联系在了一起。那时候的人们从不担心个人前途怎样。祖国好了，个人就好了；大河满了，小河就满了。当时每个人都这样想。从来不去考虑四年毕业后做什么，谁讲这个就很庸俗。大家关心的都是国家的命运、四个现代化、富强、民主……

整个氛围一直到1984年，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建国35周年（的国庆阅兵）。北大、清华的学生慢慢走过天安门金水桥，小平同志站在上面。学生们突然拉出一个横幅——“小平，你好”，小平看了非常开心。1978年到1984年期间，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和党的第二度“蜜月”。因为那时，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就是重新搞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有政治的现代化，就是朝民主化的方向努力。

六十年间有过这么两段“蜜月”，期间还走过一段弯路。后面发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曲折了。在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目标还是要搞现代化，但是要搞什么样的现代化，内部已经发生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