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海说他姨父是巩泗亭，这巩泗亭前窝有一子一女，名巩庆会、巩庆花；其继室丰海的姨母亦育有一子。我一听，7年前在县城上高小时的一次遭遇顿时浮现眼前。
    因我老家地处偏僻山沟，上高小要跑十几里走读，幸而父亲在县邮政局工作，我乃于1950年春考入城内完小，就寄住在邮政局。
    这城内完小原是旧县政府的大院。有一天晚上院内放电影，邮局没有小凳子，我只好带了一个他们办公用的杌子。放映还没有开始，就听后面有人喊我凳子高，叫我“滚出去”。我回头一看，是个满脸横肉、凶神恶煞般十七八岁的家伙，就只好把杌子放倒。但他还是不依不饶，我说凳子已经放倒了，没有别的办法儿。他气势汹汹地跑上来要动手的样子，我则一面据理争辩，同时仍坐下不动。那家伙虽然很凶恶，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却也没敢动手。至于我，举目无亲，孤立无助，而城里人又没有一个肯于打抱不平的，也就只好忍气吞声。后来打听得他叫巩庆会。
    至于巩泗亭这名字，我早在邮局就听说他是个反革命，而且在西关大街见过一处很阔气的叫做“泗亭”的门头。想来一定是他家的买卖了。
    到此番夜宿同学亲戚家，才第一次将这凶神恶煞的巩庆会和历史反革命的巩泗亭联系起来。
    同时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窝囊，腌臜。正所谓冤家路窄，我怎么会鬼使神差地睡到他们家的被窝里来了呢？
    但同时又不免无限诧异——50年代，农村的“地富”子女个个俯首帖耳，低眉顺眼，而反革命子女的巩庆会怎么会那么霸道、嚣张？可见农村、城里真是两重天！
    我于是又联想到，常听人们议论，城市资本家的地位比农村的地主富农高得没法比。资本家虽然公私合营了，但还可以拿“定息”，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参加革命，上学就业，都不受多大影响。但地主富农可就不同了，地主被扫地出门，富农被分房分地。之后是地富分子受管制，其子女也没有地位，特别是有的儿子找不上老婆，以致断子绝孙。只有少数城市里有资本或商号的，“被斗”之后，举家迁往城市，才免于在农村那样的的遭遇。
    想到此，城里的巩庆会如此嚣张、霸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想来城里的“地富”、商号之类居住分散，很难统一管理，致使部分恶霸、反革命及其子女照样横行霸道，欺负弱小。
    这与我们农村民风淳朴的自由空气真是两重天。
    但无论如何，此番夜宿经历是我今生遭遇的第一件窝囊事，而且刻骨铭心。半个多世纪以来，每一触动，便挥之不去，令人作呕。
    后来，阴丰海考入曲阜师范学院数学系，我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但此后就失去了联系。只有一次，山东语法研究会在我们县城举行，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联系到两位初中时的老同学一起吃了顿饭，其中一位就是阴丰海。而我几十年来就想打听巩庆会们的下场，但见了丰海之后，是不便再提呢，还是无心再提，所以竟没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