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呢？主要是人心所向、感同身受，大家实际上想到了一起，这个社会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作用。在这种作用下，我们的民间社会就变成了我刚才说的一个互联网社会，这个互联网是没有中心、没有领袖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主体。每一个主体之间、每一个节点之间通过精神上的联系，彼此互动、彼此感应，就象是南岭的树与树之间、树与空气之间，通过这种无形的联系改变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合力。事实上这时也不需要中心、也不需要领袖，处于完全自发的状态，这是一种最好的状态，最自然、最健康的状态。

第三，这样一个博弈时代，它是非暴力的时代、非战争时代，它是一个和平时代。每天都在变，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往前走，但是社会代价很少，社会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和平的，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样呢？就像我所说的不以政权为目的，要改变的仅仅是规则，仅仅是一种意识，仅仅是一种文化，而不是去打倒某个具体的目标，去推翻某个具体的目标，这不是它们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个社会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苦难，是什么造成的？根本上说它是那种不好的规则造成的，是不好的规则体系造成的，人在本质上其实都是善良的、其实都是好人，只是当这种坏的规则体系深入人心，控制了他的精神世界，他才变成了一个坏人。我们对这种人不是打倒他，从世界上消灭他，或者是取代他，我们只是需要帮助他驱除他心中的“魔鬼”、控制他的那种规则体系，只要他能够告别这样一种坏的规则体系，他就可以还原为一个人、还原为一个文明人，才可以被文明社会接纳，这个文明社会就会给他机会，这就是说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种力量它都有后路，都有机会，因此没有必要跟整个潮流对抗。所谓穷寇勿追，为什么不追呢？你把人家逼急了、逼的人家走下坡路、死路一条了，人家也会倒过头跟你拼命，咬也会咬你一口。但是我说的社会博弈不是这样，给每一个人、每一种力量机会和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好说好商量，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商业理性。

以互联网的形式展开的公民运动这是最健康的、最好的，当然又是很难应对的，可能是最难应对的。互联网上的每一个节点，似乎看起来个体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似乎都不堪一击，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每一个节点力量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它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它跟其他节点之间、跟整个互联网之间客观存在的这种精神联系。这种精神联系可能连节点中的人都不知道，只有当事情爆发时才知道原来我这么有力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节点都不能去侵犯，每一个人你都不能去侵犯，你侵犯了一个节点，就可能等于侵犯了十个、百个、千个节点，甚至等于侵犯整个网络。你侵犯了一个人，可能就等于侵犯所有人，就会引起集体众怒，激起所有人的愤怒。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强大的力量它都没有办法面对整个网络，没有办法面对所有人的反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导致公权最后不能不讲规矩、守规矩，没有必要侵犯一个节点时他不愿意去侵犯这个节点，没有必要去侵犯一个人时他不会去侵犯一个人，这样他就会很收敛、很节制，逐渐地变得文明和理性，我想这就是训政，最好的训政。权力怎样才能受到节制？只有面对巨大的互联网时，才不能够不可知。

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路径，我想大致是这样。今天我讲的局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不能说它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不能说已经完全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我相信它是一个苗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今天的讲座，既是对现实我个人的一种概括、一种总结，我愿意更多是对未来的推测、预言，虽然我作为媒体人，就像医生一样，每天不可避免要接触大量的苦难，太多的病态，但是我仍然是乐观的，我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仍然是乐观的，我的心态仍然是积极的。

我大概讲到这里。谢谢。

主持人：谢谢。刚才他演讲开始之前说大家不要抱太多的期待，但是我们在其中听到无数的期待。中国需要转型，中国正在转型，这些都是事实，而且需要以理性、建设性的心态和形态来推进和完成这个转型，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期待。

刚才笑蜀讲到在中国的转型中媒体是主导力量，我想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可能还需要一些小心的求证。当然我是很认同，在这个转型中媒体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参与力量，但是它是否已经到了主导的分量，可能还有待于观察和存疑。刚才笑蜀也提到了，中国转型社会中在目前像厦门PX这样一个典型事例呈现出来，中国呈现公民社会时代，这个看法我非常佩服。其实转型之下，肯定每个公民都有表达的欲望，而在一个公民新闻这样一个技术成熟了、意识也成熟了的条件下，每一个公民必然也会获得表达的能力，表达的欲望和表达的能力兼备之下，中国的转型必然会越来越迅速。

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我们就会想究竟是媒体主导，还是公民自己在主导，这可能是一个很令人疑惑的问题了。总而言之，笑蜀的演讲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也许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却会关心你”。在新闻媒体关心和推进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套用这样一句话，“也许你不关心新闻，但是新闻却会关心你”。

接下来是互动交流的环节，欢迎大家提问。

陈敏：我想先讲几句。

第一，我希望大家提问，主持人回答听众提问是最专业的；

第二，开场白我搞忘了，做一点纠正。主持人介绍我是资深媒体人，我其实进入媒体是三四年的历史，我原来是教书的，在这一点上我也不如主持人，他出来就是媒体人。欢迎大家给主持人提问。

现场观众踊跃提问

现场提问1：谢谢笑蜀老师慷慨激昂的演讲，让我们增多了建设公民社会的信心。但是我的问题，就像主持人所提的问题一样，是不是你身在庐山之中，是媒体人的一种夸大、神话和自恋呢？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一种民意的暗流，媒体仅仅是作为人民的喉舌发挥作用，我看到你分析时讲到商业理性，很重要我看到很多媒体的非商业理性，比如说大家疯狂地报道杨丽娟事件，或者在矿难现场领红包等。

陈敏：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不排除我现在本身是媒体人，过于自信甚至于自恋的因素。但是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讲，不做中心之论的话，就客观形式进行分析，我想我的判断、我的逻辑并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媒体主导跟公民主体二者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媒体主导和公民主体是可以齐头并进的，公民是主体，是整个公民运动的主体，但是主导、起着带动性作用的，仍然是媒体。我前面讲了，我们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定型，我们社会公民这种自觉意识的培养，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它是主体，但是它往往可能难以主导。如果非要说是公民主导的话，那么我想它也主要是通过媒体这个平台来主导、来倾诉、来表达。但是我们作为媒体人都知道，接到读者的来信、投稿或者是爆料，这时我们的选择仍然是以我为主。在报道的过程中，主导地位是不变的，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媒体理性和媒体的商业非理性，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不能因为媒体的非理性来忽视、轻视媒体的商业理性有积极的作用。媒体的商业理性这种积极的作用，在客观上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不因为媒体的非理性，媒体的理性就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是第一点。媒体的商业非理性，我想更多不是因为媒体的商业机构性质决定的，更多是因为在目前这个特定的社会状态之下，媒体的公共关怀、媒体的人文关怀、终极关怀、表达的路径、表达的渠道有限，很多年轻的记者、很多年轻的编辑、很多年轻的媒体在屡屡受挫之后，我认为能够像我这么乐观、积极的，应该说不是很多，可能更多的青年传媒人怀着理想、怀着热情投入社会之后，经过三年五年的摸爬滚打满身伤痕，然后失望、迷惘了，甚至是绝望了，然后既然我不能做职业，既然我不能真正做新闻，那么我就赚钱去了。这可能不是由于他的本性所导致的，或者说他的本性当中有这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在正常状态下会得到压抑、抑制，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是他本性中的一种东西，被无限地放大，然后说媒体是非理性的。

现场提问2：我本来提问的不是下面的问题，而是其他的问题。但是刚才听到第一个问题引出我现在的问题。