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诗歌评论家李少君不遗余力地在当代汉语诗歌圈提倡“草根性”诗歌，直到最近（2009年3月11日），他在答《海南经济报》记者问时，再一次阐述了什么是诗歌的“草根性”。在笔者看来，李少君对“草根性”诗歌的提倡已逐渐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草根诗学”。更有意思的是，李少君从2005年左右开始，将自己的写作重心转向了诗歌创作，写出了一大批质量上乘、境界极高的作品，如果从“草根诗学”的理论视点来审察这些作品，其中的优秀之作无疑也是“草根性”诗歌的典范之作。
　　
　　一、“草根性”与“草根诗学”
　　
　　2003年，李少君写出《寻找诗歌的“草根性”》一文，提出“草根性”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并不是他的发明。据查，“草根性”是对英文“grass roots”的直译，英文中的这个词产生于19世纪美国的淘金热，意指草根之下埋藏着黄金。后来词意扩展和衍生，成为一个广泛应用的社会学术语。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对grass- roots有三种释义：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显然，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个词与官方、体制或上流社会相对；从文化角度看，与主流、中心或精英相对。二者都是对“草根”本义的借喻，其价值指向在于肯定“底层”和“基础”，且暗含着“根本”的意思。李少君在汉语诗学研究中借用此词也有一定渊源，因为他知道，“草根”一词在“台湾香港1960、1970年代就常用”[1]。
　　
　　但是，作为中国当代诗学中的“草根性”显然别有意味，它主要指的是诗歌的“本土性”和“个人性”，而不是“底层”的意思。
　　
　　“草根性”作为一个诗学理论的词根，李少君对它的解释前后是有变化的，表现出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过程。最初，“草根性”“就是指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具有鲜活的一种生命力的诗歌”[2]。“一首诗或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能否从里面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 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人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3]”这时，“草根性”主要的内涵是着眼于“个人化”和“原创性”。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所谓的“现时性”，李少君《现时性：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倾向》一文，主要通过对“第三代诗人”（于坚、孙文波、肖开愚、翟永明等）的写作转型来考察汉语诗歌在九十年代出现的“现时性”特征，即“具有痛切的个人体验中的当下性与现实性”[4]。这句话也大体上可以概括李少君对“草根性”的认识，这种来自当下与现实中的个人体验即“草根性”，大体上又分两种范式：一是作为“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的产物”[5]的杨键诗歌模式；二是“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经验的产物”[6]的黄灿然诗歌模式。这一认识显然还不具备清晰的概念化特征。
　　
　　与此同时，“草根性”的另一层更本质的含义一开始就若隐若现地现出没于李少君各种文章的字里行间，这就是“中国性”。《寻找诗歌的“草根性”》一文的写作主要就是针对“新诗开始时就是引进的，拿来的，是与自己的诗歌传统完全断裂的”[7]这样一种诗歌现实而展开的思考。他不满意新诗“生硬、机械、缺乏活泼灵动的本民族气息，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新诗的代表性诗人北岛还被西方评论家质疑缺乏‘中国性’，缺乏独创性，与其他西方诗人的创作没有多少区别……”[8]因而寄望于“‘草根性’将转化为一种内心的本能的力量，支持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从而创作出具有原创性特征的独特的具有‘中国性’的诗歌，也才能最终完成学来的新诗本土化草根化的过程……”[9]文中提到对北岛的批评，见于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90年发表的关于北岛英文诗集《八月的梦游者》（The August Sleepwalker）的书评（其汉语译文《什么是世界诗歌？》载《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该文站在全球化视野中，用“世界诗歌”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新诗、印度新诗”以及“日本新诗”，几乎将欧、美以外的现代诗都视为欧美诗歌的“山寨版”。这个判断也许过于武断，但并非文化“构陷”，它有其特定的真实性，对中国诗歌来讲，也未必不能成为民族化反思的一个契机。
　　
　　从那以后，李少君将自己的诗学视野转向东方，对中国的古典诗歌和诗学进行了研究。他对古老的“诗教”传统尤其动心，服膺于孔子的诗学理念，主张恢复“诗国”传统，颇有孔子“吾从周”的某种风格和意味。于是，他在多篇文章、访谈、讲话中反复强调“诗歌乃个人日常宗教”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古代，诗歌确实是中国人的宗教。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中国历史上人的成长与教育与诗歌的关系之密切。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籍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故林语堂曾指出：‘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如何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种仁爱、悲悯情怀。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诗的位置是无法彻底根除的，最多是有时候隐藏一些，有时候张扬一些。……所以我曾感慨：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在古代，中国人失意时、悲观绝望时，诗歌都能给他们心灵的安慰，因为诗歌里有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力量。[10]”
　　
　　通过对当代诗歌的“全球化”之痛和“中国性”反思，“草根诗学”终于瓜熟蒂落。2006年1月，李少君在他编选的《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序言》中，对诗歌的“草根性”作了如下定义：“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11]”作者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这里的四个“针对”和四个“强调”意义明确，都是当代诗学理论和评论界长期热议的理论命题。另外，在《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一文中他又重点阐述了对中国当代诗歌“西方化”和“观念化”倾向的认识，并进行了严厉批判，实际上为前面的定义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阐述其具体所指。
　　
　　笔者认为，“草根性”所“针对”的四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为两个。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观念化”其实也就是“公共化”——个体放弃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不付成本地共享公共观念，并用之于写作。这四个问题归结起来仍然是老生常谈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现代汉诗的“西化”问题，“由于与中国古典的诗歌发生了过于巨大彻底的断裂，新诗在形式上一开始也不自然，只是模仿来自西方的翻译诗歌。[12]”一个是“观念写作”的问题，“观念性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界占主流位置，背后的深层原因还可能是所谓追赶意识导致的。这是所有后发国家的通病，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而观念、思潮是最容易学的……[13]”
　　
　　与之相应，“草根性”的四个“强调”也可简化为两个：“本土性”与“个人性”（或“经验感受性”）。因为“本土性”与接续“传统”本身是二而一的问题；“经验感受”与“个人性”同样如此。这两个方面又可以用一个字（“根”）来概括：“一言以蔽之，它强调‘根’，强调来自‘灵魂’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觉。[14]”这个“根”字同时有两方面的内涵：民族文化之根；个体生命之根。联系到李少君个人成长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根”字的现实渊源：对他个人的学术和事业产生过最重大影响的人物韩少功先生正是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前提，“本土性”与“个人性”恰恰是站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背景上来谈的，强调前者不是为了撇开后者，其最终目的在于融合、转化与创新。李少君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过中国当代诗歌有“三大传统”资源，都应该加以借鉴和吸收：“构建和确立当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和构建和确立现代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一样，绝对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绝不是封闭自恋的，而是一种大融合，我个人认为：当代汉语诗歌到了一个转型的关口，我们面对着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和发展仅九十年的新诗，那么，对于这三大传统，当代的诗人如何认真消化、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是一个大挑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